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礼宾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美术历程回顾与思考

    刘：自1978年至今，我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历程，我们所取得成就有目共睹。作为三十年来中国美术的亲历者，回头看这段历程，你做何评价？这三十年美术的发展与“文革”、随后的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国际局势构成了怎样的一种关系？

    邵：中国美术跟随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过了三十年不平凡的道路。我们之所以对这三十年中国美术的变革成果如此珍惜，因为我们有十年“文革”灾难和“极左”文艺思潮的痛苦回忆，那时美术界“万马齐瘖”的悲惨局面，我们至今历历在目。不过，如果仅以“文革”作为背景这个角度来评价中国美术在最近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那还远不能充分说明这一变革的历史意义。诚然，“改革开放”政策是对“文革”路线的彻底反拨与否定，但它作为国家选择的方针、路线，却是出自于对国内国际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经验与教训的深刻反思，出自于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选择何种国策全面考量之后所做出来的重大抉择。“改革开放”为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艺术倾注了无限的活力。

    刘：首先请您描述一下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美术界现状。

    邵：“改革开放”初始，美术界经历了一段“拨乱反正”的时期。所谓“拨乱反正”，即拨文革和“极左”路线和错误政策之乱，反归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方针路线之正。“主题先行论”、“题材决定论”、“形式技巧可有可无论”、视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为“封资修”加以排斥与批判，不尊重创作者人格和不给予创作自由等等做法，在美术界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从1978年至80年代初期，刚从文革恶梦中惊醒的美术界，小心翼翼地在理论硏究与创作实践上摸索回归正确道路的方向。艺术家们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提示人们只有面向现实，写从生活中获得的真切感受，才是艺术创作摆脱陈旧模式，获得与时代同行的正确途径。这时，“乡土美术”、“伤痕美术”等思潮应远而生，真实地传达出广大美术家的心声。青年人走在艺术变革的前沿，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袁运生的《泼水节》、广廷渤的《钢铁汗水》、周思聪的《周总理和邢台地震》等优秀作品的面世，以及稍后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和詹建俊的《高原之歌》等作品的出现，以及老一辈艺术家刘海粟、朱屺瞻、李可染、赖少其、吳冠中、张仃、华君武、黄胄等人新作，标志着中国美术向前迈出了新的步伐，应该充分肯定80年代上半期美术创作与理论探索的成果。

    刘：美术创作和美术理论研究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在新形势下，美术理论界也展开了自我反思和清理，对一些敏感问题展开了讨论。

    邵：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美术家们不仅以高昂的热情投入艺术创作，而且开始探讨一直困扰着中国艺术家们的理论问题，即如何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成果，具体地说如何评价从印象派开始的西方现代艺术之路？如何承继本民族优秀的艺术传统，尤其是与我们最近的文人画传统？如何评价20世纪以来在“五四”运动推动下，在“中西融合”大文化背景下中国美术的成果？如何处理好题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如何看待形式美与抽象美？等等。但是，这些刚刚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新崛起的青年美术思潮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另一个方面—引进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与技巧，进行“艺术创新”。

    刘：也就是“85美术新潮”的蜂拥而至。新近理论界对这一时期表现出了两种态度：一种是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彻底否定其价值；另一种是积极推崇的态度，对这一时期进行了大量的梳理和回顾。

    邵：在84、85年出现的青年美术思潮(简称“85新潮”)具有复杂的形态和性质，从正面的角度评价，它反映了青年人要革新中国美术面貌的真诚意愿，在客观上它适应了中国艺术家们普遍追求创新的愿望。与此同时，它也表现出青年人的幼稚与天真。从这一思潮的理论和实践看，这些青年人模糊地看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变革主张与创新追求，而对其来龙去脉却不甚了了，以为只要在“否定传统”的大旗下模仿他们的做法，就可以改变中国美术的面貌。因此，尽管新潮艺术花样繁多，其中也不乏有少数有思考、有才智的弄潮儿，但是多数作品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模仿。

    不应全盘否定“85新潮”的作用。它的消极面是打断了新时期刚刚开始的美术繁荣局面，试图把美术引向以西方现代艺术为范本的激进方向，这当然与中国美术的传统相背离，也不符合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但是，这一思潮却也起了推动中国美术家们去思考和关注一些迫切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何吸收西方现代艺术营养，一时间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这对中国艺术从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是有益无害的。事实上，不少艺术家在这一过程中对西方现代艺术有选择的借鉴，丰富了他们的艺术语言。此外，“85新潮”的过激主张和行动，也从反面教育和启发了艺术家们和大众，使他们明白：对外来艺术不加分析地一味模仿，不仅说明艺术家创造力的衰弱，也是丧失民族自尊心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在激进的“85新潮”中，对美术创作规律与原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对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1989年初“现代艺术展”的落幕，前卫思潮处于沉寂状态，但这并不表明前卫思潮己经偃旗息鼓。一段时间之后，过激的行为艺术又喧嚣一时，但其影响己今非昔比，其原因是人们对前卫艺术有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与判断。当然，参与前卫活动的不少青年艺术家们，也在不断学习中提高自己的认识与修养，避免邯郸学步式地模仿，努力对外来的艺术形式加以改造，融进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因素，并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刘：1985年，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强力冲击下，李小山提出了中国画“穷途末路”论，在这一观点的强烈刺激下，美术界做出个各种反应。在此之后，美术界一直涌动着一股重新审视中国传统价值的热潮。

    邵：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美术思潮的重大变化表现在对传统艺术的价值的重新认识或回归上。产生回归传统思潮的直接原因似乎是因为“85新潮”以及“中国画无用论”的刺激，实际上背后有复杂的文化背景，那就是对“五四”之后文化上某些激进观念及做法的反拨与矫正。尤其在中国画领域是如此，那就是“新文人画”的崛起。“新文人画”并不是一个艺术目标完全一致的社团，参与这一活动的画家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但他们承继“文人画”的格调、趣味和笔墨传统的意图却是明确的，也是对否定中国画的前卫思潮的一个回应。与“新文人画”思潮多少有些联系的是，美术史论界开始对20世纪传统派大师吳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的研究，并通过著述与学术研讨会阐示文人画传统的现代意义。笔墨问题的争论自然地被推到日程上来。黄宾虹在笔墨中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与革新技巧，尤其受到推崇。对文人画传统的硏究和对笔墨的关注，导致一直在中国画坛占主流地位的“中西融合”画体的局面发生变化，促使讲究在笔墨情趣中传载传统人文精神的趋势活跃起来，尤其是以黄宾虹笔墨为范本的作品大量涌现，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佳作，也涌现出一些新锐，但多数作品流于对传统笔墨符号的模仿。不过，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一现象视作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们希望这一趋势对未来中国画的传承和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会逐渐显示出来，而不会像人们躭心的那样，中国画在“复归传统”的口号下，对“五四”以来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新传统进行实质性的消解。自此，中国画领域除存在仍有相当影响力的“中西融合体”的一派外，与之抗衡的以笔墨为中心的一派，占有相当的位置，而倾向于借鉴西方现代艺术观念来改进中国画的“实验水墨”也开始有一定的地盘。此外工笔重彩领域的在观念、技巧、技法上的创新成果也引人注目，史论家们对中国画色彩的研究，也成为工笔重彩画追求创新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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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与国画相对应的是，油画领域也开始在以往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完善由欧洲和苏联引入的写实技法，强调油画创作的现实性，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邵：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油画领域人们纷纷讨论“新古典主义”、“新学院派”的现实可能性，并在实践上有所探索。其原因之一同样与矫正新潮美术否定写实传统和古典技巧的偏向有关。另一原因是自欧洲古典油画传入中国之后，中国艺术家一直希望在写实油画的创造上有所作为，但由于20世纪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一些有志于此的艺术家都无法潜心硏究，深入探索。改革开放的安定局面给予艺术家们以大显身手的良机，早在80年代初以靳尚谊为代表的一批在油画上颇有造诣的艺术家，以自己严谨的写实技巧开创有古典意味的写实新风，并在教学上大力培养新人。一时间以北京为中心，全国南北写实高手竞相献技，写实油画蔚然成风。不少有严谨写实技巧的作品刻记着时代的印记，飽含着作者的激情。与欧美写实油画处于普遍边缘状相比较，中国写实绘画出现方兴未艾的势头，不得不引起西方艺术市场的注意。当代写实油画的不少艺术家们，承继前辈的优良传统，努力在写实油画中输入中国文化的传神与写意精神，自觉地从民族绘画中吸收营养，赋予油画以民族风采和气派。不过，也出现了引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有些作品缺少现实品格，滿足于写实技巧与技法的陈示，以迎合一些人低俗的艺术趣味。2006年油画界举办旨在提高写实油画文化内涵的《精神与品格－中国写实油画展》，对纠正写实油画重形式技巧的萎靡之风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带有古典意味的写实风之外，当代中国油画创作中表现性、写意性、象征性和抽象的画风也有强劲的势头，不少画家借鉴民族民间艺术，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其中最值得提起的是“意象性油画”风气的出现。在油画创作中重视写意精神与意象性的境界，早在上个世纪上半期就己开始，而从90年代下半期起“意象性油画”形成气候，反映出中国油画家们对如何在外来引进的画种中做出自己独特贡献的深入思考。毋容置疑，当代中国“意象性油画”的命题与实践的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实践中需要注意防止出现另外一种倾向：为油画的意象性而牺牲油画语言的特质，在吸收国画写意观念与技巧时，不要消解油画质材的表现特色，消解油画艺术特有的魅力。

    刘：除了国画、油画外，版画、雕塑、连环画等领域的艺术家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新时期美术创作的热潮。

    邵：本来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的版画与雕塑，在经历了一段沉寂之后，在20世纪由于引进西来的形式而被“激活”。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的社会现实需求相结合，在不断吸收民族民间传统艺术造型因素的同时，关注西方现代版画、雕塑的进程，丰富自身的表现语言，以适应国人的审美趣味。当代我国版画与雕塑的品种、样式丰富多样，综合材料的作品日益增多。不过这两种艺术的处境却不相同，社会大众对版画艺术相对冷淡，而雕塑因城市建设的需要显得十分红火，“城市雕塑”热方兴未艾。令人高兴的是，由于版画家们有坚定的信念与崇高的敬业精神，又加上一些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和支持，我国版画艺术的创作、展示和传播，以及与国际版画界的交流活动，又出现活跃的气氛。近30年来“城市雕塑”取得不少成绩，潘鹤的《开荒牛》到曾成钢的《鉴湖三侠》、钱绍武的《李大钊像》和吳为山的南京大屠杀雕塑纪念碑中的《母亲》，都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精品。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己建的城市雕塑中，有不少是艺术格调不高和技巧低劣的作品。这一现象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批评，也成为一切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雕塑家们讨论的话题。

    近三十年壁画领域有开拓性的成果，水彩、水粉、漆画艺术家们有十分可喜的探索，宣传画、年画形式处在更新的过程之中，新媒材的出现为它们的转型提供了资源。曾经为中国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连环画，在80年代上半期有过一段辉煌之后，遭到电视新媒体、外来动画片的冲击，加上它自身缺少创新的活力而一落千丈，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90年代虽有沈尧伊的《地球上的红飘带》这样杰出的作品问世，但那只能是一枝独秀的风光了。

    刘：新时期以来，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在传统艺术形式之外，一些新兴的西方艺术形式被中国艺术家所采用，比如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等，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西方的观念、行为、装置艺术常常使人们困扰，它们还属于“艺术”吗？与此同时，它们不断吸引一些青年艺术家的追慕，并有乐此不疲的探索，也不断有作品在各种展览会上展示。一些重要的艺术院校也开设实验艺术工作室，吸收一些在这方面做出成绩的艺术家进行试验式的教学。在当今世界，这些新艺术品种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属于“视觉艺术”的范围，我们并不拒绝它们，但我们认为，它们要在中国土壤上成长，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内容是积极的、健康的；它与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有内在的联系。我们还坚定地认为，人们的艺术表达方法是多元的，在这多元的格局中，绘画、雕塑等传统的表现形式，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基于这样的认识，从2003年开始举办的中国北京国际双年展坚持展出以绘画、雕塑形式为主体的作品，它受到世界各国画家和雕塑家们的欢迎，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北京国际双年展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会愈发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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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美术创作发展的同时，美术史研究以及美术理论研究在新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美术批评逐渐取得了独立地位，对新时期美术界的思想解放工作，美术批评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作为新时期重要批评家，您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美术批评？

    邵：1978年之后，在以王朝闻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美术理论家的带动下，美术理论家的阵容逐渐扩大，形成了一支独立的队伍，不像以前那样，由许多画家和雕塑家兼做理论工作。中国美术理论家一般都同时从事美术史的硏究工作，他们的理论与批评往往有艺术史知识与修养的基础，较少玄学色彩。他们从改革开放大潮中获取力量与勇气，用自己的批评文字干预艺术现象与创作实践，讨论艺术原理与规律，在三十年美术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如何对待本民族的艺术传统，如何对待当代西方艺术，如何提高艺术的品格，如何坚持现实主义方向，如何推中国艺术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等等困扰大家的问题，理论界都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见解。我国新时期美术批评之所以能健康地发展，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各种复杂的艺术现象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允许批评与反批评，允许不同学术意见共存。不过，近十年来美术批评也遇到了新问题，严粛的学术批评日渐减少，为创作家写的介绍性文章增多，而这类文章中的溢美之词往往多于认真的艺术评论。还有，因为美术创作呈现多元、多样的势态，原来统一的艺术批评标准常常失效，批评家“失语”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现象也提示我们，我们艺术批评的基础理论硏究亟待加强。

    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艺术市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在新世纪，艺术市场成了时下美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邵：艺术市场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可以这样说，在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体制内，不可能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市场。艺术市场对艺术思潮的走向和艺术家们的审美趋向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不用说，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由于我国艺术市场还处在早期阶段，体制不够健全，操作不够规范，存在许多结构性的问题，要走向正规，还要有一段时间。这里要强调的是，艺术市场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归结起来是艺术市场从业者和艺术家们的职业品质与素养问题。当然，艺术市场也是我国市场经济状况的一个缩影，它的完善必然建筑在全民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基础之上。目前我们美术家需要做到的是，把好作品的艺术质量关，不受经济收益的诱惑，不做应景之作，不随波逐流。

    刘：请您对三十年来的中国美术发展作一总结，并对未来做一展望。

    邵：党的改革开放国策不仅使我们国家走上了富强之路，而且使我们的文化艺术获得无限生机。也是在这种生气勃勃的形势下，“二为”与“双百”方针才得以顺利贯彻，艺术家才可能获得充分的创作自由。尽管这三十年来我们走过不少弯路，也有过不少困惑，但像其他领域一样，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的美术事业不仅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正走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不期望我们的未来一帆风顺、前程似锦，我们肯定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但是只要我们牢记艺术崇高的责职，牢记人民大众对我们的期待，加强文化自觉性，克服盲目性，那么我们会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有所进步！

  （编辑：正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