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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更喜欢鸭子，它们一共有八十六只。
队长把这些鸭子统统交给了我，队长强调说：“八十六，你数好了，只许多，不许少。”我没法数，并不是我不识数，如果有时间，我可以从一数到一千。
但是我数不清这群鸭子，它们不停地动，没有一只鸭子肯老老实实地呆上一分钟，我数过一次，八十六只鸭子被我数到了一百零二。
数字是不可靠的，数字是死的，但鸭是活的，所以数字永远大于鸭子， 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子，我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
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阔大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长满了水韭菜， 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不应当在这个时候放鸭子，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
可是我不能，我要等到十周岁才能走进学校。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
父亲对黑夜的兴趣越来越浓了，父亲每天都在等待，他在等待天黑，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了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
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书，那本《宇宙里有些什么》是他前些日子从县城里带回来的，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
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父亲把它贴在堂屋的山墙上。
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
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
中国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世界地图》上已经是一览无遗，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
关于世界，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庄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
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而是椭圆形的，地图上左右两侧的巨大括弧彻底说明了这个问题。
看完了地图我们就一起离开了我们的家，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按照年龄段很自然地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我们开始讨论。
概括起来说有这样的几点：
第一，世界究竟有多大？到底有几个王家？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苏修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
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
第二，这一点是王爱国提出来的，王爱国说：“如果我们像挖井那样不停地往下挖，不停地挖，我们会挖到什么地方呢？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
可它在哪里呢，是什么托起了我们，是什么支撑了我们？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
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我们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表示我们深切的关注。
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因为没有答案，我们的脸庞才格外的凝重，可以说暮色苍茫，还是王爱国首先打破了沉默，提出了一个更令人害怕的问题。
第三，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
那个深渊无疑是一个无底洞，这就是说，我们掉下去之后，既不会被摔死，也不会被淹死，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一直坠落，永远坠落。
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恐惧，无边的恐惧，无尽无止的恐惧，因为恐惧，我们紧紧地挨在一起。
但是，王爱国的话立即受到了质疑。王爱贫马上说：“这是不可能的。”
王爱贫说，他看地图看得非常仔细，世界的尽头并不是陆地，只不过是海洋，并没有路，我们是不会走到那里去的。
王爱贫补充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
王爱贫言之有理，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了，王爱国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
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形势相当严峻，可以说危在旦夕，是啊，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
假如我们坐的是船，永远坠落的将不只是我们，还得加上一条小舢板，这个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几个岁数小的一起低下了脑袋，说实话，我们已经不敢再听了。
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了，王爱贫没有正面反击王爱国，而是直接给了我们一个结论：“这是不可能的。”
王爱国说：“为什么不可能？”王爱贫笑了笑，说：“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请问，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
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并没有插上翅膀，并没有咆哮而去，安静得像口井，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我们坚信，有水在，就有我们在。
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了世界，我们都一起看着王爱贫，心中充满爱戴与崇敬，他为这个世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或者说，我还是有疑问。在大西洋的边缘，满世界的水怎么就没有淌走呢，究竟是什么力量维护了大西洋？我突然想起了世界地图。
可以肯定，世界最初的形状一定还是正正方方的，大西洋的边沿原来肯定是直线。
地图上的巨大外弧线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是被海水撑的，像一张弓，弯过来了，充满了张力，充满了崩溃的危险性。
然而，它终究没有崩溃，这是一种奇异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不敢承认的力量，然而，是一种存在的力量。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大西洋的边沿一旦决口了，海水会像天上的流星，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水都是手拉手的，它们只认识缺口，满世界的水都会被缺口吸光，我们王家庄鲤鱼河的水也会奔涌而去。
到那时，神秘的河床无疑会袒露在我们的面前，河床上到处都是水草、鱼虾、蟹、河蚌、黄鳝、鸭子、船。
也许我们家的码头上还会出现我去年掉进河里的五分钱的硬币，可是，五分钱能把满世界的水重新买回来么？
用不了两天，这个世界就臭气熏天了，我傻在那里，我的心像夏夜里的宇宙，一颗星就是一个窟窿，我没有回家，直接找到了我的父亲。
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一心没有二用，满天的星光，交相辉映，全世界只剩下我和我的父亲。
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仰起头，看着夜空，我一定要从宇宙中找到地球，看地球在哪里闪烁。
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但没有一处是手电的反光，没有了反光，手电也就彻底失去了意义。
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了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
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它们全力以赴地吃，全力以赴地喝，它们完全不能理会我内心的担忧。
万里无云，宇宙已经没有了，天上只有一颗太阳，乌金荡的水把天上的阳光反弹回来了，照耀在我的身上，我的身上布满了水锈，水锈是黑色的，闪闪烁烁，然而，这丝毫不能说明我的内心通体透亮。
乌金荡里只有我，以及我的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我承认我有点恐惧，因为鸭子在水里，我在船上。
我非常担心乌金荡的水流动起来，我担心它们向着远方不要命地呼啸。
对于水，我是知道的，它们一旦流动起来了，眨眼的工夫就会变成一条滑溜溜的黄鳝，你怎么用力都抓不住它们，最后，你只能看着它们远去，两手空空。
然而，危险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诱惑力的，它使我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想象，我的思绪沿着乌金荡的水面疯狂地向前逼进，风驰电掣，一直来到了大西洋。
大西洋很大，比乌金荡和大纵湖还要大。突然，海水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笔直地俯冲下去。
这时候你当然渴望变成一只鸟。你沿着大西洋的剖面，也就是世界的边沿垂直而下，你看见了带鱼、梭子蟹、海豚、剑吻鲨、乌贼、海鳗，它们在大西洋的深处很自得地沉浮。
它们游弋在世界的边缘，企图冲出来，可是，世界的边沿挡住了它们，冲进来的鱼“当”的一下，被反弹回去了，就像教室里的麻雀被玻璃反弹回去一样。
基于此，我发现，世界的边沿一定是被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物质固定住的，这种物质像玻璃一样透明，一样密不透风。
可以肯定，这种物质是冰，是冰挡住了海水的出路，是冰保持了世界的稳固格局。
我拿起竹篙，使劲儿拍在了水面上。水面上“啪”的一声，鸭子们伸长了脖子，拼命地向前逃窜。
我要带着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
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满怀斗志，满怀激情，就是找不到方向。
望着茫茫的湖水，我喘着粗气，斗志与激情一落千丈，我是第二天下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
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它使我们第二生产队永远失去了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两位社员没有把我交给我的父亲，直接把我交给了队长。
队长伸出一只手，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
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给所有的人点烟。
父亲一看见我就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
父亲看了看队长，又看了看大队支书，大声说：“掉到哪里去了？”我说：“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
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父亲的手很白，冰凉的。
父亲掴了我一个大嘴巴，我在倒地的同时就睡着了，听村子里的人说，倒地之后我的父亲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一脚，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
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
“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