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手是没有的，如果一定要寻找，它其实就是你自己。

　　他是北京某大学赴外地的招生组长，亲手签发了该重点大学在某省数年间的所有录取通知书。许多年轻人的命运，由于他的手指，发生了巨大而辉煌的转折。更多的高考生，由于他的断然拒绝，永远地失去了踏入那座庄严校门的机会。

　　他沉吟着，缓缓地说，我的权力太大了，瞬忽之间决定很多人一生的走向，我一辈子搞学问，害怕这种很严峻、很生死攸关的事情。我拒绝，但是没有用。校长说，招生是很艰巨的事，我现在就有一大把条子了，喏，都给你，你看着办吧。

　　我是抱着一大堆纸条走马上任的。所以，我告诉你一句经验之谈，要是在高考中有什么需关照的事，一定要提早打招呼。临渊羡鱼，到了录取的节骨眼上再托人，就来不及了。

　　我说，我在电视上看到，录取的现场戒备森严，好像传染病院一般，是吗？

　　他轻轻笑起来，说，依我看，可能比医院还严格。通常都是星级宾馆，门口有警卫。我们佩戴特制的工作证进入大门后，就成了没有脚镣的囚徒。不到录取全部结束，任何人没有特批，不得自由出入。所有房间的电话都被掐掉了，与世隔绝，好像困在一座古堡里，除了吃饭，就是工作。录取名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高级智力游戏。录谁不录谁，录在这个专业还是那个专业，分数的高低、考生的志愿只是一部分摆在桌面上的砝码，更多的是各种关系的平衡，方方面面利益的交错，真令人绞尽脑汁。

　　第一个故事：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要给我打水扫地。

　　宾馆里住的都是该省招生办和各大学的工作人员，大家平时也不大说话。一是忙，一般他找你，就是有事要求你，每人都操了一把条子，够乱的了，谁也不愿多揽麻烦。二是好考生就像一种富矿的资源，大家都抢着要，同行是冤家，所以，大伙基本上是点头之交。但是从我刚一住进宾馆，就注意到有一个佩戴招生标志的人，总在窥测我的房间，没事找事地朝我微笑，看得出非常想同我说话，千方百计讨好我。到了第二天，筒直就发展到要给我扫地叠被，端茶倒水的地步。我很奇怪，别说我不用人服侍，就是真的要人照顾，也有服务员帮忙，他这是为什么呢？当他又一次要给我满满的暖瓶续水的时候，我谢绝道，您也是工作人员，还是去忙自己的事吧。

　　他说，我不是工作人员，是一个考生的家长。我女儿报了你们大学，我怕你们不录取她，就特地走后门，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个工作证，住进你旁边的房间。有关你们学校招生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我得盯着你们录取，千万不能让别人把我女儿顶了……我立刻产生了一种被人监视的感觉。想不到还有这样走后门的，也可以说，他是没有任何后门可走，只有赤膊上阵了。我从电脑里查看了他女儿的分数，还好，在我们的录取分数线以上。

　　这里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说明，就是计算机是铁面无私的，做不了假，你不到提档线，神仙也无法。但是过了分数线，也不一定能录取上。

　　比如我招50名学生，当地招办要向我提供120%的考生名单，就是60名考生档案。

　　取谁不取谁，就是我说了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关更残酷。若是你分数不够，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可是你够了分，也不一定能上成理想的大学，这20%的概率就是无情的杀手。他一起作用，就功败垂成。

　　我对那父亲说，您可以走了，我向你保证，我肯定录取您女儿。没想到父亲摇摇头说，我不走。录取通知书没拿到手，我一秒钟也不会离开。我没权没势，除了牙缝里抠出的这点钱，买个证件，每天交高额的房钱，守在这里，我再没别的法子了。我住在这儿，破费多少钱，心里安宁。

　　通知书是统一发放的，我也没法提前给他写一份，只得由着那位父亲住着。他也很知趣，再不同我说什么，每天只是在走廊相遇时尴尬地笑笑。我的脸色简直就成了录取通知书，所以，不管我有多为难的事，只要碰上他，我一定龇牙咧嘴做一个笑脸，好让他安心。发通知书的时候，我第一个写下了他女儿的名字。

　　第二个故事：身高1.60米，体重110公斤，校长向我下指示……

　　校长给我的那一把条子，是按关系亲疏编了号的。赫然列在第一位需重点保护的那个考生，很有背景。分数倒是上了档，可他身高只有1.60米，体重却有110公斤，整个一个正方体。我把他杠下去了。没想到校长遥控，打电话来说这个学生对学校太重要了，请务必收下。刚才讲了招生机构和外界通讯阻隔，怎么这会儿又能通消息了？来的时候校长偷着给了我一个手机，以供秘密联系。招生组织者想不到穷苦知识分子也武装起来了，检査不细致，让我们钻了空子。我说，校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校长说，胖怎么啦？他既然能考出好分数，就说明智力上没问题，为什么不收？这不是歧视吗.？怎么也比残疾人好吧。我说，校长，为什么政策上要给20%的余地，不就是让咱们有个挑拣吗？明明有好的，同样的分数，别人只有60公斤，我为什么非得要他？他要真是残疾人，按政策必得收，别人倒是没话说。可惜他不是，这模样招到学校里到处一走动，大家肯定得议论，这是谁招的学生？一准是走了后门!骂我不要紧，最后一定会把账算到您的头上。您想想，值不值得？您就对他的家长说，今年去你们省招生的那个教授不听招呼，我也管不了他。今后我给他个小鞋穿好了，请你们息怒。我把话说到这儿，校长那边就一个劲地咳嗽，我赶紧说了一句，校长您可得多保重身体，就赶快把电话放下了。

　　第三个故事：我偷偷一看，发觉自己干了一件缺德的事。

　　招生名额最后确定，像是摆八卦阵。好不容易一切就绪，马上要发录取通知书了，省招办来人找到我，说要把一个其他专业的考生，调到国际金融专业。我看着已经录到国际金融专业的三个考生，觉得个个优秀，把谁拿下来和公子哥对换，都舍不得。可我不能得罪人，今年学校派我来这个省，明年也许就是别人，要是把关系搞坏了，对全局有影响。

　　只得狠下心来，换吧!具体和谁换呢？三个学生当中有两个是城里人，家长都有文化，我想要是万一有人较真理论起来，不好交代。其中分数最高的那个考生，是个乡下孩子，我想他能考上大学，心里已很知足了吧？

　　他的志愿表上，也填了“服从分配”，咬咬牙，就牺牲他吧。于是那位公子上了炙手可热的国际金融，穷孩子上了普通的专业，一切如我所料，神不知鬼不觉，风平浪静。那年开学以后，我偷偷地找到那个乡下孩子，暗地里观察他，很英俊、很聪慧的学生。我心里很难过，做了一件缺德的事，弹指之间，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

　　招生组长苦笑着把故事一个个讲下去，我听得入神。最后我说，还有一个问题，您在招生过程中收过礼物吗？当然，要是您不愿回答，完全可以沉默。

　　他说，很多人都想问我这个问题，可是都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你当面问我，就是对我的信任了。说句实话，招生的日子是我一辈子权力最大的时光，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权势感，有很多人送礼，我都没有收，主要是想保持心里的宁静。啊，你让我想一想，要是说一次也没有收过，也不确实。我收过一次的，就是那个她父亲要给我扫地打水的女学生，开学不久是中秋节，给我送来了一袋小米，大约有二三斤的样子，缝在一个布袋里，说是全家的心意。我轻轻地摸了一下，里面没有金戒指钞票之类的硬物，就收下了。我给了她四块月饼，大三元的，价值当在小米之上。我还是不踏实，就向校长汇报了，校长说，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很惶惑，说就是那个胖子的事吧？校长说，什么胖子，我记不得了。我要对你说的是，假如没有大的变化，明年招生还由你任组长。

　　我说，您主持了这么多年的招生，可有什么肺腑之言？

　　他想了想说，我很抱歉，我不是一个非常公正的招生人员，但好像也不是最坏的。实事求是地说，大概算个中等。我不是上帝之手，至多是上帝的指甲吧，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被赋予了拨弄他人命运的力量，我的手指一动，有的琴弦喑哑，有的琴弦高昂。我是凡人，不可能没有私心和错误。法律和制度的完善，也许可以增加选择事物的透明性和公正度，但依我的经验，永远不可能有100%的公平。人只有把自己锤炼得更坚强、更优秀，命运才会叹息着服从你。比如那个被我迫害了的没有上成国际金融专业的学生，我可以更改他的专业，却不能阻挠他上大学，因为他的分数遥遥领先。只要他真热爱这门科学，以后还可以选修第二专业，报考国际金融的硕士博士——真正的上帝之手是没有的，如果一定要寻找，它其实就是你自己。

　　我看着招生组长的手，它颀长白皙，很柔弱的样子，指甲修得很短。握别的时候，感到它的无力和轻微的暖意。

　　本文摘自毕淑敏 着 《生活要有光和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5年11月出版。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