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油画家刘小东，一度凭借油画巨作《三峡新移民》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拍卖价格纪录。2007年夏天，刘小东在青海完成了两幅油画新作《天葬》和《青藏铁路》。纪录片《消失的现场》记录了这次青海写生的故事，在2月7日开幕的柏林电影节上放映。

　　作者：陆彦

　　1 月12 日，记者在北京798 艺术区举办的翁云鹏个展上见到了刘小东。稍后，刘小东开着他的车，载着记者和摄影师来到他位于798 的工作间。北京1月的黄昏很阴冷，刘小东掏出钥匙，打开了他那如一个大仓库的工作间。这两年，刘小东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中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之一。2006年，他的巨幅油画《三峡新移民》（10 米长，3 米高）被俏江南集团老板张蓝以2200 万人民币的价格买走，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拍卖的纪录。张蓝成功拍下这幅画后说：“我们志在必得，不考虑价格。”

　　2007 年2 月，贾樟柯笑傲威尼斯电影节，凭借《三峡好人》一片擒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而他拍《三峡好人》的念头，是2005 年在三峡给刘小东拍纪录片《东》时萌发的。作为《东》一片唯一的男主角和中国独立电影的参与者，刘小东和好友贾樟柯一起去了威尼斯，既为纪录片《东》作宣传，也为《东》的“双胞胎”《三峡好人》捧场。

　　今年，另一部以他为唯一男主角的纪录片《消失的现场》又受到柏林电影节的正式邀请，在2 月7 日开幕的柏林电影节上放映。《消失的现场》记录了去年夏天刘小东在青海现场创作两幅巨幅油画的经过。

　　2007 年夏天，由国内艺术界著名策展人郭小彦（现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展人）策划、北京“现场三”现代艺术空间投资人惠玮投资，刘小东去青海呆了将近1 个月。在那里，他完成了两幅油画《天葬》和《青藏铁路》。在刘小东工作室，记者见到了挂在墙上的巨幅油画《天葬》：鹰隼盘旋在蓝天之上，俯视着天葬台上的死者。

　　这幅作品描写生死之际的苍凉，气势逼人，令人一见难忘。震撼之下，记者突然想起刘小东早年在纽约看过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表现主义画家，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之孙）原作后说的一句话：“看过原作后，我再也不愿意看印刷品了。”

　　“绘画需要阳光的滋养”

　　“每有大雾天，我都站在这条高速公路上看一看大雾的尘埃，后半夜我差点撞上这辆被撞了的奥迪车。夜景的颜色很难画。”

　　在北京“现场三”艺术空间，记者看到了一本名叫《写生》的大书，以上这段话即出自于这本书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小东说到了一个细节：他平时基本不写东西；但一旦创作，每天都会“记点什么”。《写生》即是他几年来创作手记和创作草图的集合。

　　“ 写生”， 即“Painting From Life”，从生活和生命中作画。刘小东对此有一个解释：“绘画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需要阳光的滋养。在实地描绘身临其境的人们，会给绘画增添力量和光彩。在此点上绘画与其他艺术是相通的。”

　　这几年，刘小东走过许多地方，始终坚持在自然光的变化下描绘他见到的人和物。为此他吃过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次精神危机。

　　2002 年，他第一次来到三峡，就产生了要画三峡和三峡移民的强烈冲动。2003 年，他在三峡完成了《三峡大移民》。这幅油画8 米长，2 米高。画面上，6 个干活的民工扛着钢筋，并排站立。他们穿得寒碜，表情木讷。江水从画面右下方流过，昔日绿色的家园变成了巨大的废墟和堆满工业垃圾的建筑工地。

　　2004 年夏天，刘小东再赴三峡，在刺眼的阳光下站了整整一个夏天，画出了《三峡大移民》的姊妹篇《三峡新移民》。太阳的热力滋养了他的画面，也差点刺瞎了他的眼睛。“直接写生是很累人的，那是体力活。你必须出手麻利，因为光线不停变化，模特也总在动。”

　　不仅如此。有很长一段时间，刘小东无法找到画《三峡新移民》的切入点。他在《写生》中用铅笔记下了创作过程中的心路历程：“用油画很难像画国画那样画出水和人的神交。这个初稿卡了我很久，怎么看都不对，显得水很浅人也很矫情地浮在上面，完全没意思。憋了很久，有了这样简单的突破，想表达水的凶猛和辽阔，画满水也于事无补，于是慢慢压缩水的范围，最后构图挤成了V 字形。有了，都对了。”

　　《三峡大移民》和《三峡新移民》问世后，刘小东对三峡仍无法释怀。2005 年，他决定画《温床》系列时，选择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三峡，一个是曼谷。他再一次来到三峡，以11 位民工为写生对象。为了这次写生，刘小东在三峡买了一张床垫。《温床》系列中有一幅，就是民工们坐在刘小东买来的床垫上打牌。

　　刘小东画《温床》的时候，贾樟柯在一旁拍摄以刘小东为主角的纪录片《东》。那是贾樟柯首次去三峡。就像三峡深深刺激了刘小东一样，三峡也震撼了贾樟柯。刘小东告诉记者，当时他和贾樟柯基本不互相干扰。他画自己的画，贾樟柯在一边拍他的电影。只是《东》拍到尾声时，贾樟柯觉得其中几个镜头需要重拍，于是让刘小东摆了几个造型，来回走了几趟。这时，他已经萌发了拍《三峡好人》的想法。

　　在三峡画完之后，刘小东来到曼谷，又买了一张床垫。这次是请了11个性工作者。画面上，一张色彩艳丽的床垫放在地上，周围散落着香蕉、菠萝、榴莲等色彩绚丽的热带水果。五官浓烈、轮廓鲜明的热带女郎们，穿着吊带裙衫，或坐或站或斜躺于床垫上。这几张作品令人想起刘小东一度非常喜欢的卢西安弗洛伊德。《温床》笔触粗砺，色彩浓烈，让人联想到卢西安弗洛伊德作品中肉块与肉汁的堆积，暗示着在极度紧张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茫然不知所措而肉身堕落沉沦、灵魂不知归属。

　　接受采访时，刘小东指着工作室里一张不起眼的床垫告诉记者，那就是去曼谷时买的床垫。

　　这次去往青海，计划一定下来刘小东就选好了两个题目：青藏铁路和天葬。在青海玉树州府结古镇的街头，刘小东找到了他的模特：一个标准的康巴小伙，19岁，披肩发，红脸膛，浓眉长眼。这个名叫扎西的康巴小伙和他的表弟接下了模特的工作，与刘小东一行同去14小时车程之外的西宁。在德令哈，刘小东沿着青藏铁路找到了一片荒芜的山坡。

　　接受采访时，刘小东说：“我觉得也许只有这个时代具备这个景观，有的地方是21 世纪，非常先进的，有的地方差不多是两个世纪以前的。我突然一下子就摸到了这种景观，工业革命和农业社会像战争一样的场面。”

　　在完成的《青藏铁路》画作上，最右边一列火车像细长的蠕虫沿青藏铁路驶去，一旁有工厂冒出团团黑烟。前景和主角是扎西和表弟，一如往常穿着黑色西装、闪亮的皮鞋，牵一黑一红两匹马，从坡前走过。刘小东本来对画面的设想是两个农业社会的年轻人，牵着农业社会的马，在农业社会的荒地上行走。在实际生活中，模特其实过着城镇生活，很少牵马。刘小东自己也承认了其中的矛盾：“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的社会，人家那里的人真正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20 年前，刘小东在中央美院上大学时来德令哈写生，只有几排土坯房，马还常见；现在德令哈已经是很干净的一个小型城市。为找两匹马，他跑了80 公里。

　　刘小东说，他企图回到过去用手工绘画记录世界的快乐时光。在中国当代艺术火爆得让人开始有所反思和怀疑的上下文中，作为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刘小东坚持“写生”，从生活和生命中作画，从太阳中汲取绘画的力量。这是刘小东始终不变的坚持，也可能是他的艺术中最为可贵的地方之一。[NextPage]

　中国独立电影的发起者和参与者

　　采访到了尾声时，刘小东送给记者一本名叫《Liu Xiaodong》的英文书。这本书由尤伦斯基金会赞助，香港Map Book 出版社2006 年出版。这本书中有一张弥足珍贵的海报：1992 年王小帅拍摄的电影《冬春的日子》。男主角是刘小东，女主角是画家喻红—刘小东那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刘小东和喻红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1993 年，“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当代艺术展在纽约举行。作为参展艺术家之一，刘小东从北京去了纽约。在德国参加中国前卫艺术展的喻红则取道柏林去了纽约，两个人在纽约登记结婚。刘小东对妻子喻红的评价特别高：“她不做艺术，做别的也会做得非常好。她性格很好，特别稳，特别自信。什么她都干，可画也画得好，她的精力是超人的。”除了画画，喻红鼎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支撑起一家大小的吃喝拉撒，满足了刘小东这个东北男人“老婆孩子热炕头”式朴素而美好的“生活理想”。在艺术圈，他们是广受艳羡的一对。

　　《冬春的日子》虽然取材于他们年轻时的一段经历，但结局不同。这部用黑白胶片拍摄的电影，虽然1999 年被英国BBC 评为自电影诞生以来的100部佳片之一，也是当年唯一入选的中国影片，却一直没有机会在影院与观众见面。影片讲述的故事是：两个年轻的画家毕业后留校任教，生活拮据，看不到未来；最后女主角选择了出国，男主角进了精神病院。

　　刘小东告诉记者，《冬春的日子》基本上是他们当时和王小帅自己的真实情况。那时候他们刚从中央美院毕业没多久，生活过得确实挺惨。但拍的时候生活已经好转，为了角色需要，他们很不情愿地重温了一下以前的生活。

　　同年（1992 年），刘小东还担任了张元电影《北京杂种》的美术指导，并画了《挚友张元》；1995 年，他的画作《儿子》取材于张元的同名电影；2000年，他的另一幅作品《自古英雄出少年》取材自王小帅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2004 年，他与王小帅一起在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中客串两个暴发户，拉开了他和贾樟柯合作的序幕。

　　刘小东说，他与王小帅、贾樟柯等人的合作始于朋友之间互相的支持。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玩票性质的支持，却让刘小东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号——中国独立电影的发起者和参与者。

　　B=《 外滩画报》

　　L= 刘小东

　　一个画家的电影、书和摄影

　　B：听说你这次去青藏高原写生，不仅现场完成了两幅油画，还拍了一部名叫《消失的现场》的纪录片，已受邀到柏林电影节放映。这是不是自上次与贾樟柯导演合作纪录片《东》后的第二部纪录片？

　　L：这次去青藏高原应该算是比较大的社会背景下的一个事件，拍的纪录片有那里的生活、那里的景观，可能会有更多的文化上的意义，所以被邀请到了柏林电影节放映。其实我一般做项目都会拍一些东西。今年春天去日本写生，也拍过一个。

　　B：你每次出去写生的时候，还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特别好。

　　L：我平时什么都不写，就是做项目的时候每天都习惯记录一些事情，有点像社会考察。这次去青藏高原也是如此。书正在做，1 个月内就出了。书名叫《青藏高原和北京姑娘》，记录了我画画的过程，有日记，也有一位英国艺术评论家对我做的访谈。这本书是整个“消失的现场”中的一个部分，项目最后还会出一本更全面的全集，这本书是我先出的一个单行本，也配合今年我去美国做的一个个展。

　　B：美国个展是什么时候？

　　L：3 月6 日。这次展览除了展出去青海画的这两幅作品，还有两件北京女孩的作品，和一个纸上的长卷，画的是青海的风景。

　　B：青海的写生完成后，你最近在忙什么？

　　L：2 月1 日到2 月底，要去意大利去完成一个新作品，现场去画，画一些外国人吃饭，画一些食物。在中国，吃的场面往往比较壮观，我想把这种经验投射到外国人的环境里，试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B：会去街头的餐馆临时画，还是预先安排好？

　　L：美术馆会安排好，会请一些人来。

　　B：上个月在连州摄影节上见到了你的摄影作品系列“富足的生命”，我记得有张照片拍的是一些民工在打牌。

　　L：我2006 年出了一本书《当代艺术家刘小东影集》，涵盖了我1984 年到2006 年所有的摄影作品。我拍照片没有那么多的目的，就为了记录生活的一些瞬间，为了画画收集素材。这些照片跨越的年代比较长，有20 多年，完全是时间沉淀下来的。当时拍那些照片完全没有想到以后会出集子。2004 年，意大利的一个策展人计划给我出一本书，把绘画作品和照片放在一起。把所有照片集中到一起后，我发现再出绘画部分就没意思了，于是全是照片，这本书也有了历史的分量，很有趣。[NextPage]

　不画画我会有饥渴感

　　B：“温床”系列是你继“三峡”系列之后的重要作品。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L：简单从字面上看，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温床”意味着一个有点温暖的、可以滋长很多细菌的东西。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说法，叫“资产阶级的温床”。我把它变成一个实体，一个床垫，男人在上面打牌，女人在上面休息。你身后就有一张，这是去曼谷买的那张床垫。

　　B：有个美国艺术评论家问过你，为什么在“温床”系列中选择去曼谷画12个性工作者。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性欲在你的作品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我记得你当时回答得比较简单。我想重问你这个问题。

　　L：当时在三峡画完11 个民工，接着想画11 个女孩，马上想到去曼谷。那里人穿得少，很自然。

　　从更广泛的社会含义上看，我们亚洲人活得都很辛苦。中国人面临着主动或者被动的迁移，变化很大。曼谷也一样，社会很动荡，她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向往着比较好一点的生活。我画的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是想用肉体换好一点的生活。

　　我当时选择时没有多想，就想涵盖得更广一点。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自己遇到的问题，亚洲整个地区都在面临着全球化的变化、社会城市化的问题、人口的迁移，所有这些大的变动都会影响个人感情的世界。

　　画她们很自然。她们在酒吧里陪人喝酒，有时也出台。晚上工作，下午有时在我画画的时候就睡着了（笑）。她们的肉体很真实，很质感，不像模特是经过训练的。

　　性欲和食欲很接近，都是人一种很本能的饥渴。我对画画一直有饥渴感，一种饥饿感，就像我饿的时候看到一桌酒菜很想吃。性欲也是一样，看到一个漂亮姑娘想跟她做爱，就像看到一桌好酒好菜想吃。很自然的本能和渴望。隔一段时间不画画我会特别难受，一画就感觉满足了想吃东西的欲望。我已经把这种饥渴移到了画布上（笑）。

　　B：你上次还画了林志玲。以后还会有意识地去创造这样一些机会，去画这样一些有意思的当红的明星吗？

　　L：一个艺术的想法，分寸很重要。如果从此以后我就画明星，那很无聊，专门画三峡也很无聊。当时是广东美术馆邀请我去那里做一个展览，希望我到那里做一个新作品。我想画什么合适呢？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聊天，突然就想到如果画一个漂亮女孩会很好玩。明星是一个消费符号，被社会所消费。记得我当时刚刚画完了三峡，就去画一个明星，感觉很新鲜。

　　B：一位美国艺术评论家说你的作品是“具体的现实主义”。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从现实主义的层面上，你怎样定义你的作品？

　　L：中国整个美术教育都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不同，“现实主义”有时被曲解，有时它的含义会变化。我的作品也不能说是“现实主义”，也有很多“唯心”的东西。别人怎么评论我我都挺高兴的，因为不同的解读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但是艺术家自己要清醒，要不停地反思自己，脱离别人给你既有的概念。艺术只有不停地逃离，就跟生命一样，艺术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但是批评必须要规范到一定程度才能传达。所以艺术家和评论家是一对矛盾，他俩不是合作关系。他俩要合作的话，这世界就暗无天日了（笑）。艺术家不停地反抗自己，批评家不停地要把你归成某种事物，这是两种制衡的力量。

　那段艰难的日子

　　B：想知道你早期的一些故事。1992年《冬春的日子》是根据你哪一段的经历拍的呢？

　　L：这部电影是中国最早的独立制片之一。那时王小帅、张元等人都在自己找钱拍电影。他找我们拍主要是觉得顺手吧，因为是身边的朋友，比较好把握。拍我也不用花钱（笑）。电影除了我们，更多地综合了他自己的故事，也是那个时候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比如出国热，整个社会还没有到达今天的消费社会状态，大家情绪比较压抑，有很多苦恼和挣扎。电影由我跟喻红主演，一半在北京拍摄，一半在我的老家东北拍摄。故事讲的是两个年轻艺术家谈恋爱，又想卖一些作品维持生活，让生活更富裕一点儿。片中的女孩子要出国，又跟另外一个人好，这是当时青年男性经常会遇到的事情。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生活，从个人生活来讲，我跟喻红一直没有问题，但电影浓缩了当时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很多年轻人为了出国分手。这是一部青春片，青春的压抑和张扬都有。

　　B：1993 年，你和你夫人在纽约结婚。

　　L：到一个社会应该多呆一呆。我们在纽约呆了一年，最开始住在布鲁克林，后来搬到纽约上城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一个朋友家里，他刚好回国。再后来搬进艾未未的房子，艾未未转租给了徐冰，徐冰回国，转租给了我，住了几个月。

　　B：租金多少还记得吗？

　　L：还真有点儿忘了。一个月几百美元吧。纽约生活很贵。我们经常去唐人街买菜、买螃蟹，4 美元可以买12 只螃蟹，特别便宜。我特别爱吃螃蟹。

　　B：你跟贾樟柯有过几次合作？

　　L：我们很早就认识。他拍《世界》的时候找我串个角，随便找两人串串场，都是朋友，好玩。他一直有拍我纪录片的愿望，我觉得三峡是我们的结合点。我想他在三峡拍我，比在工作室里拍我更好。他的镜头可以从我挪到另外一个情景，这样他的纪录片会更丰厚，而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在画室里苦闷（笑）。他可以发挥更广阔的空间。我们一拍即合。

　　B：于是你和他的剧组到了三峡。你画你的，他拍他的。

　　L：我们选择了重庆的奉节。那里拆迁得最早、最彻底，城市的变迁最大。就在那里，他衍生了拍《三峡好人》的念头。在三峡拍了1个月，后来我去曼谷，他又跟我去曼谷拍了半个月。回来以后，他自己又去三峡补拍了一些镜头。

　　B：你们合作的感觉怎么样？你对他的感觉怎么样？他对你的感觉怎么样？

　　L：挺好的。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我们也用不着过多交流。因为我需要专心在一段时间内把画画完，他怎么拍是他的事情，但他最后让我走了两场（笑），摆拍了几次。拍电影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一条没拍好，或者焦距没对好，他就会让我再来一遍，这时候我就会有点烦（笑），仅此而已。表演是一个专业，让我重复地表演，觉得有点别扭。

   （编辑：全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