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璜生

     2001年1月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后生代与新世纪”展，将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并非是赶时髦，而是希望从社会学层面做一些清理、分析，从而获取与这段历史相关的艺术现象的文本资料。在王璜生先生家中所进行的谈话无非是通过对作品本身和作者的历史背景的关系来获得对这代艺术家更为全面与立体的认识。

     王璜生（以下简称：王）：“后生代与新世纪展”是一个局部调查，对70年代艺术家艺术面貌的一个调查。作品展出之后，有些人反映说这代人的艺术面貌还不很明确，而且作品之间的观念差距也很大，这需要一个梳理和选择的过程。确实，在不同文化取向的作品面前，不知道你们对文及生活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样，这里面有多种解读的可能。

     段建宇（以下简称：段）：“后生代与新世纪展”的感觉还是偏向于规矩，从形式及内容上还是太规矩了，感觉不象当代人，没办法体现出70年代人特有的敏锐和个性。

     孙晓枫（以下简称：孙）：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存在于70年代艺术家身上的问题，其中的分歧非常大，从内容到形式及文化取向有着无法忽视的错位。多种风格的总体面貌掩盖了艺术教育在这一代人施加影响的真相，大多数的作品带有学院式的矜持和惰性，真正有力度、有个性的作品并不多。

     段：我们这次展览在展厅里所表示出来的差别其实挺大的，主要是对存在状态认识的落差。布展那天，响叮当跟我说：“现在都电脑时代了，你还画这些？”经他这样反诘，好像我真的犯了错似的，他这种说法目前在一部分70年代艺术家里有一定的代表性。我觉得他似乎已经认定了当下艺术选题与方式了。

     江衡（以下简称：江）：现在确有一部份人执迷于新的媒介形式及有极强时效性的图式符号。当这些图式被认定是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图式时，有许多艺术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采用，这也使这些图式因为泛滥成灾而丢失了个性的意义，丢失了个人语言系统那种特有的质地。

     魏青吉（以下简称：魏）：作为批评上的定位，我们需要的是个性中的共性，而非共性中的个性。现在利益关系或商业操作正在制造着种种时尚、潮流。“政治波普”也好，艳俗也好，甚至“美女”，那一种品牌卖得好，参展机会多，大家一涌而上。具有不同经历、学养和性格的人们。在画着从风格到图式如此接近的作品时，是否真的有感而发。记得有位外国艺术家在看了一个中国艺术家群展后竟说：“你们中国艺术家真厉害，一个人竟能画出这么多作品。”这不失为我们当下整体状况的一个绝好讽剌。

     孙：你的是一个群落的状态。但些次的展览所体现的70年代的艺术家的状态，仍显得有些小心翼翼，作品对文化的干预和建构显不出一股冲劲、缺乏个性与自信，有不少人仍沿袭着学院里的创作惯性，他们没有真正尊重自身的生存状态。而更可怕的是把作品作为一种手艺性的操作，这大大削弱了展览的文化质地，没有冲击力。在这一群人之中，将来是一种淘汰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王：作为这个展览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要把70年代人的艺术创作最为原始状态作一次地域性的较全面的展示，展览的意义就是在其原生态的意义，为以后对这一代人的书写提供一个阐实的素材。作为在转型与磨合的这一代人的艺术创作来说，此次展览是阶段性的总结，它的意义是向后延迟的。

     孙：我还要强调我个人的一点看法，这次展览显示出来的面貌在文化批判性方面确实做得不够。是我们没有这种勇气与自信呢？还是我们不善于表达？或甚至是我们不屑于涉及这个范畴？但回过头来说，所谓的批判意识也不是唯一的尺度。我只是觉得70年代的人对社会与文化的介入时必须对自己有个提醒，姿态是很重要的。

     林蓝（以下简称：林）：批判性不一定在作品的图像中，可能转向于艺术家创作的态度、理念和过程。批判性应该是内敛而非直白。批判多元的指向可能分散了整体的力度，但也许这正是时代的某些特片。

     王：我觉得我们所探讨的所谓批判性的问题让你们这代人开始自己检讨自己，而不象广州“卡通一代”的做法，他们更想为一代人辩护。

     孙：辩护有没有必要？我们这个年纪、这种状态是否已经到了非辩护不可的程度？其实，这一代人对于文化究竟具有怎样一种建设能力和批判能力，还是一个未知数。

     王：这一点你们和“85新潮”、“89现代美术运动”有明显的错位。

     林：“85”与“89”这两次美术运动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艺术家的使命感较强，批判意识也较为自觉。

     段：我觉得“89现代美术运动”的影响还没过去。从图式这个角度讲，我参加过的画展和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是同龄人。他们的作品还是有一种“泼皮”感觉。那种图式还是没找到更明确与个性的东西，感觉还是随以前走，手头工夫又没有方力钧、刘晓东他们好，手上不去，脑里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出来，所以很我画看了觉得特点不明确，个性不张扬。虽然我们确是比上辈接受了更多外面的新东西，但信息过大可能导致失去判断。我想这是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在学习与吸收中消化不良或食物中毒。

     王：我们做文化的人还是应该有一种意志力量，还应该有一种信念，不断地去追问某些东西，包括这代人的东西，包括这代人比较终极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可能会让艺术再往前走一步。我觉得刚才段建宇所提到的图式问题还可能商榷一下，可能是70年代人在“85新潮”之后因冲破了某种束缚之后出现了很多新的图式，西方也涌进了很多新的图式。这时候，出现的新图式对你们这代人的影响非常深，因为这些图式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非常之斑驳与多样，近乎杂乱，却又非常强烈，那时是你们艺术起步的时候，一下子接受了很多的图式，有许多的图式印进了你们的脑海里，后来，你们在寻找自己的图式时并创作了自己的图式时，仍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如果说“85新潮”或“新生代”的那种影响，只是一种重复的行为，那么你们这代人还是脱不掉“85新潮”或“新生代”的那种影响，那代人的批判情绪都很强。艺术中的批判性很强。他们作品的文化含量还是挺高的。

     魏：今天明显不是一个原创的时代，我们所做的只能以自我的方式，以个人的经验审视我们的历史和未来，做出自己的判断，确立一种态度或取向，重塑终极关怀与人文精神。当然，我提出这种方式并非是口号与说教式的，而是人性化、生活化的。

     王：在你们一代人的行动中，确切已很少听到什么洪亮的口号或标榜什么主义了，这使你们显得更加务实些，但是否又少了某些文化号召力呢？

     魏：我个人比较反对以主义对抗主义或制造运动这一类做法。我们面对的现实越来越复杂，地域、文化、政治、经济都存在着差异，我们不要急于为我们的进代下一个判断，一个定论，更不能以偏概全。艺术家并非是把生活中的表象罗列出来，而是需要发掘表象背后的真实、艺术表达上是一种智慧的较量。

     王：刚才我们谈到“新生代”与“85新潮”中涌现的艺术家都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意识而70年代艺术家相对滞后。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西方的当代艺术都走得比较轻松、比较生活化的表达。这种轻松是不是说没有问题？在这种差异面前，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究竟需不需要有很多的批判意识或文化针对性，还是把精力放在作品的文化含量、文化质地的思考上，怎样用艺术去切入这个时代，进行发言，这一代人的心态该如何表达？

     魏：作为艺术，应该看到表象背后那种真实的存在。
王：表象与内在是一对矛盾。把内在的东西表现出来，准确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这代人要去做。值得去做的事件一，而不是主简单地抛开一些“无所谓”的苦难痛苦等，一味地追求时髦、表面的东西，要去揭示，用这代人真切地体会来揭示这代人面对的生存真相。

     孙：我们的当下生存实质已和以前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是我们的私人财富，而我们与上一代人的文化差异也就要在生存现实中去发掘。我们还需要一个自我认识自我定位的过程。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不会去苛求别人应该如何去生活，如何去表达，也不愿别人来苛求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如何去表达，我们不要去过份依赖某种先入为主的强势话语的支配。

     王：对70年代本身的文化特点的定位也不要形成于单调的评判，一代人的文化取向向上呈现的是一种健康的多元状态，当然，其中必须一些是处于主流与话语中心。70年代人在目前表现出来的是文化目的不明确。在创作作品及相关的文化思考时随意性较强，有点做到那算那的嫌疑。年轻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他容易过份地依赖于自己的直觉，以一种游戏的心态来对问题，他们可以非常快地转换形式和方向，并且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转变找到很好的理由，他们有很多的籍口。

     林：我想这跟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人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个社会的机会很多，一种所谓的普遍标准是被弱化了，如我身边一些搞艺术的朋友，他们做理的事由很简单。

     孙：上海卫慧的小说被炒得很厉害，她有一段时间成为传媒的热点，红得发紫。她及她的小说似乎已成为对70年代人的文学创作、生活形态研究的“标本”。不久前，她在上海的一个展览厅中用自己的内裤印染她的头像做了一件装置，产生一些反响。作为被命名为70年代新人类代表作家的卫慧，她在表达上形式的转换对她来说是极其轻松的，没有阻碍感。社会制造了某种假象——搞艺术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也正是对艺术中学术底线的误解，容易造成一种“起哄”现象。

     魏：价值与信仰的动摇使这代人更加焦虑、迷茫和盲从，想在此种状态中混水摸鱼的人大有人在。人们乐于谈及个体、自我，但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个性最为贫乏的时代。大家容易一涌而上，追逐一种时尚式潮流，实际上是利益的驱使而非个性的真实。

     孙：我们在谈到70年代人的时候，我想需要把自己跟上一代人作为一个比较背景。上一代人的所作所为及其对社会进行干预与建构的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影响是深刻的。上代人在新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对文化、物质、娱乐等的如饥似渴、饥不择食的状态，其实是隐藏在社会深层的一个令人忧虑的文化贫血症和令人惶恐的饥饿感。一有什么东西就紧张地撮住，这容易因缺乏判断而造成混乱。这种行为对于我们这人人的“启蒙”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地误导我们。

     王：这是一个过程间文化互动的问题，如果拿60年代人与70年代人的生活背景作比较，60年代人受的教育及艺术的学习那个阶段，社会形态也不象70年代人面对的那么复杂与歧义从生，相对的干扰比较少这使他们在艺术实践时目的性针对性会更强。而他们的文化背景使他们比较自觉地承担起社会批判的责任。这不象70年代的艺术家过份关注自我刻意张扬个性来吸引目光。

     孙：60年代艺术家和70年代艺术家的比较中可以看出60年代艺术的精英情结很强，比较理想化。

     王：对了，这就是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取向差异上的可比性问题。如精英情结这个点上的比较，究竟需不需要比，有没有必要比的问题。这种情结及文化理想是不是永恒的或仅仅是某代人所必须面对的，而另外一代人不需要或者说不可能有的问题。精英文化与文化理想应该是超越时代的。如果这样，那么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可比尺度了。

     孙：精英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我的理解是指每一个特定时代的具体生存中产生的艺术经典与思想精髓，它是时间、地域与人群共同协作的成果，是非常具体的。它不是一个僵死的词汇躯壳。70年代人究竟需不需要精英意识呢？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江：在精英问题上，直到现在，仍是许多批评家纠缠的一个问题。

    段：批评家这种领袖、学术的幻觉比较强烈。70年代艺术家的摇摆状态在艺术中还是表现得比较强烈。我看了许多70年代画家的画时，感觉70年代在对问题的表述上仍不明确，面貌都不表晰。但好像没有批评家去真正地关心和讨论这个问题。

     王：说到批评家，我个人认为，批评家是谈批评家的问题。艺术家与批评家其实是两条线，不一定要跟着批评家去做，他说他的，你们做你们的，这一点一定要明确。我认为你们这代人应该有这代人自己的批评家，他在谈问题的时候才会比较具体、实在，否则那些功成名就的批评家很容易就用他的理论来套用你们的真实问题，这样，问题并无法得到揭示。

     孙：批评家有自己的理论规范，什么问题都用他自己的理论套路来阐述，这是一种惰性。

     段：画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过于密切，不知是否正常。

     孙：我在一篇文章中把批评家比喻成了个理论的搬运工，专门把理论的砖头搬来搬去，垒起一堆墙，在墙里来看世界，这个堡垒中，他保护的是他自己。

     王：我现在跟一些艺术家谈话的时候都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批评家也挺依赖的，有些批评家好象在搞圈地运动一样见一个艺术家就逮一个，然后就向外界宣称×××是我发现的，又怎样怎样啦。另外一个问题是艺术家又太看重批评家，挺关心批评家有没有提到自己，总觉得自己得受到批评一下心里才平衡些。

     孙：其实批评家在外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批评家是艺术家与大家沟通的一座桥梁。批评家不是纯学术方面的发言者。而是作为为大众解读艺术的传播者。艺术家是不应该迷信批评家，也不要过分执迷于艺术史的自我书写。

     王：70年代的人应该做你人这一代该做的，表达那些你们急于表达的，过强的功利性会隐蔽你的创作，使你们的作品变得没有智慧。

    江：我的愿望就是画自己喜欢画的东西。

     王：艺术是一情感记录。以后，你们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将在你们的作品中得到体会。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