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舞蹈编导实际上可以分为“主流”（中心）和“边缘”两大类群。“边缘”群体除了一些初出茅庐的“体制内”年轻编导之外，更多的包括了一批 “体制外”编导，当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主流”编导大多倾向于讲述官方话语，而不少“体制外”游离的编导更发出了一种民间的声音。而“学院派”编导的特殊位置则使其创作徘徊于两者之间，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创作力量。不过从整体上看，“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目前还是脱节的。官方话语，集中反映的是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民间话语更为代表社会心理与大众情绪。这是目前人们所谓的“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套话语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之所在。体制内的严谨和细密，体制外的敏锐和自由，各有各的优势。体制内的编导往往是“主旋律”的演奏者，底气十足，有板有眼，却缺少打破范式的勇气;而体制外的编导，受民间思想的激荡，虽然缺乏体制内的优越条件，却往往率先刮起“多样化”之风。凭心而论，体制内和体制外，都不乏优秀的舞蹈创作力量。
结合编导类群的多种划分法，我对当代舞蹈编导类群进行了新的划分，而划分标准主要依据其价值取向而非舞种风格、社会角色等其他指标，即“主流话语型编导”、“技术型编导”、“经济型编导”、“人文型编导”。在转型期，中国舞蹈编导的价值取向选择变得十分重要。其实，这种划分也没有绝对的界限。一个编导可能同时具备多个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可能代表同一位编导的不同艺术创作时期。
“主流话语型编导”主要为中心话语的利益服务，以中心话语作为思考和写作的出发点，其职能是作为政府的喉舌，为现实政治服务，体现了一种官方话语的社会（政治）关怀。这类编导的创作大多都是“命题作业”、“遵命创作”，或“责任编舞”，目的是为了给某一活动增光添彩，或是为了给某个项目锦上添花，抑或为了参加某个演出或比赛。编导在创作中必须知道“谁”命了怎样的“题”，有怎样的“游戏规则”，然后在“乖乖地”按照要求去进行构思和创作，这样的创作很难做到独立于“权力话语”之外。好的一面是他们是一个时代主流话语表达的前沿，可以为弘扬主旋律做出贡献;不好的一面在于，其一，相当数量舞蹈剧目创作的出台是为了“树政绩”或“捧奖杯”，最重要的是要让领导满意，其次是专家认可，老百姓喜欢不喜欢并不太重要。由于各种原因，最后的结果却导致某些作品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联系在了一起，多数舞蹈、舞剧作品存活率极低，几百万很快就变成了压箱底的存货，难以再见天日，国有资产也就这样流失掉了;其二，由于舞蹈“市场”不大，“赛场”却很大。失去了市场这个重要的维度，舞蹈编导们只能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比赛这单纯的途径以确认自己的艺术水平与价值，一部作品好不好，也只能专家评委们来判定。舞蹈家们越是依赖于赛场，各类舞蹈比赛的弊病就越是被无限放大，这是一个颇似饮鸠止渴的恶性循环。
“技术型编导”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指的是以编舞技法为第一创作出发点的编导，强调他们所认可的狭窄的“本体论”艺术观。他们不问作品表现的“意义是什么”，不关心创作什么，对人文理性不予关照，只问“文本是如何构成的”，或是编舞技法本身能带来多少新鲜感，他们也会对碰巧产生的戏剧性激情或者情绪性冲动兴奋不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造成技术或技法统治的非人化倾向。他们其中有的人还打着解构主义的旗号，在运用动作解构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对自己无价值追求找靠山和理由，似乎灵魂是无用的，只有身体动作才是重要的。一位编导系的学生自我剖析道，“编创中太注重‘舞蹈化’，忽略了‘人’”;“跳舞太干，没有水分”。这样的创作“看不到真实的生活，看不到当今的社会问题，最多不过是隐讳的情感宣泄和过了时的编舞技法”。
另一方面，“技术型编导”还指主动或被动沉迷于“自我宣泄”的编导，他们“有话要说”，而产生“说”的欲望，也一直不停在说，但并不在乎是否被别人“听到”、“看到”，因为其初衷不是为了某个演出或比赛而创作的，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毫无功利性”的创作方式，倘若这只是编导专业学子的无奈之举，倒还情有可原，不过由于目前中国年轻的舞蹈编导学子缺乏真正的创作实践，他们中的大多数每天都在教室里摸爬滚打，仅仅是为了“回课”，学生毕业之前很难有机会进行真正地面对观众的创作。这种创作方式虽表达了一种知识（专业）关怀，但这种“自我陶醉”的创作方式也谈不上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作。
“经济型编导”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转型最快的一类人。他们中又有两种人，一种是“大歌舞晚会速食群”，这是制造“伴舞”的一群人;另一种是“巨型舞剧快餐群”，或许是时代的转型，或许是地位的变化，他们面对经济大潮很快完成了“求真”的“理想化”进程，而向“务实”的“现实化”转变，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并不成熟的舞蹈市场化的大潮中，他们的变化已经使他们恍若隔世，判若两人，仿佛变成了快餐厅的厨子。商业化的豪华包装，媒体的浮夸，客观评论的缺席（虚弱），使得一些舞蹈剧目“虚胖”，演出市场仿佛成了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斗秀场。这批编导既无力面对西方现代舞蹈话语的当代挑战，也无力回到传统舞蹈的深层精髓，因而掉头进入“大众文化”的狂欢，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传统舞蹈或西方舞蹈，只求为我所用。在价值取向上，这类人不再以80年代启蒙、真理和人生意义作为艺术创作关注的中心，而是以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市场操纵原则作为价值归属。舞蹈的感性解放在当今却是以大众文化的感性愉悦方式变形地实现了。
“人文型编导”是目前中国舞蹈界最为缺乏的人才群体。这类编导的作品中体现着人类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他们从个体出发去体察社会，从“小我”之中去反映人类“大我”。在社会功能上，人文编导不依附他人或任何专业院团，他在思想上是独立的，依凭独立不倚、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完成价值判断和对社会的批判。在动作语汇上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同时，更多时候更应该在编创中关注“人”，关注“社会”，强化作品构思和立意。
“人文型编导”维护独立思考的本性，不做或少做“遵命作品”，则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体制内”，还是处江湖之远的“体制外”，都能创作出对观众有益的东西，对国家有益的东西。如此这般，对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为划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这种类型的编导更体现了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些关怀实际上都是社会责任意识。可见，舞蹈编导在精神定位上应该跨越体制内外，不以狭隘的专业为思想的界限，让职业不仅仅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本事，更应该在这个岗位上成为更有社会良心和责任感的“人文型”艺术工作者。
（编辑：刘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