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替他辩解了几句。说后果尽管很严重，政治影响尽管很恶劣，但显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反动而导致的。他是我们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外政治干部。良马宝驹也有偶尔失蹄之时，对他应予原谅。替他辩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赏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对那些人。更多的后者们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连他的刻毒言论都不算“右派言论”，那么已经内定了的“右派分子”，则都不该戴上“右派”的帽子了!分明的，他们落井下石，火上浇油，欲将他置于绝境而后快。他们或是因与他素有积怨，或是嫉妒他的得宠，或是觊觎他的职位急于取而代之。替他辩解的人们，惟恐自己也受牵连，岂敢声明他所以公开发表那样的言论，其实是领会了他们的旨意?他们既不敢承担一点点责任，在打算彻底毁了他的人们的凌厉声讨中，替他所进行的辩解就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而显得顾虑重重，含糊其辞欲言又止。
正讨论着，上边来了电话，大意是——像柳某某这样一个人，受党器重，受党栽培，受党信任，并不论资格委以重任，却公开跳将出来反苏反党，具有很深刻的反面教科书反面教员的现实意义。反苏即反共，这是一个鲜明的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柳某某够得上是一个典型了……于是讨论没必要再进行下去。
可想而知，当柳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时，他是多么震惊多么不解多么委屈多么心不能服。然而无论他怎样，都已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因为他又是一个典型了。
像当年他由一次发言而出乎意外地成了一个典型一样。
更令他震惊的是，他以为他的下场一定会引起广泛同情，却不料顿时陷入了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没人同情他。他不知所措到了极点。
正应了那句话——墙倒众人推。
他斯时才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原来不少人都盼着他有此日。
而未婚妻“大义灭亲”、“深层揭批”，使他的命运更加雪上加霜。
不过，他虔诚地配合形势“引蛇出洞”之目的确乎达到了——另有十余名学生与他同时划为“右派”——那些不但贴大字报支持他的发言，且对苏联专家无礼冒犯的学生。
“反右”之战果由而扩大了。
不久他被发配到农场去接受改造。与他同时划为“右派”的十余名学生们，并不因而与他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不，他们非但不那样，还恨他。因为在他们想来，自己是做了他的政治殉葬者。都是大学生，谁也不弱智。后来他们相互一沟通一启发，全明白了。于是对他的恨膨胀了十分。有天晚上他们将他骗到野地里，狠揍了他一顿。连几名女学生也对他动了拳脚。他们解恨散去以后，他在野地里大哭。那时西北风呼呼地刮，像牛吼。几名女生啐他的唾沫，在他脸上冻成满脸冰斑。斯时状况，可用四句诗来形容——“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以后几年内，那些学生们陆续“摘帽”，陆续分配工作，陆续离开劳改地。当最后一名学生离开时，他对人家竟那么依依不舍。因为有他们在，虽然都是“右派”，虽然在他这方面姿态卑下，时时处处多赔小心，惟恐惹他们烦而遭呵斥，但——毕竟他是在一个小群体里。他不知只剩他一个人了，孤独又漫长无期的岁月该怎样打发，以及命运还会怎样地惩罚他。
他的依依不舍感动了人家。
人家分手时说：“老师，您珍重啊。我也没什么送您留作纪念的，就送您一句话吧!”
那句话是——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冯梦龙小说中的一句话。
人家的心地是很良善的。然而在他听来，却似乎包含着显明的讽刺意味——因为他的口几乎仅是饮食之“门”了，因为他的舌几乎仅有品味之功能了。一则劳改条例严厉限制着“右派”的言论自由；二则既已为“右派”，心里谨慎，自己束缚着自己说话的欲念。他已差不多变成一个准哑人了。
其实他也有早些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只要他虔诚地表示认罪。那十几名学生，便是因为认罪态度好，而被陆续“宽大处理”的。偏他几年内没悟明白过来。不断地这里那里写信申述自己的无辜。等那劳改地就剩他一个“右派”了，等他终于悟明白过来了，晚了。不能全部摘帽。全都摘帽运动不是白搞了吗?他是“右派”典型，既为典型，自己想不是——休想。典型那就是要永远起典型的作用，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当“右派”不再是一个小小的集中的群体，而是单独的一个人的时候，其命运大抵有两种——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监督的眼渐渐疲惫了，最终接受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人，忽略了他是“另类”；或者因为在某环境中的独一无二，更加成为众矢之的，每逢有政治的戏剧上演，便成为“反角明星”，以衬托别人的正面形象。前一种命运的幸运往往体现在民间，如具体的一个偏远的乡村，一个小镇的社区，或一个人数不多，以女性为主体的手工业半手工业小厂。政治的风尾即使也每每刮到那里，然而一般不会成为民间的主要生活情节。又由于民间对于有较高文化之人，仍保持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的敬意，故“右派分子”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歧视要小些，受到的伤害也要少些。而第二种命运的不幸，往往体现在大农场、大企业，以男性为主体的大群体。由于那些地方大，政治之风刮到那里时仍正强劲，而它们的领导的级别也高。他们对政治之风的迎送方式，每习惯于搞轰轰烈烈。而且由于那些地方大中小知识分子成堆，亦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干部或技术干部。知识分子对以自己的同类为靶子来证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尤其没有什么不安。
柳是不幸的。他被一次次押遣转移，由较小的地方押遣到较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哪里的政治空气被认为浓度不够，他便被押遣到哪里去。而他一被押遣到哪里，哪里的政治空气就活跃了。好比养鱼的人，见哪一塘鱼欠生动，放一尾狗鱼进去，别的鱼们就游得欢了。他的典型性，似乎具有可持续的价值。
二十二年中，据柳自己说，他至少被批斗了四五百次。在“文革”十年中，更是几乎天天被批被斗。倘几名中专毕业的青年技工午休时间闲得慌，胡乱批斗他一通则就解了闷了。在“文革”十年中，有些大单位是禁止午休时下棋打扑克的。于是批斗他等于下一盘棋，或打几轮扑克。
据柳自己说，二十二年间，很是有一些人，因批判他而提高了写批判文章的才华，而提高了发言的思想水平。连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批判者也能与他这名“右派分子”联系起来，认为他当年在不足论道的鸡零狗碎的小事上伪装“反苏”，其目的无非想麻痹人们，使人们对苏联的认识由而不能着眼于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小骂大帮忙”的伎俩……据柳自己说，二十二年间，不少人由他而提高了写批判文章的才华，而提高了发言的思想水平，于是和他自己当年一样，引起关注，被赏识，继而由工人而班组长，而入党，而车间主任什么的。也有人被抽调到写作班子里去，成了政治宣传员，继而成了脱产的政治宣传小干部……他的话给我这么一种印象，当年的他仿佛是一块靶子，许多人可以通过射击他而训练成射击能手。又仿佛一具活尸，许多人可以通过解剖他转行当政治“外科医生”……据柳自己讲，一九七九年他获平反，调回原大学的途中，受到了某县一位副县长的数日款待。原来对方也曾是“射击”他的能手，解剖他的行家，官运由而亨通。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对方还因为经常写批判他的大字报，大标语，而竟成了该县书法家协会的会长。并且，果然写得一手好书法。起码在他看来是那样。他临行之际，人家赠他条幅，上书八字乃是——“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是老子的话。
在文言，“中”通“冲”。“不如守中”，意谓不如默默保持虚静，压制冲动。
二十二年如梦魇，柳悄无声息地回到他曾任过宣传部长的那所大学。有一位“平反办公室”的女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安排他在校招待所住下。那女同志四十余岁，对他的接待态度客气而又周到。请他不必着急“平反”以后的具体事项，安安心心地休息一段时间为好，若有什么要求来日方长。那些日子，相比于二十二年，使他感到幸福无比。终日无所事事，睡到十点钟才起也没人干涉，仿佛神仙过的日子。其寂然回归，直可用“神出鬼没”四字形容，很有那么点儿重新“潜伏”下来的意味儿。最初的日子，吃饱便睡，醒了又吃，吃了再睡。二十二年间，他的身体感到严重亏损的似乎更是睡眠，大脑不失时机地，强烈反射着一种急需补足的本能。一个星期后才开始在校园里各处转转，走走。一切都还是从前的样子。只不过树老了，楼旧了，路多了几条，看见的都是生面孔了。别人不知他是谁，他也认不得别人。即使从前的同事或上下级擦肩而过，竟也不能相互引起注意……终于他被那位女同志通知去开会了。一次，两次，数次，都是关于肃清“文革”流毒，促进思想解放的讨论。他早早地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心中牢记着当年他那名学生送给他的话，以及那位副县长赠他的条幅，自封其口，自缄其舌。
有次参加会议的多是年轻人，有学生代表，也有三四十岁的教师，一名学生发言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社会主义之中国，好比一口大锅，一幢大厦，锅已裂纹道道，厦已东倒西歪。莫如趁着思想解放的热情高涨，一举砸碎之，推倒之，从头再来一遍!好比用橡皮将纸上杂乱的铅痕擦尽，使之重是一张白纸，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正是“拨乱反正”年代，青年人口无遮掩，一旦亢奋，过激言论时有发生。主持会议的人即使不以为然，一般却也不太会当成件严重的事。
但那一次会情况有所不同。各方各面为上级收集政治思想动向的人士隐坐四角。主持会议的人是预知这一点的。脸色一时就特别的难看。想予以批驳，一时组织不成一番有力的话语；而一味保持沉默，又几乎等于怂恿……这当儿就见有人站起来说：“我也要发言。”
站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柳。
主持会议的人不认识他，惟恐他再说出什么不像话的话，灵机一动，宣布休息几分钟。
不料他坚持道：“我请求此刻发言，过会儿我也许不愿开口了!”
他脸发红，唇发抖，特别激动的样子。
有些人似乎成心要使主持会议的人更不自在，大鼓其掌。
主持会议的人只得同意他发言。
他大声道：“同志们啊，我曾是一名右派分子，我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啊!我现在终于又和你们一样有公开发言的权利了，又有称大家同志的资格了!我想说，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那就是无怨无悔地爱国的胸怀啊!刚才那位同学不是说，社会主义这口大锅已经裂纹道道了吗?那我们就要像能工巧匠一样，仔仔细细地把它锔好啊!社会主义这幢大厦即使真的已东倒西歪，那我们就要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一样，用我们的脊背将它抵正抵稳啊!倘需要，那我们就要心甘情愿地化作石柱，永永远远地支撑在那里啊!这就是我，一名被改造了二十二年的典型右派分子，对我们的祖国母亲的自白!……”
之后，他抑扬顿挫、情感充沛地朗诵了几句诗：
无论这样，还是那样，我的国啊，我爱你!
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我的国啊，我爱你!
他的发言具有一种厚积薄发的、如泉喷涌般的感染效果。一个命运浮沉与发言这种“中国特色”之事结下难解之缘的人，在你方言罢我开口的热烈的发言气氛中，那是很难做到坚决地不发言的。其发言的冲动不被激活反而显得太不正常了。
他还没来得及坐下，主持会议的人也已站了起来。
主持会议的人向他伸出一只手说：“老同志，受了委屈的老同志，让我握住您的手……”
他有点儿懵懂地向对方伸出了一只手。
他的手立即被对方的两只手紧紧握住。
对方噙泪说：“老同志啊，现在，‘我代表党’这句话，已经不是哪个级别的党的领导者都可以随便说的了。但我还是想说这句话。我是新任的党委书记。老同志啊，我代表党感谢您的一番发言，感谢您的一片忠诚!”
他的泪水也顿时夺眶而出。
校党委书记对他的感激是真诚的。因为他的发言及时拨正了讨论的思想方向，使自己由两难之境得以摆脱。
一片肃静。
无数双眼呆呆地望着他们。
一名女学生代表情不自禁地小声说：“哎呀，哎呀……”
在多数情况下，不知说什么好的人都会这样。
她已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
而紧接着一阵掌声淹没了她的“哎呀”……晚上，负责接待他的女同志到招待所看望他，极欣慰地告诉他，他那番发言在校园里反响十分强烈。仿佛，也是她的一份荣耀。并且，陪他吃了晚饭。饭桌上试探地问他对安排工作有什么想法?
他说，无条件地服从。
柳曾对我说，他当时那番发言，百分之百地真诚。他头脑里就是那么想的。终于被平反了，他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梦幻般的、急于表达喜悦的激情。而那一种激情渴望进行一次正当的喷发。
我，则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真诚。
在他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他那次发言，被打印在各种汇报材料里和“内参”里、文件里。他的名字又一次成了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
不久，他官复原职。
又不久，他和那位女同志结婚。她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她是化学系“文革”前的讲师，临时抽调到“平反办公室”的。但是她却坚持认为他们的缘分是物理性质的，是“完全非弹性碰撞”的结果。而物体相碰后不再分离，并以同一速度运动，是以最大的运动能损失为前提的。他明白她指的是她将为婚姻损失事业上的追求——都四十多岁了，才是讲师。十余年没评教授了。不发愤图强，纵然又开始评了，岂能轮到她的份儿?而发愤图强吧，她又不忍使这个五十来岁才结婚的男人，仿佛只有一位象征性的妻子……他终于又可以昂着头出现在校园的任何地方了。他的经历开始在校园里传播。以前从未听说过他名字的人，开始将他的名字和校级领导们的名字排在一起记住。二十二年前对他落井下石的人，远远望见他绕路而行了。他们中有的“文革”十年也在劫难逃地成了挨整的对象，而有的成了“三种人”。
他又必得在大会小会上发言了。他牢记二十二年前的教训，一句自认为不合时宜的话也不说，仅仅宣讲他的忠诚，和无怨无悔。这两点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几乎永远都是求大于供的。因而几乎永远都是紧俏的。相对于政治，好比是敬灶的麦芽糖。所以，他又成了一位被到处邀请的明星。然而毕竟的，中国的一只脚已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在感动于忠诚之后，还急需听到反思。
他不是完全没有反思。
不，他是有的。
却发誓除了对他的妻子，再也不对任何人说了，更不在任何会上公开说了。
他死了以后，由于我对他的丧事尽了点儿不足论道的操办之力，他老伴出于报答，将他的一本日记当作纪念物送给了我。
他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二十二年的改造，使我对于中国这一个国家的政治的认识，有着比别人较深刻的体会。但是我已决定将我的体会带到火葬场去。连对她，也是大可不必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面对眼前的生活实惠，我须变得聪明。我的人生已再经不起一次惩罚了……”
我想，他日记中那个“她”，显然是指他的妻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显然指二十二年前他曾被就要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在关键时刻出卖了那一件事。那一件事竟成他刻骨铭心的教训耿耿于怀，是我怎么也不曾料到的。
我曾在电话里问他的老伴，从头到尾看过他的日记没有?
她说连翻也没翻一下，不愿翻。
我的心情这才替他觉得稍安。否则，我认为那段话对她太欠公平了。
我甚至认为，官复原职之后的他，其发言、其报告，忠诚的成分是大打折扣的。那只不过是一次次重复性质的表态罢了。他所以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一厢情愿地那样，显然是心有余悸的结果。
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有余悸。怀着大的悲悯来理解。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若希望一切人都理解自己，是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的。
他当年却还不能认识这一寻常的连摆摊卖菜的农妇都明白的普遍规律。在他想来，自己被改造了二十二年，仅凭这一点，仅仅出于同情，听他发言，听他作报告的人们，也是应该给他以掌声的啊。
然而后来，他的发言，他的报告，实际上多次遭到了嘘声。
人们希望听到的，他只字不说；人们听腻歪了的，他一次次尽说尽说。真诚既已大打折扣，那就不能怪别人们听出来了。总不该要求别人们降低智商而欢迎他迎合他啊。
于是他渐渐地由明星变成了一个令别人反感的人。
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企图打消别人对他的反感。
在发言中和报告中，他开始不失时机地替自己进行含蓄的或迫切的解释、辩白。
于是在别人们看来，他越发地善于表演了。于是在别人们听来，他的发言有了自我粉饰的色彩。许许多多的人们，一提到他的名字，开始大撇其嘴了。他们不但开始认为他虚伪，而且开始认为他骨子里其实真是很左的了。这既是一个事实，也很难怪他。毕竟，他与没有过他那种可悲经历的人之间，有着二十二年的隔膜。二十二年后他的思维方式几乎仍停留在当年，而普遍的中国人们，尤其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思维方式已经进行过多次重大的调整了。
他因而苦闷异常。
他的苦闷像霉斑，一处处发生在他那一时期的日记里。
然而又一次被角色化了的他，却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只有暗暗地苦闷而已。
他的工作状态，由最初时期的意气风发感觉良好，而每况愈下渐渐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后来则有那么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到了一九八五年，在一次换届中，他的职务由正而副被人取代。仍为他安排副职，乃体现着校方对他的厚爱。
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整天地有些无精打采起来。被“改造”时，他的梦想仅仅是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刚刚平反时，他的梦想仅仅是人们尽快忘记他曾是“右派”那档子事。他原以为自己对人生的要求已降低到了最低点，却不料人的愿望是习惯于从最低点向上逐渐攀升的。他既是人，遂发现自己也不例外。在校总机机房里，部长的姓名是列在校领导一栏的，而副部长则不，并且没有单独的一间办公室专用的一台电话了。他原以为自己其实是根本不在乎的。一旦拥有过了再失去，他却明白自己其实是挺在乎的。他因而沮丧，既沮丧于由正而副，也沮丧于连自己对自己都感到不解的那份在乎……一年后，久已失去了联系的当年的老校长，不知从谁那里获知了他的下落，从北京给他写来了一封信，问他愿否到北京的某重点大学，也就是对方任校长的一所大学去谋人生的发展?正是国家高等教育开始大发展的年代，北京方面出台了吸纳高等教育人才的政策。
他转忧为喜，喜不自胜。赶紧复信，表示极愿。毕竟，倘调往北京，意味着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不知为什么，此事拖了一年。在他大失所望之际，来了令他大喜过望的调令。
调到北京以后，当年的老校长与他谈了一次。对方由于在二十二年前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晚上，替他辩白了几句，便被认为有包庇“右派言论”之嫌，以后一直受着政治冷遇。“文革”中新账老账齐算，于是被打成“黑线人物”，罢官撤职……老校长说当年很对不起他，明明是指示他“引蛇出洞”的，却不料把他也定成了“右派”。而且，自己也没保护得了他。
他说其实自己当年很对不起老校长。“引蛇出洞”有许多种方式的嘛，是应该很好地讲究一下政治的艺术性嘛。是自己利令智昏，一番发言酿成了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还牵连了老校长，以及十余名学生。这个沉痛的教训是一定要永远铭记的。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于是两人理解万岁，彼此执手，相向唏嘘不已。
老校长又说，由于他是典型“右派”，他的进京对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件慎重之事，所以拖了一年之久才批下来。还说，诸方面对他平反之后的言论表现都是满意的，甚至是欣赏的。这使他不禁暗自庆幸，觉得虽曾引起过许多人的反感，却是值得在言论上那么表现的。
老校长向他透露，将暂且安排他任团委书记。他顾虑自己五十多岁了，其年龄不利于开展工作。老校长说不过是一个过渡。说从前他是自己栽培起来的人，现在还是，更是。说过渡一下之后，对他另有重用。否则会千里迢迢地把他调到北京吗?
最后，老校长语重心长地教诲他，北京毕竟是北京，是中国的思想解放之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在北京，尤其在重点高校，粉碎“四人帮”后一直表现得极其活跃。知识分子而在北京给人以思想保守、僵化，甚至“左”的面孔，即使被大人物欣赏，那也是较难胜任愉快地肩负重担的。希望他在北京要自己打开思想的窗户，善于接受别人的深刻思想，也要善于使别人明了自己的头脑里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称得上是思想的货色……他诺诺连声，备感对方对自己的关怀。关且，暗觉诚惶诚恐。
他在新角色的职务上谨小慎微地工作了半年之久，那时就快到了一九八六年的年底了。大学生们倒也渐渐接受了他这位五十多岁的、超龄的团委书记。因为他责人宽、克己严的工作作风，还因为他成功地举办了几场很受他们欢迎的文艺活动，校领导们对他的工作成绩也比较肯定，常用“稳健”二字加以评价。而他自己清楚，那一评价得来不易。是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既定方针”换取的。其实一切人，包括学生们，心里都明镜似的，都断定了他只要再平安无事地工作上几个月，那就注定会高升了。五十多岁的团委书记，是太超常的现象了嘛。有人私下里甚至这么议论：“是为了给予他在学生中充分亮相的时段啊!”
他自己也不弱智，很明白这一点。
却也有人议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了。说像他这样的人一旦升到高位上，会使别人缺少安全感。说对于将是领导的人，无论红脸白脸，总应该给人们一个明朗的印象。
他妻子那时也调到北京了。以上议论是她转告给他的。如果她只听到一次，就不当成回事儿转告给他了。但她无意中听到了多次。如果他自己不当成回事儿，那么实际上那种议论会自生自灭的。偏他自己当成回事儿了。不但当成回事儿了，而且当成块心病了。毕竟没有过什么能够自如纵横于仕途的丰富经历和宝贵经验，未谙所谓“群众看法”，在提拔问题上往往是可以视为零的。
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事：在本校举行的一次大学生辩论赛的总结大会上，他又说了一番不合时宜的话。辩题是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正方的论点是要大力弘扬“五四”精神和传统。结果自然是正方胜。
他却在总结中坦言：倘他是一位评委，他的一票，将会投给反方。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当代中国大学生们，昨天还只不过是邻家的男孩女孩，高考幸运中第，摇身一变就都是大学生了。从校门到校门，其单纯程度，仍是昨天邻家那个男孩女孩。而“政治这头怪物”，越来越需要高超的驾驭艺术了。守着宿舍门后的一堆多日无人清除的垃圾，闻着它散发的腐味儿和臭气而卧谈什么“铁肩担道义”，实在是很滑稽可笑的。倘无自知之明，政治热忱被廉价利用，那是很可悲的。
他引用了胡适的话——主张大学生们应首先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打理好自己的人生，再谈国家命运不迟……他批判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中国当代青年的高考比例才百分之几，如此要求一名青年是不适当的……他调侃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天下兴亡，责任全在政治家军事家们，不在普通百姓。若真要尽天下兴亡之责，那也要先成为政治家或军事家……他最后强调，归根结底，一言以蔽之，他主张中国当代大学生们少谈点主义，多务实点儿学业；离政治远些，离人生近些……自然的，他也以自己作了现身说法。
那是他的又一次真诚发言。倘非指责他的真诚有什么杂质的话，那也不过就是——他当众从他的头脑中往外掏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求最明朗的一种思想亮相的效果，试图改变某些人认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的印象。
适得其反，又一次祸从口出。
大学生们对他的总结反应强烈。不过是逆反应的。一九八六年，正是中国大学里思想这东西空前泡沫化的年代。中国当代之大学生们似乎都认为，中国兴亡，舍我辈其谁?他的总结触疼了当代大学生们的娇嫩自尊心，于是招致了“文革”年代似的大字报小字报的种种质疑。名曰质疑，等于“笔伐”。也触怒了方方面面的上级。不，岂止是触怒，简直是使他们震怒了。突出政治之流弊依然在大学校园里四处作祟，他被认为是直接挑战大学里的马列主义“政治主权”。那时已经重新评定过职称了，大学里出现了又一茬副教授和教授们。他们中教政治的强烈抗议道：“那我们集体下岗扫马路去吧!”而上级则指示追查背景。
“还把胡适搬出来了!胡适算什么东西!”那时的左派人士们开始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一心想搞清楚他年轻那会儿曾与胡适有何种关系，何种往来。
他出示了一本胡适的文选向他们请教：胡适的书既然已经在国内解禁出版，公开引用几句胡适的话何罪之有?
结果就更使对方们不肯善罢甘休。他们说书的内容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进步有反动!解禁了胡适的书，并不意味着连胡适的一切思想言论也都成了金科玉律，可以当作正面的思想营养灌输给大学生们了……他们四处投信告他。
他在日记中如此评述自己遭遇到的这一件事——看来在中国，还是将自己的真实思想严密地包裹起来的好。或者，根本没有思想可言更好。因为，我觉得留给个人思想的自由空间只不过是一条夹缝啊。那么，除非思想本身是扁的。否则，它总归会显得“面目狰狞”。从夹缝中硬挤着生长出来的思想，看去不可能不是奇形怪状的……他犯起倔来。顶着压力拒不检讨，拒不认错。
在这件事上，他当年的老校长不再“对不起”他了，而是“见义勇为”，像一位老斗士似的护着他。虽然后者此前一生不曾是过什么斗士。
当年的老校长也四处写信，替他争鸣，替他不平。在信中，对于某些人，甚至连“党棍”之类的话都写上了……老校长某夜猝死于脑溢血。
当追悼会结束了，连死者亲属也含悲离去以后，他才抢在尸体转移之前独自出现。
他深鞠三躬，放下一束花，泪流满面。他觉得，自己丧失了这世上惟一颇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人。此人赏识他、栽培他，也使他成了“右派”。好比家庭主妇由于很喜欢一只盘子，擦拭的时候太仔细了，反而失手摔裂了“它”。
那时刻恩与怨交织心头，转身时心头却完全被一片感恩戴德之情所笼罩。
他被免职了。
“过渡时期”凝固在他的人生中了。
指日可待的职位，因他人生的又一次下沉，化为泡影。
他并不掌握一门专业足以开课授学，自然也没有资格参与职称评定，只有到图书馆去当了一名老图书管理员。
三年后，他退休了。斯时已是九十年代。仍没职称，套了一个行政正处待遇。别人认为他应感到安慰，他自己则对自己的人生感到了空前的悲哀。只有退休了的人，才会切身领教到那一种欲说还休的人生况味……一个退休之人，自然也就再没那么多会可参加，再没什么言可发了。
然而他的名字，却在多次会议上，由别人之口提到着。因为中国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而其导火索首先是在大学里引燃的。于是许多人开始重估他三年前的言论，认为非但一点儿都不错，而且简直正确极了。简直有先见之明!大学生不勤奋于学业，搞的哪门子政治呢?倘三年前不批他，不免他的职，进而将他当成稀有动物保护一下，使他那种比胡适还明智的言论得以作为一种别样的声音合理合法地存在，并且合理合法地扩大其影响，后来大学里的情形是否会不太一样呢?
当然，也只不过是一种重估，一种事后的推断。
他得知别人如何发挥他三年前的观点引用他三年前的话，苦笑而已。
不知怎么一来他这个人连些外国记者们也知道了，于是请求采访。
反正已经退休了，他想谈点儿自己对于中国的真感觉了，爽然应允。
结果他的名字居然在国外见了报，被称为当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
而我认识他，则是网络时代来临以后的事。我是从不上网的，至今没换笔。家中为儿子买电脑已近十年了，我只有在擦灰时才拿起过鼠标。对电脑显示器后面的种种热闹，我几乎一无所知，毫无兴趣。网络之对于我，即使化成美女，也诱惑不了我。我当然也听说过网上有些很无忌的言论。仅就我听说过的而言，不太谦虚地讲，我觉得还没有什么超出我的思想半径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超出了北京一名出租汽车司机的见解水平的思想。见解装在自己头脑里是一回事儿，贴到网上是另一回事儿。我承认网络之相对于中国，具有早期“海德公园”的意义。所以我对网络其实不是反感，只不过是拒绝罢了。
某日家中来了一位友人，对我大谈网上政治，频频提到柳。
我问柳是谁?
友人故作愕异：怎么?你不知道?他可是网上大名鼎鼎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呀!
遂向我宣传柳在网上的种种言论。
我听了半天，说那些言论一点儿也不新鲜啊。近二十年，中国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不是就没断了谈来谈去吗?
友人就觉得我老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而且，越变越寡味了。
他说他要给我寄几篇柳的文章来，为了激活我的头脑。果然寄来了。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我认真拜读了，仍未读出有什么思想的高明之处，而且觉得文字很糙。从我这方面讲，近年对于思想有了别种认识。那就是——只有预见于现象之前的才算思想。滞后的只不过是思维。思维人人都会，从现实生活中到网上，人人都在整天进行着。然而思想，在中国，太少了。所以我有自知之明，已变得逃避思想二字惟恐不及，恐偏向思想使人生厌……友人又来了，怂恿我去拜见网上的“新左派知识分子”。
我说，人家自己的文章里明明写着，人家只想做“自由知识分子”的呀!你们干吗非另封人家不可呢?
友人说，那不管。网上有网上的封法。网上封谁是什么，谁不愿接受也不行。
我脱口道：那么，网上真他妈的。
拗不过友人，只好跟随其去。
结果一见到柳，就喜欢上了他。他实在是一位又睿智又幽默的老人。可叹，像他那样一个人，只有退了休以后，才渐渐觉醒了基因里的本真性情。
他说，电脑之对于他，如布娃娃之对于小女孩儿。说小女孩儿在父母面前，或取悦，或乞宠，或撕娇，或任性，那都是转着小心眼儿，有获得的企图的。而布娃娃却给予不了小女孩儿什么，所以她每对布娃娃才喃喃自语地说真话……谈到“新左派知识分子”之称号，他说，在网上他又不是那个称号了，是“新保守派知识分子”了。说网上是风云变幻的，一天刮左风，一天刮右风。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失落的知识分子，或欲望难以得到满足的知识分子，才到网上去证明自己，膨胀自己。他说，当然，这一点主要体现于“网上政治家”和“网上思想家”们身上。
他一边说，手指一边敲点键盘，调出一些与自己相关的内容并指给我们看：“瞧，这儿怎么说我的!瞧我又不是‘新保守派知识分子’了，是‘帮闲知识分子’了!再瞧这儿，咦，我怎么又成了‘温和的持不同政见主义者’了呢?真是乱戴帽子!”
言罢朗笑。笑得开心不已。
他说，他的网上文章已开始被些小报小刊转载了。仅当月，已有数笔稿酬寄来。从电脑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本，翻开看了一会儿，得意地说：“比上月多了两笔稿酬，加起来近八百元了，不少吧?我迷网络，不只是因为寂寞，也是要为稻粱谋啊!”
他既然在网上已是一个人物了，在现实生活中，也便相应地引起点关注了，又常被邀请开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会了。
“我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在会上发言，但如果给出场费，有时我也去。我挺喜欢钱的。钱能提高我和老伴的生活水平啊!”
他坦诚得可爱。
后来我在一次会上见到了他。主持人介绍他时，称他是“着名的网络杂评家”。他并不作谦虚状，俨然自居始终。散会后他邀我一块儿逛书城，在社科类书架前，我们同时发现了费孝通先生的一排数卷文集，书出得很大气。他用手抚摸着书脊，像盲人的指抚摸琴键。那时他表情肃然，继而怆然……离开书城，他一路沉默。分手时，才问我：“你知道吗?费先生七八十岁时，还在身体力行地搞社会调查，孜孜不倦地又写了几百万字……”
我点头表示知道。
他长叹道：“中国社会学后继乏人啊!本来，我也可以成为社会学家的。起码，是可以成为社会学者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他话一结束，转身大步而去。那是冬季的一天，很冷，刮着四五级寒风。望着老人的背影顶着寒风渐远，我心一片惆怅……他是伏在电脑桌上死去的。
他不知怎么卷入了网上些个臭名昭着的最下三烂的人们精心策划的一个最下三烂的“话题”的——相互谩骂的漩涡。网上没大小，先是他被“网虫”们骂，终于没了七十三岁老人的涵养和风范，于是回骂，于是遭到更侮辱其人格的谩骂……电脑显示器上闪烁着他敲出的最后三个字是：“我认为……”
而下面一串是别人谩骂他的话：
“老丫挺的，回家玩你那老××去!……”
污言秽语，不一而足。
而那网站的站名却是“公众发言”。
真无法理解，他怎么还那么爱发言呢?
七十三岁了，终于可做一个不必再发言的中国人，为什么偏不呢?
他老伴发现时，他的身体已经硬了，凉了……在他的日记中，有一大段关于中国人之发言的体会，读来颇发人深省——“中国国也大，人也众，会也多，尤数知识分子，一生不曾作会上发言者几人?或主动，或被动，或表态，或议事，一生不曾因发言而影响人生者几人?人有竟因擅长发言而交佳运，而红而紫。虽德俗才庸，却扶摇直上。有人竟因直抒己见而厄运临头，连遭坎坷。虽光明磊落，却被归另册。于是虚与委蛇之风渐长，假话空话套话盛行。此弊习沿袭至今，败坏知识分子品格，毒害下一代青年。予每见青年会上发言慷慷慨慨，浮词连篇，会下撇唇戏曰：‘假作真时真亦假，何妨假，莫如假’，周身发寒。想予也曾奉此鄙律权当经验，羞不欲生，愧几欲死。呜呼，名堂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呜呼，发言几时真?表态何须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读之，我心愀然，愀愀然。
某日复读时，友人打来电话，吞吐相告：“我被撤职了。”
问何过之有?
答曰：“因为一次发言，其实，那又不是我的真……”
于是絮絮叨叨，痛说委屈。
我耳一阵内鸣，顿觉头大。
我没听完就放下了电话——不真你还发的什么言?!
噫!中国，还我真话语来!还我真文字来!还我真见解来!还我真观点来!还我人之真思想真态度真性情真襟怀来!……还我!
还我!……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