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扬

　　前一段时间，当朋友和我大谈所谓“国民性”这样黄钟大吕的问题时，我总是不合时宜的插嘴说，“你说的这种国民性，你确定包括九零后么？”

　　九零后，是和我们不太一样的中国人。

　　“我们”是怎样的中国人？这个问题更适合抛给西方人来回答。

　　西方人或许会夸奖说，“我们”与他们相比勤奋太多。当他们忙于享受生活，“我们”却在加班，高唱着“爱拼才会赢”。如果说希腊意大利人是他们之中的极端，懒散到超脱到对工作与GDP已近乎不屑一顾；那么当年的温州人则是“我们”之中的极端，创业时前店后厂，腰缠万贯还在打地铺，实践着马英九最爱说的“拼经济”。

　　夸“我们”的更像是对本国劳工恨铁不成钢的西方资本家。而夸奖的理由当然是，当希腊这样的享受型国家正在拖累整个欧洲时，“勤奋”的我们却在充当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当然，更重要的作用是，借钱给“他们”。

　　但西方人或许会责难说，“我们”与他们相比太不可理喻。原因也很简单，世界好像一个大班级，“他们”在下课时吹牛游戏，“我们”却还在看笔记；放学了，“他们”做完作业就去享受童年时光了，“我们”却在补课和题海战术。在学生时代，“我们”这样的好学生是最惹人恨的，以牺牲自己的课余时间为代价，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了成绩的“公平”。

　　骂“我们”的更多是感觉到不公平竞争的西方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在他们心中，“我们”必须为他们今日的经济困境负责。“我们”的低劳保、低工资、低休闲不仅在政治上十分不西方，而且在经济上逼得享受生活的他们几乎难以为继，正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的路，让资本主义无路可走”。

　　哪里有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分明看到的是，跨国公司对“我们”爱得难舍难分，而西方“无产阶级”却将“我们”看作抢饭碗的、不眠不休的恶劣竞争者。中西方资本联手赚钱，中西方劳工互相谩骂。在美国国会，主张制裁中国的哪一次没有劳工组织，反对制裁中国的又哪一次没有跨国公司。

　　“我们”真是一群可怕的中国人。刚刚进入国际经济体系三十多年，却俨然是一副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衣钵传人，以举世无双的“勤奋”和低工资逼得懒散优裕的欧洲人方寸大乱。

　　他们或许会困惑地想，刚刚从马克思那里学会了福利社会的理念不到一百年，东方的马克思传人为什么又在逼迫他们重新回到自由（野蛮）资本主义的老路；他们或许也在纳闷，曾经，高喊自由贸易的是“他们”，将东方传统经济秩序冲得七零八落，现在，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却成了“我们”，高成本高福利的“他们”却成了贸易保护主义者。

　　特别无趣的是，无论“他们”如何自由快乐富有创意，但在残酷透明的资本主义竞技场上，他们就是折腾不过压抑紧张高喊敬业口号的“我们”。

　　不过，事情似乎正在发生变化。“他们”最新的一个好消息是，中国的九零后来了。

　　与前辈相比，中国九零后似乎丧失了一项令西方人闻风丧胆的能力——勤奋。

　　这甚至包括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角——农民工。在那个叫富士康的故事里，九零后农民工愈来愈成为郭台铭商业帝国的不和谐音。他们不再愿意选择无休无止的加班，他们开始对承载着资本主义神话的流水线深恶痛绝，他们更愿意选择那些创造力的工作，如果生活逼得他们选择单调的流水线人生，他们宁愿纵身一跳。

　　当然，客观情况是，父辈为他们创造了远非优裕但却足够温饱的家庭环境，当九零后农民工面对着父辈曾经历的那些“低工资、低福利”时，他们有资本说不，他们更愿意呆在网吧里闲逛吃炒饭，而不是违心地走向工厂，像卓别林一样摩登时代。据说这叫“民工荒”，但我更愿意将这看作一种自发的“抗议”。　

　　在城市里，那些出生于小康家庭的九零后则表示出了传统“科层政治”的厌恶。他们比八零后更加不明白，为什么下班后还得去过什么“集体生活”，在酒桌上逢迎着领导交好着同事，他们将这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时光。他们同样不明白，为了一点可怜的加班费，为了在他们话语体系中可笑的“成功”，他们就非得选择以办公室为家，像华为人那样感动中国，像老辈温州人那样人苦钱多。他们更加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担心因为“不努力”而触怒领导，他们关心的是，如果领导“触怒”了他们，他们随时可以换一份工作，哪怕一年数次。

　　从来没有人说他们不爱钱，他们可能只是觉得，为了那些明显不够多的金钱，凭什么要牺牲自己的私人生活。千万不要指望任何人用“集体”“奋斗”“未来”此类的字眼来绑架他们，活在当下，享受生活，生活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九零后，是更加“普世”的中国人。

　　他们与西方人一样懒散，因此，中国从他们开始将彻底告别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他们与西方人一样注重个人权利，对个人权益斤斤计较，因此，中国可能从他们开始将彻底告别“血汗工厂”；他们与西方人一样，都一样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因此，中国人可能从他们开始将彻底告别“经济动物”的嘲讽。

　　甚至这种告别本身，也非常的“普世”。

　　二战之后那一辈日本人，同样和“我们”一样崇尚奋斗与发展，而他们的下一辈，却成为了享受生活的动漫一代； 五十年代之后香港人台湾人，也曾创下了白手起家的经济奇迹，而今，励志神话李嘉诚已和香港梦一起破碎于年轻人的中环，陈升也为的台湾年轻一代喊出了 “能否让我们的日子过得不紧张”这样的时代呼声；即使是今日看起来与世无争的欧洲人，两百年前的祖辈何尝不是奔波厮杀于野蛮资本主义时代，狄更斯笔下奋斗挣扎的英国人与这个时代已是“恍如隔世”。

　　九零后应该感谢“我们”，正是前辈的种种奋斗与不堪，才为他们创造了得以超脱乃至蔑视“奋斗”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但“我们”尤其更应该感谢九零后，“我们”与当下这个世界的种种格格不入，种种发展至上的“特殊”，将在他们身上走向终结，走向“普世”。

　　九零后没有什么了不起，世界怎么样，他们便会怎么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九零后就是世界，好的和坏的。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