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Riffle/摄
他走进我们房间关窗户的时候，我们还未起床。我见他一副病容，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缓慢，好像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你怎么啦，宝贝？”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我很好。”
“你先上床。我穿好衣服后就来看你。”
可是当我来到楼下进，他已穿好衣服，坐在火炉旁，显出一副重病在身的九岁男孩的凄惨模样。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知道他发烧了。
“你上楼去睡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病，”他说。
医生来后，量了孩子的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用不同颜色胶囊包装的三种药，并嘱咐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的，另一种是通便的，还有一种是去酸的。他解释说，流感细菌只能在酸性环境中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内行，并说，如果高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要是不引起肺炎，就没有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了孩子的体温，并对各种胶囊的服用时间作了记录。
“想让我读点书给你听吗”？
“好的，如果你想读的话，”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我朗读霍华德派尔的《海盗的故事》，但我看得出他并没在听我朗读的内容。
“你感觉怎么样，宝贝？”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床脚边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胶囊。按理，他本该睡着了，然而，当我抬头看时，他却双眼盯着床脚，神情异常。
“你为什么不试着睡觉呢？到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不必呆在这里陪我，爸爸，要是你嫌麻烦的话。”
“不嫌麻烦。”
“不，我是说，要是你过一会儿嫌麻烦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
我想，或许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钟，照规定给他服药后，我便出去了一会儿。那是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一层已结成冰的冻雨，因此看上去仿佛所有那些光秃秃的树木，那些灌木丛，那些砍下来的树枝，以及所有的草坪和空地都用冰漆过似的。我带着我那条爱尔兰红毛小猎犬，沿着大路和一条冰冻的小溪散步，但在这玻璃般光滑的地面上站立和行走是很困难的。那条红毛狗一路上连跌带滑，我自己也摔倒了两次，摔得挺重，一次摔掉了猎枪，使猎枪在冰上滑出去老远。
高高的土堤上长着倒垂下来的灌木丛，我们从那下面撵起了一群鹌鹑；当它们快要从堤岸顶上消失时，我击落了两只。有几只鹌鹑停落在树上，但大部分飞进了一堆堆的柴垛中。你得在这些被冰裹着的柴垛上跳上好几下，才能把它们撵出来。当人在这些既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尚未立稳之际，它们却飞了出来 ，使你很难射中。我击落了两只，逃掉了五只。动身返回时，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而且还剩下许多，改日可再去搜寻猎取。
回到屋里，他们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仍像我离天时那样躺着。他脸色苍白，但两颊上部烧得发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量了他的体温。
“多少？”
“大约一百，”我说。实际上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原先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用不着担心。”
“我不担心，”他说，“但是我不能不想。”
“不要想，”我说。“放心好了。”
“我很放心，”他说着，眼睛直盯着前方。显然，他有什么心事，但在尽力控制着自己。
“将这个用水服下。“
“你看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打开了《海盗故事》，开始读给他听，但我看得出来他不在听，于是我停了下来。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就要死了？”
“你不会死。你怎么啦？”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不会因为得了一百零二度的高烧而死去的。你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告诉我说，烧发到四十四度就不能活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上午九点起，整整一天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我说，“哦，可怜的宝贝，这就像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在那种温度上，三十七度是正常的。在这种温度上，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你肯定？”
“绝对没错，”我说。“这跟英里和公里的区别一样。你知道，就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折合成多少公里一样。”
“噢，”他说。
他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松弛了。他的紧张状态也终于缓解了。第二天，越发轻松了。为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会动辄哭起来。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