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五月的一个周末，是上午，我正在罗马的街头闲逛，和我一起闲逛的是罗马第四大学的汉语老师罗斯。我对她说：“你这名字不怎么样，中国北方的村姑嘛，类似于红艳或翠花。”她说：“我知道。”我说：“你也别罗斯了，那我就叫你翠花吧。”她说：“必须的。”

　　这时翠花的手机响了。她接听手机的同时瞥了我一眼，直觉告诉我，这个电话和我有关。等她听完了，她把手机握在手上，很遗憾地望着我，说：“逛不成了，现在就送你去火车站。”

　　电话是威尼斯打来的，电话的那一头要求我下午五点之前“必须”回到威尼斯。附带说一句，我是从威尼斯偷偷跑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两天的时间好好看看这个不是用一天建成的城市——什么事“必须”让我回到威尼斯呢？

　　还是先说一点别的吧。我是作为“威尼斯博物馆联盟”的客人来到威尼斯的，为期一个月。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参观威尼斯的博物馆。当然，每年的五月，威尼斯还有一个作家节，我需要参加他们的一两个活动。事实上，在我抵达威尼斯的当天，威尼斯方面就给了我一张时间表，所有的行程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可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乡下人，有几个乡下人是按照“时间表”过日子的？那还活不活了？我们乡巴佬有我们乡巴佬的生活方式，那张行程表也不知道被我“混”到哪里去了。如果日程表还健在，我断不可能答应翠花去罗马的。现在好了，给抓回来了。

　　作家节的开幕式安排在一个疑似教堂的大厅里。大厅很古老了，巍峨，肃穆，庄严，正上方有一个穹顶。也许就是一个教堂。七点不到，大厅里就挤满了人。我这是干什么来的呢？好不容易等来了威尼斯大学的那个法语教授，巴拉巴拉巴拉，她高高兴兴地说。在我看来，她的高兴是夸张的和盲目的。我想把她的表情翻译一下：你到底还是赶回来了，好！

　　阿多尼斯就是在法语教授巴拉巴拉的过程中走进大厅的，他们是一个长队，一共有十来个人。一看到阿多尼斯，我当即明白过来了，是作家节开始了。从后来的进程来看，所谓的开幕式，其实就是阿多尼斯的诗歌朗诵会。

　　七点整，所有的灯都灭了，大厅里一片漆黑，除了台上的那盏射灯。射灯照亮了舞台中央的麦克风，它修长，孤独。与此同时，大厅静穆了，鸦雀无声。我们来到了宇宙。

　　威尼斯大学的法语教授上台了，她站在了射灯的下面。她开始讲话，用的是法语。我能听懂一个单词：阿多尼斯。我想起来了，阿多尼斯平日里是用法语的。我想，这就是诗人的力量，或者说，诗的力量，在某种特殊的场合，为了你，所有的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母语。

　　阿多尼斯登台了。没有人鼓掌。鸦雀无声。阿多尼斯矮小和肥胖的身躯在往上走，先是黑暗的，后来明亮了。他开始朗诵，音色沙哑。我确定，那是法语。钢琴响了起来。也就是四五句吧，阿多尼斯右侧的射灯也亮了，灯光小心、谨慎，是那种经过多次彩排后所选择的亮度。射灯的下面有一张写字台，一个男人正在那里书写。他戴着白色的手套，动作非常非常地慢。写好了，便把桌面上的纸张拿起来，开始卷，卷成一个圆桶，然后，递到了一个小姑娘的手里。小姑娘的手上也戴着白色的手套，我估计是威尼斯大学的大学生。然而，此时此刻，她不再是大学生，而是古希腊的女祭司。白裙。无袖。长下摆。下摆上全是讲究的褶皱。我转过脸去，突然看见大厅右侧的过道里站立了许多古希腊的女祭司，她们的着装是统一的，白裙，无袖，长下摆，相隔五六米一个。她们在传递，像传递火炬那样，一个一个地往下传。

　　惊人的一幕终于出现了。大厅的顶部突然亮了。地面的一盏射灯把阿多尼斯的诗句投在了穹顶上。射灯在旋转，阿多尼斯的诗句就开始在宇宙的边沿蔓延，像天体在运行。那些字都变形了，变了形的文字相当地诡异，已经不像文字了，具备了辐射或流散的迹象。我确信，所有的人都仰起了脑袋，正如康德所说的那样，在仰望星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是奇怪，没有人鼓掌，没有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宇宙的深处，阒然无声。我唯一能听到的只是阿多尼斯沙哑的法语。我承认我有了错觉，像失重，有点飘。我微微有一点恐惧。

　　我参加过许许多多的朗诵会，我要说，让我飘起来的，就这么一回。阿多尼斯当然不是神，也没有人造神。阿多尼斯是我喜爱的诗人，到此为止。感谢阿多尼斯，在威尼斯，他让我看到了诗歌的辐射，当然，还有迷人的流散。

　　阿多尼斯后来就从台上下来了，有些疲惫地和我们握手。在和我握手的时候，他没能把我认出来。我们在北京见过的，我记住了他，他把我忘了，就这样。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遗忘他，就算我把他忘了，我也能记得他的诗——

　　向我袭来的黑暗，让我更加灿烂。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