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睡在床上的时候，他走进屋来关上窗户，我就看出他像是病了。他浑身哆嗦，脸色煞白，走起路来慢吞吞，似乎动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怎么啦，沙茨？”

　　“我头痛。“

　　“你回床上去。等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等我下楼来，他已经穿好衣服，坐在火炉边，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把手搁在他脑门上，就知道他在发烧。

　　“你上楼去睡觉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来了，他给孩子量了量体温。

　　“多少？”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在楼下，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药丸，还吩咐了服用方法。并说只要体温不高过一百零四度就不用担心。这是轻度流感，假如不并发肺炎就没有危险。

　　回屋后我把孩子的体温记下来，还记下吃各种药丸的时间。

　　“你要我念书给你听吗？”

　　“好吧，你要念就念吧，”孩子说。他脸色煞白，眼睛下面有黑圈。他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我大声念着霍华德·派尔的《海盗集》，但我看得出他并没在听我念书。

　　“你感觉怎么样，沙茨？”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他床脚边看书，等着到时候给他吃另一种药。本来他睡觉是轻而易举的，但我抬眼一看，只见他正盯着床脚，神情十分古怪。

　　“你干吗不想法睡一会儿？到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要是你心烦就不用在这儿陪我，爸爸。”

　　“我没心烦。”

　　“不，我是说如果叫你心烦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儿。”

　　我以为他也许有点头晕。到了十一点，我给他吃了医生开的药丸后就到外面去了一会儿。

　　那天天气晴朗寒冷，地面上盖着一层雨夹雪都结成冰了，因此看上去所有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修剪过的灌木、全部草地和空地上面都涂上层冰。我带了一条爱尔兰红毛小猎狗沿着大路和一条结冰的小溪散步，但在光滑的路面上站也好，走也好，都不容易，那条红毛狗一路上连跌带滑，我自己也重重摔了两跤。

　　高高的土堤上长着倒垂下来的灌木丛，我们从那下面赶起了一群鹌鹑，有些鹌鹑在树上，但大多数却散落在灌木堆中，你得在上面结了一层冰的树丛上跳好几下，才能把它们惊起。正当你在被冰裹着的松软的树丛上摇摇晃晃、立足未稳之际，它们却突然飞了起来，这使你很难命中。我击落了两只，有五只飞走了。我开始往回走，很高兴发现离家这么近有一群鹌鹑。想到哪天再来，有这么多鹌鹑可打，心里乐滋滋的。

　　到家后，家里人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还是我离开他时那个姿势，脸色煞白，不过由于发烧脸蛋绯红，像先前那样怔怔盯着床脚。

　　我给他量体温。

　　“多少？”

　　“好像是一百度，”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还好，”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不过我没法不想。”

　　“别想了，”我说，“别急。”

　　“我不急，”他说着一直朝前看。显然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把这药和水一起吞下去。”

　　“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吗？”

　　“当然有啦。”

　　我坐下，打开那本《海盗集》，开始念了，但我看得出他没在听，所以我就不念了。

　　“你看我几时会死？”他问。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才死？”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啦？”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见他说一百零二度的。”

　　“发烧到一百零二度可死不了。你这么说可真傻。”

　　“我知道会死的。在法国学校时同学告诉过我，到了四十四度你就活不成了。可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从早上九点钟起，他就一直在等死，都等了一整天了。

　　“可怜的沙茨，”我说，“可怜的沙茨宝贝儿，这好比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是两种体温表啊。那种表上三十七度算正常。这种表要九十八度才算正常。”

　　“这话当真？”

　　“绝对错不了，”我说，“好比英里和公里。你知道我们开车时车速七十英里合多少公里吗？”

　　“哦，”他说。

　　他盯住床脚的眼光慢慢轻松了，他内心的紧张也终于轻松了，第二天一点也不紧张了，为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他动不动就哭了。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