作者：杨凯

    记者：我前年到你昆明的工作室，就看见过你这个展览里的部分作品，这两年都在画这批作品吗？
  
    毛旭辉：这个展览的作品是07年到08年上半年画的。作品准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作品的创作期比较长。去年9月先在阿特塞蒂首尔的画廊办了， 现又拿到北京办。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剪刀这种语言和符号？
 
    毛旭辉：我觉得这是一个形象，是一个造型。我创造出来一个形象。虽然剪刀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我创造的。但是剪刀在成为艺术形象方面，是我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形象在绘画，在造型中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形象鲜明的作品，对人的影响比较大。或者说形象更接近于视觉艺术对人的冲击力。其实今天这个时代都很注重形象。无论是市场还是政界，他们都有一些很特殊的穿着，特殊的一种带有符号性的标志。这其实成了一种今天这个世界人类普遍使用的视觉手段，我感觉到视觉的因素越来越有更大的影响力和空间。我的理解是一个艺术形象用符号来阐释就简单化了，影响了它的想象力。我以为绘画艺术的这些规律，或者是美学上的东西，将它们说成是符号容易跨越了文化领域成了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我以为应该还原其艺术本来的意义和魅力.
   
    记者：在你以前的作品当中，剪刀从90年代中期，都是你绘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符号，虽然不具体，但它总是和周遭发生一些关系。从07年到现在，你的作品完全就是一把单纯的剪刀，很单纯，单纯的没有表情。那么追求这种单纯，是不是跟你的创作或者是你的人生体验有关？或者说你的语境中把剪刀当成是一个什么样隐喻的对象？
   
    毛旭辉：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因素都有。说到创作的话，它肯定是一个从无到有，或者是无中生有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一种变化的方式。剪刀出现在我的画面当中，开始的时候，它只是画面里的一个因素。因为当时我是在画《日常史诗》的系列，常常画自己家桌子上的东西， 桌子上面有剪刀、有药罐、有药片、杯子、书本、及各种日常生活的杂物，就是我自己生活的一种场景，有吃的，有烟灰缸等等，有靠背椅。和我当时的生活有关系。因为93年开始，我的身体就不适， 常常看病吃药.

     就是说一切是从日常生活的事实里边开始的，是自己家里的日常情景，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里边，比较多。后来在画面上，觉得剪刀这个东西，视觉上的效果让我特别喜欢。就是通过画这些东西感觉到的。然后剪刀就很自然地在画面上成长了起来，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突出，超越了其它的东西。当初剪刀的形象和一些环境，建筑，沙发、其实很多都是自己家庭的房间，还有过去住的楼房，小区的环境以及我自己的形象并置在一起。一直到最后，到90年代中期就慢慢独立起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而存在，是这样慢慢走过来的。从94年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头了，到这个展览，它就更加抽象和和平面化。简单地说是这样一个过程。
   
    记者：看你的绘画，我以前从你的《圭山》组画里面都用了大量的“红土”，用了很多鲜艳的颜色，不知道跟你的色彩经验是否有关系？后来你的作品完全就是很单纯地一个颜色或者是两三个颜色，很多都是绿色、红色，甚至还有一些灰色。你为什么会大量用很响亮而又很单纯的颜色？
  
    毛旭辉：你提示得很对。我觉得和我自己长期生活的地方有关，或者和它的地理环境，和经验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云南红色的土地和这种土壤上长出来的绿色植物，永远在吸引着我的注意力，红色和绿色的对比，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种视觉对比。这种环境的持久性的魅力是很重要的，它必然会影响到创作的颜色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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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开始更多地使用绿颜色，我觉得也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和07年的作品有关系。07年的作品更多的是黑色和白色，再加上灰色背景，很极端地使用黑色和白色。因为和我父亲的去世有关系。开始也是无意识地，我就是用了这种颜色，画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候，就是画到07年底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想从那种力量中逃避出来的一种冲动。因为太压抑了，就是那种画很压抑。

    老是处在对亲人去世的事实上的状态里面，是觉得很压抑。逐渐产生要从那里面逃避出来的一种心态，就很自然地来到08年春天，经过了压抑和沉重，重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也是很感动的。一下子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油然产生对生命对大自然那种感恩的心境。我觉得通过具体的生活体验，通过你的心境的变化会对世界和色彩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我看马蒂斯的安乐椅式的绘画会特别感动我。我觉得他对色彩的使用很好。

    像我画画，有一个自己特别的规律，当进入某种状态画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某些艺术家。早在80年代，晓刚我们在昆明一起做现代艺术时也看过马蒂斯，但是我从心里边觉得马蒂斯的东西，常常有一种舒适，安逸的东西。显然和我们80年代所追求的东西特别矛盾。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愤青，觉得这个世界哪里有那么多舒适，这个世界更多的应该是痛苦、苦涩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从文化上我没有认同马蒂斯的那种方式。

    为什么今年，经过很多年以后又会想起那么一个艺术家？我觉得这个现象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又重新认识到马蒂斯的一种意义。可能除了我个人精神上的一些变化以外，还有就是可能和我们整个的学术环境和语境有关系，一种新的背景还产生别样的需求。

    我觉得今天很多的作品都在很直接地讨论社会、政治、国际政治、新闻、市场等等。尤其是中国的当代艺术里边，就会突然觉得，你看到像马蒂斯这一类的艺术家，你觉得他很单纯，他关注到了人最基本的需求状态，人生的确是需要一个安乐椅。这是我经过很多岁月和事情以后，体会到的，重新地想到了这么一个艺术家，喜欢他那些过去我比较反感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阶段，我自己也开始在创作里边寻找绿色调的富于生命感的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我和他在精神上有了一些共识，就开始使用这种比较健康的色调，绿颜色、红颜色的对比，更有自然气息的对象会渗透到我的感觉里边。这是一种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就是你在某个时期会想起某一些艺术家，或者某一些历史上的作品，或者是某一种状态突然会与历史发生一种新的关系。这种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文化和艺术是一条流动的河， 它早已自然地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记者：你的剪刀作品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隐喻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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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旭辉：开始的时候，我在《剪刀》创作的初期或者中期阶段，《剪刀》肯定会和一些功能性的方面相联系，它必然涉及到权利的问题。因为在《剪刀》前面，有好几年在画《家长》系列的作品，《家长》系列的作品肯定和权利有关系，或者是我对权利的一种感受。很多时候，你都能感觉到权利对我们的制约，甚至有一种暴力感，你对它有一种敬畏、很恐惧的感觉。你会受到它各种各样的支配，这些因素都是那个时期创作的内在原因， 释放了精神上的一种压抑的感觉，这就是我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个阶段的情况。其实任何时候艺术家的创作都有一定的逻辑性，他的精神和他的感受方式都是贯穿其中的。

    《剪刀》一开始出现这个形象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和权利联系起来。因为剪刀有功能性，从实用的角度会产生与权利相关的联想。

    当时觉得它和权利的日常性相联系，从日常生活当中都能感觉到和权利的关系。当时是从这个角度来感觉和思考的方面比较多。《剪刀》可能也有暴力的这种倾向，或者是你对什么东西有你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一种批判立场的时候，你就会拼贴一把剪刀上去。《剪刀》表达了我的某种态度，就是我用这个方式把我变成了一个工具，我的态度转变成了一个形象，我通过它来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感受。
  
    记者：在未来或者是在将来的创作当中，以《剪刀》的创作题材你会持续多久？将来有没有什么变化，会不会仍然是在《剪刀》系列创作中寻找各种各样视觉的快感，还是会做另外一些视觉符号的选择？
  
    毛旭辉：这确实是一个很难抛弃的东西，从你开始画某一个东西，你就不知道它会画多长时间，会画多少年。画到今天，我也觉得是已经很出乎我的意料了，画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里面还在寻找各种各样的变化。确实有时候，如果我把这个形象作为我个人的一个化身的话，它也许还会出现在未来的创作里边。
   
    记者：你在未来的创作会不会还是《剪刀》这种单纯的画面。
   
    毛旭辉：这个要取决于未来的生活状态。我觉得生活在西南的这些生命派的艺术家，创作总是和生活体验和内在的方面比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活的变化，生活状态那些新的感受都会对你的创作起一些特别重要的影响。生命又是一个未知的东西，虽然知道大致是从生到死的过程，但是每一步对我们来说，对每一个生命来讲都是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童年到少年、到青年，还是到成家立业，到30岁、40岁、50岁，这对我们来说，每走一步都是新鲜的。所以生命又是未知的，需要一步步去体验。

    这种未知性也会带来我们文化上的一种无法遗弃和断裂的品性。我是这样看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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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您的展览作品里边可以看到有《椅子》，是否和《家长》系列一样代表中国封建家长的一种权利和欲望的关系？像是在记录关于权利的问题，更多地是表现权利，尽管很隐晦，这个你是怎么理解的？
  
    毛旭辉：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肯定是它的一个内涵之一。如果这个里边没有包含这些内容的话，我觉得它就太空洞了。我想使我的作品包含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可能我们的历史，我们对历史的遐想和感受，因为家长制是中国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一个有着非常悠久的封建主义的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我想，为什么我把它弄成一把椅子，这种权利感就浓缩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做艺术的，艺术就是要通过一种非常简洁的方式把一些观念体现出来。可能在画《家长》系列的时候，那把始终位于中心的靠背椅，或者靠背椅上的人，浓缩了我对古老权利的一种感受。我是把这种感受形象化了。我找到了这么一种方式，把这种感受表现了出来。不管是批判它也好，或者是揭示它也好，我只是把我的感受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至于批判不批判，不管它，因为我是在做艺术。我不知道艺术的批判功能到底有多大，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留下来一些视觉的经验，或者是视觉的一种效果被呈现出来。我认为这个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至少我对权力的心理感受通过作品被保留了下来.
   
    记者：从你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绿色象征生命，也象征着美好、健康；剪刀象征个体，也象征某种权利或力量，你是否想通过作品来宣泄某种不满和暗示对生命的呵护？这是不是你在绘画中最想表达的东西？
  
    毛旭辉：《家长》或者《剪刀》的初期阶段是包含着那么一些内容在里边的，或者是这么一些想象的东西，或者是想表达的那些心声在里边。

    我现在可能要强调的是，我现在没有想那么多，有些问题已经表达过了不必再重复，想了解我对权利的看法可以去看我89年到96年之间的作品， 现在更多地是涉及到一些不同的创作问题，当然我塑造的这种形象，“椅子”也好，“剪刀”也好，我已经把它转换成我的一个代言人的时候，它可能会讲权利的故事，也可能讲我对日常生活的感受。比如说色彩的变化与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所遇到的那些情况有关系。对春天的感受也好，对去世父亲的悼念也好，我把它转换成那么一种东西，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在说权利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成立，这种表达方式是不是成立，还有待于经过展览，经过展示，交给批评家或者是交给观众和市场来检验，看它的反应如何。但是我就是用那么一种方式来陈述我的感受。我必须通过一种我可以驾驭的，或者我认为有我自己特点的方式来传达对春天的感受，或者对死去灵魂的一种感受。只有通过它我才能够有效地表达我自己。

    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是有效的，对别人是不是有效。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