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阁楼上是否锁着一个疯太太，男性的社会生活不受干扰。进入婚姻的女性，则永远告别了社会。
《聊斋》好看，在于鬼狐妖仙皆有深情，更甚于人。世味无聊，惟其有情，才令人留恋。
《聊斋》中有一个故事叫《青凤》，讲太原狂生耿去病，暂住在从叔的废宅中。某夜耿生偶遇一家人，老者自称“涂山氏之苗裔”。耿生高谈阔论，博得老者欢心，向耿生引见侄女青凤。青凤清丽无俦，耿生不能自主，慨叹曰：“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罢席后尚心心念念，不能忘情。耿生归来与妻子商议，想全家搬去废宅，以冀再遇青凤，却被妻子拒绝。接下来的故事依然精彩，耿生狂简已极，情深已极，终与青凤重遇。我心里却总是想着，原来耿生家中有妻有子，作者不提，读者差点要忘记。
沿着这个思路细细寻去，多少与狐精仙怪缠绵颠倒的书生，家中都有一位正妻。她们是小说中的隐身人，在动人的情节中没有角色分派，因而不必出场。想来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我犯这般错误，不过由于现代人的观念又一次先入为主。古人十五六岁便成姻配，游学仕宦时当然多已成家。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前现代，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中国的旧式婚姻也不能例外。夫妇乃人伦之大者，原因正在于此，一为利益，二为繁衍。门当户对的男女两家通过姻亲结成同盟，稳固乡里地位，保护家族财产。要实现利益最大化，还得瓜瓞绵绵，血脉家产万世永固。爱情？旧式婚姻契约中并无这一条款。男性在婚姻之外求真爱，几成惯例。至于女性，她们的人生中绝无（也绝不该有）“爱情”这一词汇。女性通过家庭才能自我实现，只有家庭角色，没有社会功能。
换言之，慨当以慷也好、诗酒风流也罢，我们拥有的绝大多数关于古代世界的叙述都属于男性。女性越是深居于家庭中，就越近于“无声者”。因为不具有社会性，妻子们甚至比不上“小红”与“章台柳”，少见于男性的吟咏。即便是闺怨，也自有男性代劳。那香草美人的伟大传统，其实无关美人。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太太——少有人记得她的名字：伯莎·梅森。两人在海外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直到妻子发了疯。丈夫将妻子关在阁楼上，专人把守。自己一面和英格拉姆小姐低调交往，一面热情地追求家庭女教师。直到重婚被现场揭穿，罗切斯特才沮丧起来，向未婚妻坦陈不幸的婚姻，说年轻时其实不懂爱情。
这痛苦货真价实。只是这一场束缚着罗切斯特的不幸，何尝不同样束缚着阁楼上的那位女性。观众的泪水洒给被欺骗的简，却少有人同情阁楼上的疯女人。婚姻不幸，爱情有理。这逻辑适用于罗切斯特，却不适用于伯莎。伯莎没有台词，无法自陈，因此被遗忘与忽略。在爱情故事中没有一席之地的她，只能作为破坏者出现。
无论阁楼上是否锁着一个疯太太，男性的社会生活不受干扰。进入婚姻的女性，则永远告别了社会。在这样的世界里，婚姻给予女性的，毋宁说是枷锁和束缚。而古往今来，男性能够奉献的最高承诺，却只有婚姻。
罗切斯特许简·爱没有名分的婚姻，以爱情相要挟。圣约翰许她有名无实的婚姻，以上帝相要挟。这两种选择，都离自由相去甚远，却都难以拒绝。徘徊于无地的孤女简·爱，仍勇于遵从内心的声音。这两次不合作，是《简·爱》中的华彩篇章。她不像一般小说中的女主角，依附于爱情、家庭或信仰，只是孤注一掷地追随着自己。如简·爱自己所说，她的力量，只来源于自己的灵魂与心。
聂华苓的自传《三生三世》中，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媒人上门提亲，聂母嫁给了聂团长。直到生下聂华苓，聂母才发现丈夫另有原配。聂母闹着要自尽，父亲赌咒发誓说你才是真爱。终于聂母还是认了命，为丈夫生下八个儿女，在武汉两仪街和“前一位妻子”生活在一起。聂华苓母亲的婚姻，难称美满。而与聂母居住在同一栋房子中的原配，也承受着同样的，甚至更沉重的不幸。只是她的痛苦，无人表达。那又是一位隐形人，叙述中永恒的配角，不具姓名。她像是另一个被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不幸，却无处可逃。
已经成为参谋长的聂团长，终于还是有了新女友。在移居上海时，副官从命准备了两张床帐。除了接受现实，聂母毫无办法。这时候的她，别无依托，不再具有反抗的力量。还是《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作者说得好，疯女人是简·爱的另一面。女性在父权统治的社会中无家可归，若不依附家庭，他们无名、无处栖身、没有确定的地位。
现代女性终于拥有了社会角色。这新到手的自由，与其说像是提供了无限可能性的光环，倒不如说是带着双重陷阱的荆棘冠冕：承担着现代社会人的义务，同时不能摆脱从古代世界带来的重负。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一切：家事、生育、抚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不必评估价值。男性做同样的事，旁观者不是赞叹无已，便是惋惜他徒耗才华。这双重标准如刀似锯：你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这问题从不曾被抛给男性，因为他们不需要平衡。我们的许多新女性，如此生生被割裂成两个。职场上拳上立得人臂上走得马，家庭中发生的一切，隐形无声。
大众媒体一路高唱女性自由。在时尚写手们的笔下，不美不洒脱财务不自由的人生简直不值得度过。这高歌猛进的要求，是一种隐而不彰的残忍。它对性别不公与社会重压视而不见，轻巧巧地将所有过错推向女性自身：如果你的婚姻不幸，那当然都是你自己错。
若这世上还有一个被轻视、被忽略、被遗忘的人，我们得到的自由，便不能纯粹。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若你认为自己得到了自由，请不要高高在上地指指点点，请注视、请倾听、请解放，那阁楼上的隐形人。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