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金
石果
记者：你怎么评价主流艺术?
石果：我认为当代的主流艺术就是流行艺术，时尚艺术，大众艺术，是满天下都知道的。它是通过传媒使大家天天能看到的。都去享受和消费的。
记者：你觉得中国画的表现力在哪里？
石果：说中国画的表现力先要有一个前提(如果说把这个前提放在写实主义的态度上，那就没办法说了)。我觉得中国画体现了一种人生的哲学，这个哲学跟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它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沟通和交流。表现力这个词来自西方，是西方的概念。中国画进入中国的文化这个体系里，你才能感受的它所带来的审美上的享受。当然，从具体的形式上来讲，就会牵扯到感受问题。是什么样的中国画，什么时期的。当我看到唐，宋，元，明，清时期和五六十年代以及现今的中国画，是不是同一种中国画？就像一条河流，你前一秒和后一秒看都是不一样的，水总是在流动的，中国画也是一样的，它也在流动(发展)，传统的中国画的样式，形式，材料，在当代也在发展。当代艺术家依据他们的生活和欲求以及他们的理念进行创作。说和其他的非传统架上绘画的艺术种类比如流行的装置，行为等比较，这是没有可比性的。哪一种艺术最高级，最先进，最科学，或是最前卫？“当装置艺术出现以后，所有的架上绘画都要消亡”，这种说法现在在批评界也是很有争议的。我觉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你才能说中国画有没有表现力。
记者：那你的画表现力在哪呢？
石果：我的追求跟传统中国画不同。传统的中国画追求的是空灵，显然我就不是。我要画的非常实在，尽力去追求体量感。包括追求肌理的效果，苍茫感，这是和传统的中国画不同的。是作为艺术家个人的意欲，对形式，技巧上的新的探索。现在的艺术展示主要通过展览。在一个展览中，有各种各样的作品。这些作品无形中就是一个比较。在这样一个集中场所里，各种艺术种类视觉上的感染力，都在互相作用。一般认为传统的中国画的整体效果上来看都有些偏弱。首先说图式，很多图式还停留在近距离观赏上。其次说色彩，也不象其他的画种那么强烈。主要是追求水墨的效果。再说它的材料-纸本。纸本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前些年有一些水墨画家，把油画的材料往宣纸上涂，这样是不是能增加表现力？有一些批评家如李小山始终认为中国画的材料已经没有用了，已经不属于当代艺术的范畴了。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画缺乏表现力的一种很强大的压力。
记者：讲讲你的“符象”？
石果：我的“符象”，是我自己的一个新的提法，也是带有实验性的，(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实验水墨了)。什么是实验水墨画？有哪些形态？怎样演变？实验水墨画家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实验水墨，十多年来，是一个新一代的中西融合，这和过去五六十年代的中西融合不一样，那时候是以学院为代表，以写实主义为宗旨的中西融合。九十年代开始的实验水墨，基础跟八十年代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的借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一群人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他们有两个背景，第一个是文人画，第二个差不多都参与了八五美术新潮(全面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到了九十年代这些人又重新开始反思，回到水墨，开始一种新的水墨语言的探索。关于水墨语言，同样来自两个因素：一个是文人画，还有是西方当代艺术，所以才产生了这样一个现象。这些形态是各种各样的，有些很明显的贴近西方抽象表现主义，也有从中国书法中提取元素，演绎扩大，进行新的图式的再造，还有一些属于把其它艺术种类的表现效果进行综合。例如我自己的作品，就综合了一些版画的效果，另外在体量上追求雕塑的效果。不是空灵的，是实体的。这虽然是综合的，但是在材料上始终坚持了水墨性，这样就渐渐形成了有别于任何时代的水墨画，有别于唐宋元以降包括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流派的水墨画。这里面主要的因素就是抽象性，它几乎没有现实中具体的形象。是由一些笔墨的线条，墨块的渗化，肌理等等，甚至包括图案组成的。可能在我的画里，形象性是比较多的，可以说在整个实验水墨画里，我的具象性是最多的一个。原因是我始终有一些对生活，对文化，对社会的针对性，这种针对性是要让人看到的，理解到的。而不是纯粹的抽象。我所谓的“象”是可以辨认的。“符”是一种符号性的。是把“象”凝练成了很简洁的符号。这里边有一定的抽象性，因为“符”必须经过抽象，但它一定要结合“象”，跟经验是有联系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解释。
记者：你认为怎么把当代艺术的观念跟西安当地资源进行结合？
石果：我觉得西安有一个特点，西安离不开古代。我们拿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和西安比，西安的特点是鲜明的，西安雄厚的古代文化资源是个巨大优点，也造成了它的缺点。很多艺术家沉缅于这种古代的优势中，好象不知道怎么进入当代。还有一种情况，有些批评家把西安的中国画总体特征概括为--“乡村表现主义”，这个词就很有意思。第一是“乡村”，主题和题材都是有关陕西农村，黄土高原，秦岭等西安周边的农村生活。第二，“表现主义”这个词，又是外来的。从它的笔墨形态上又跟过去的不太一样，就形成了一种特征。我对这种特征有了疑问：乡村和当代有什么关系？这个艺术的主题或者是母题跟当代有什么关系？我并不是说鄙视乡村，而是说当代艺术家对乡村生活怎么看，对任何生活现象，包括对城市，对世界，从当代的视角怎么看，应当有当代的思想性和方法论。西安这个城市特别“怪”，跟乡村的关系特别密切，乡下人一抬脚就到城里来了，然后把很多乡村的习俗也带到城里来了，在都市中，在各种文化结构中，开始生根开花。我感觉到西安就是个大村庄，应该叫做“西安村”。这是西安的特点。这种特点带来的结果，就是文化的当代性在西安发展的非常缓慢，因为“古代性”与“乡村性”同“当代性”有很大的距离。
记者：你的“三足鼎立”说其中有“文化的民族主义”。请问这个民族主义的具体边界是什么？汉民族？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国文化”？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大陆甚至海外华人共同构成的华人文化？
石果：几千年来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很多原始部落逐渐的融合，又扩散，形成了一个个大民族，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特征。最重要的特征是语言文字，例如汉语和方块字。中华民族没有一个像西方基督教、阿拉伯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虽然有本土的道教，儒教。但不是绝对权威的形而上宗教。后来传入了佛教、基督教、各种教，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宗教。而中国文字却具有一种强大的传承与黏合作用，可以说中国文字，就是中华民族主义文化的无形边界。然后从语言文字里产生的文学艺术，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具体形态和内容。讲中国画的基础，文字性的基础，文学就更不用说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已经形成了它历史的独特体系。这样一个文化体系，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民族主义。你的问题只问了由哪些人组成，但是我讲的一个条件首先就是语言文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里面承载了很多很多的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爱好，我们的价值观念。这个问题更深的意义在于“文化民族主义”这个提法。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这个问题争议很大，倒不是争议包括哪些人，有没有包括台湾人，有没有包括马来西亚人，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你只要是在运用中国文字，说中国话，就是这个范围。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提法有没有意义。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体化”，全球文明一体化的一个大的趋势。西方有很多先进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当代的任务就是要全面地引进西方文化。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在艺术圈里也是一样，认为西方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到当代主义是我们必走的艺术道路。所以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否认一体化的大趋势，我们现在整个的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实际上都是按照西方式的，我们所生活的一切方面、政治、经济、物质生活，可以说都受到西方文明的全面影响。既然如此，那么现在提这个“文化民族主义”到底有没有价值。既然你的东西是落后的，人家是先进的，那么保留你这种落后的东西有没有价值，这问题就很大了。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界说当代文化民族主义”，尝试解答这个疑问。
记者：我们经常会在国外的博物馆里看到中国或是非这个国家的艺术藏品，可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却很少见到国外的东西？
石果：在早期的殖民主义时代，人家一来就把你的好东西弄走，能抢就抢，能偷就偷，能买就买。西方文化是一个扩张的文化。首先，经济是扩张的经济。工业革命的爆发，寻求全球市场，必须要扩张，经济的扩张、政治的扩张、军事的扩张，最终带来文化的扩张，文化的扩张也包括了文化的掠夺，所以中国文化史上的好的东西给列强掠走了一大批。现在提文化的民族主义，就说是这个语境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是说全球一体化，大势。另一个方面是带来了一种当代文化上的殖民主义，这个观念有很多批评家是不同意的，他们认为这是虚构的，幻想的。你有什么文化，现在人家都是先进文化，并不是什么殖民主义。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文化在整体上经过百年以来的很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基本上都是一种引进西方的，从“五四”开始到包括一九四九年建立我们现代国家的政治革命，指导思想也是西方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像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开放以后，西方的文化合理合法的进入中国，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商业消费文化。商业消费文化就是西方的商业扩张带来的文化副产品，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文化，仅仅是作为一种博物馆式的保留，还是说有发展余地和发展价值，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命题。
记者：关于中西结合，你是如何界定“中”的？你是如何界定“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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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果：一千多年前，欧亚大陆上的多种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就像民族融合一样，一个大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起来的。汉族其实很复杂，在两千年前，各个民族渐渐融入汉族，北边的、西边的、东边的、南边的、哪都有。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不用我评价，是事实存在的，是必然发生的。文化的融合，到现在更加频繁了。西方的什么文化都来了，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它是必然发生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带来的。但是我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自身的文化，主要特征仍然应当保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汉字，不管怎样融合了佛教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但是我们的汉字还在。你不能说我的文字是印度文字，仍然是我们的文字，地道的中国汉字。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如中国的绘画、戏剧、诗歌。这些东西虽然经过了很多融合，但主流仍然是中国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取消吗？因为融合带来了一种被取消的可能，这个融合不那么简单，融合中你多我少，我就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到我们下一代越来越少，我们这代还有一点，再过几代就没了，那个时候就只懂英文了，不懂汉字了，只会写字母了，不会写方块字了！文化究竟是以强胜弱好，还是保持多样性好？有些事物的出现有它的合理性，成为一个全球主导，那么它对全人类的生存发展是有好处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政治，共和制中国原来没有，我们现在接受了西方的共和制，取代我们的传统帝制，事实证明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确实能够带来社会的发展，但文化是不是这样呢？说我们今后都不能说中国话了，都要说英语，都要写英文字母，就是一种文化的进步吗？
不同的国家在平等的状态下，他可能会互相吸收对方的一些文化。比如说十六世纪的海上强国葡萄牙征服了非洲在那里进行殖民统治，但是葡萄牙也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个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是葡萄牙为什么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非洲那样的殖民地？因为中国当时的明朝非常强大。葡萄牙商队驻扎在澳门，一直说是租借，不敢说占领。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国还是沿用中国的文化，然后满族人统治中国也还是沿用中国的文化，所以对中国文化都没有构成取消性的，瓦解性的情势。一千年前唐代的中西文化完全是一种交流。唐代是一个大帝国。中国文化的危机是二十世纪开始的，因为中国已经全面的处于弱势中。
记者：你如何看待装置、行为、多媒体等当代艺术形式？
石果：现在的艺术家被告知：大家都要搞装置，不搞就落伍了。中国的传统艺术样式已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国画要取消了，毛笔都不用了，都去搞装置吧，什么东西都是艺术品，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学院不用开办了，西方的美术馆已经开始收藏比杜尚的小便池更伟大的艺术品--某前卫艺术家的大便了。
记者：它们有可能进入你的“实验”吗？
石果：我也说不准会不会进入我的实验。首先我声明，我不反对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我认为艺术形态在发展而且肯定要发展，但是我比较喜欢中国传统的艺术形态，我坚守我的艺术信念，你要取消我，我就要反对，这是我的权力。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这里面有好东西，还有发展的余地，不是说已经终结了，只是说它有保守的一面，落后的一面，但是我们要发展它，继续发展它。
记者：你认为你的画中国人更喜欢，还是外国人更喜欢？
石果：好象还是外国人更喜欢。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画，不是美国人的画，美国这个派那个派的画。他们说你这个东西好独特。中国人也不是说不喜欢吧，是很多人看不懂，就不去关注它。中国人很复杂，你是中国人，他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在大街上拉住一个中国人说：“哎~~伙计，你喜不喜欢我的画？”回答：“这是什么东西。”哈………。
记者：你如何评价谷文达和徐冰？
石果：挺好的，都是天才。他们的作品很有特点，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艺术元素。不管他们是做什么艺术形态，做装置，做水墨，还是做文字，他们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中国艺术元素和中国智慧。
记者：当代学者提出：每一个艺术家都要应对前辈艺术家的影响，或者隐喻意义上的“父亲”的影响。而你是石鲁大师的儿子，你如何应对这个问题。记得你曾经说过，你真正继承了你父亲，请你深入解释一下。
石果：当学生的，面对的是老师。那老师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这个局面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小学美术课上，美术老师提供一个范本，说；“这是天安门”。大家开始照着画，从那就开始了。到了大学，更是这样，再到研究生，始终有一个人用某一种标准在要求着你，这大概就是隐喻意义上的“父亲”，一个你无法逃避的权威。还有一种是自发的选择，我喜欢哪个艺术家，喜欢谁的东西，都是自发的接受和喜欢的。作为一个老师是很偶然的，我今天到这儿上课或者任何一个学校的老师来上课都是很偶然的，是学校安排的，不是老师可以选择的，也不是学生选择老师。父亲有两种含义：一是必须服从的体制意志，权威意志；另一种是自发的喜欢他。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是后一种，特别是经过了这么多年，随着阅历和意识上的变化，虽然我并没有按照他的那个艺术样式去做，但是我认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是我认可的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他有他自己理想上坚定的信念，有不断探索着的精神。他所坚守的许多文化价值，我是喜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自发的，主动的，不是被迫的。我自己也是想做这样的艺术家。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的艺术家。我父亲有各种各样的学生，或是许多同辈的艺术家，都说老师的东西已经很高了，不能再动了。那么对我的看法就是，很多年搞来搞去(搞实验)，都是乱七八糟的，对我提出很多批评。什么才叫继承呢？是跟老师或父亲亦步亦趋，模仿他的风格，这叫继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继承者。我认为，我父亲在六十年代就是当时的实验艺术家 ，这个说法很多人不同意，包括我的兄弟，我的侄子都否定我的这个说法。我觉得真正的艺术家是不断的发展，不断地实验着，总是要突破某些僵化的，固定的模式。我父亲还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并不排斥西方的现代艺术，他说；“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我不能因为有你的存在，你的强势，我就不搞我的了”。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就是他真正的继承者。
记者：你怎么看待他的精神失常？
石果：我父亲是一九六五年患上精神分裂症的，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呢，现代生物科学家认为，这个人基因有问题，基因有一个环节不好，错了就注定要发疯，这是生物学的一个论点。另外，从社会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上讲，人是因为某种社会压力，文化压力，诱发精神分裂的。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就是与常人不同的杰出艺术家，比如说胡思乱想啊，胡说八道啊，生活混乱啊，古怪啊。有的人不正常占1%，有的人占90%。90%就要送精神病院了，1%呢大家还感觉不到，50%就是天才。(哈哈……。)
中国历史上的八大山人，梁楷、徐谓都是精神病患者，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人，当他在社会环境中，生存的非常矛盾，感受到了某种强大的压抑，产生了焦虑，他的情绪很容易趋向疯狂，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一个美国学者写的，说哲学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得精神分裂的概率各是多少。他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调查，说诗人的发疯概率最高，不光是发疯，还包括自杀，甚至杀人。其次还有哲学家发疯的概率是多少，画家是多少，都有统计。这样的一些人个性非常强，对于外界的的压抑力量，反抗性非常强。再就是诗歌啊，绘画啊，音乐啊，这些艺术形式的诱发性。他生活在色彩里，生活在文字里，生活在绘画的幻境中，激发他的想象力无限放大，最后就可能导致他行为上的失常。所以做其他的职业，像白领啊，金领啊，做个领导啊，他就必须很理性了，他不能乱说，乱动，他该说什么，要好好考虑一下，免得说胡话。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