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汝昌

　　人们见了我，最常发的一问就是：你怎么走上了红学的道路？

　　既然大家对此话题颇欲一闻其来由缘故，我也不厌其烦地向他们陈说一遍，详略虽殊，事情粗具——大家的好奇心让我也深感这原来不是一件“小事”。我治红学，既有很大的偶然性，又有深刻的必然性。两者相交，适成一种历史文化万象中之一象。

　　先说“偶然性”。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真正关系之微妙难以尽究，最是耐人寻味了。比如说，我的红学开端是由于发现了胡适先生久寻无获的《懋斋诗钞》，这是很大的偶然性现象；但我不到燕京大学，怎能在那无比丰富的图书馆去发现它？这就又要问：我单单到燕大去读书，这是偶然性 还是必然性？这下子，就又牵扯到日军破坏我的南开中学母校与他们复又破坏我的燕大母校的侵华、抗日的无穷历史因由事故交织而成的特殊事象，而降临到我身上的这段传奇故事了。

　　一切事情，细想起来，都包含着“万层”因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确实如此。你与某人某事无缘，就是近已“交臂”，也会毫不相干，连“失之”也谈不上，因为根本不发生“交臂失之”的那一要求与理念。而“缘”，又该如何作出科学解说？我至今还是极盼有人能开我茅塞。

　　因此我以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发现《懋斋诗钞》，迟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红学的研究。

　　这个“必然”何在？在于：一、我向学慕学，天生有研究癖；二、我自幼受母教，长大些受兄长启迪，爱文学，喜小说，初中高中时期已与《红楼》结下不浅的因缘——在高中时与同窗黄裳天天大谈《红楼》，我说我课余下功夫学英文是要将《红楼》译为外文，向世界介绍（如林语堂之译《浮生六记》）；并且还说：我要创造一个新英文字：Redology——红学。

　　你看，我的红学之路是早就走定了，到燕大的后话，不过是一种继续或发展罢了。

　　如今且说《懋斋诗钞》。

　　如果把发现此书一事孤立起来看待，那就很偶然——也太简单了。苦度八年抗战、沦陷之后，1947年之秋于百般艰难曲折中重返燕园以续未完之学业。其时家四兄祜昌世途蹇顿，失业家居，寂寞无聊中，以一部“亚东”版《红楼梦》（借到的旧书）遣闷。他读卷首的胡适的考证文章，引发了对雪芹其人的仰慕之情，见胡先生寻得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敦敏的《懋斋诗钞》竟不可得，深以为憾，就写信来嘱我留意此书的踪影。

　　我接信后，几乎是立刻，即直入图书馆，去查卡片柜。使我惊喜，此书竟在！燕大图书馆好极了，只填一个小借书单，馆员用吊篮传送到楼上书库，不一会儿，篮子下来，书在其中！把借书证备妥，附在书的存卡上，签了名（或学号），就能抱回宿舍任情翻阅。我在馆中借书何止千部，未见老馆员有一丝嫌烦的表情。我至今感念他们。

　　此刻要说的有三点：第一、记得原书卡上是空白，这多年来没有一人曾借过此书，一奇也。二、粗读一过，就看见有六首诗是明文咏及曹雪芹的（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有三首涉芹诗）。三、这是清缮本，字迹工整，而由于此本的发现方又引出了原稿本的出世（今归国家图书馆收藏）。

　　如果你问：发现这么一本薄薄的小诗集，到底有何意义？答复是：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约25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这句话是五十年后回顾学术史而得出的客观结论，不带任何主观夸张的色彩。

　　发现之后，我草写了一篇不太长的介绍考论的文稿，就放在宿舍书桌左肘处一堆书物的中间，心中并无多想，除去完成家兄所嘱的任务之外，即无他念——当时不要说什么“名利思想 ”“轰动效应”之类，就连发表的意愿也不曾萌生。隔了很久，燕大未遭日军封禁之前在校任教的顾随先生一次来信忽然提到：你课余是否也可练习撰作文稿，如有，可代介绍发表。

　　我即将久存肘旁的两篇小文寄与了顾师：一为考辨《皇甫君碑》并非欧阳询的“少作”，相反，正是晚期的杰作与奇迹。另一篇即此敦敏诗集中咏芹诗的介绍，题目将主眼放到了生卒年考订的方面。此二稿，顾先生交付与赵万里先生（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着名学者） ，他正主编一家报纸的图书副刊版。赵先生一见拙稿，立即编发了后一篇，而对考欧书的一篇置之弗顾。文章刊出了，引起众多人的瞩目。在随后的第二期上，即又登出了胡适先生给我的一封短信。胡先生的来信，是赵先生转给我的，我接到时他早已将此信札全文编发了。这当然引起了更大的影响。

　　我的红学开步，暂记到此。燕大藏本后为哈佛大学调去，遂藏在彼。今影印者乃原北图（今国家图书馆）之藏本也。诗曰：残编一卷懋斋存，母教兄言忆旧恩。难忘师情群辐辏，百川归海大文源。

　　（节选自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