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维颖
采访者：尹维颖
受访者：余华
著名作家余华新作《第七天》上市之后的各种争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圈中热点话题。近期，在《第七天》的热度退却之后，余华在微博上针对读者的各种疑问，一一作答。他强调道，不要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老话，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文和人不一样。“满怀希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绝望之书，满怀绝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希望之书。”
一个词评《第七天》：借尸还魂
问：如果请你为《第七天》这本书写一句话评语，你会写什么？
余华：不需要一句话，一个成语就行——借尸还魂。
问：《第七天》号称七年磨一剑，为什么你的每部小说都写这么久？
余华：每个作家的写作方式不一样，有的一气呵成，有的断断续续，我的写作属于断断续续。我羡慕莫言的写作方式，他是长时间构思一部小说，构思成熟了就背着包回老家高密一气呵成写出来，十多年前我对他说，你是短痛，我是长痛，长痛不如短痛。这次《第七天》出版后，有人质疑我只用七个月就写完了，其实我希望七个星期就写完，问题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希望自己能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40多天就写出一部杰作，而且还那么厚，可是我做不到。
问：通过《第七天》，你最想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真相还是信念？
余华：两者都有。《第七天》涉及到的一些事件读者应该是熟悉的，所以我用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个陌生的角度去讲述这些。很多真相不是在生者的世界里，而是在死者的世界里。虽然人人认为死无对证，我还是要让这部小说死有对证。新经典文化的老总陈明俊先生读完小说后给我短信，说他感到有一种温暖，他所说的温暖就是信念。有人怀疑鼠妹和伍超的爱情，觉得这样的爱情现在不会存在了。这样的看法代表了很多人对现实的极度失望，在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里，鼠妹这样一个女孩会如此爱着伍超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人们在批判道德沦丧时，常常觉得那是一系列个体行为造成的。我们应该想一想，过去的中国不是这样，现在为何就这样了？难道政府没有责任，难道我们的制度没有出现问题？所以我在《第七天》想要传递的信念来自那些被误解的个体，不是来自现在流行的社会批判观念。
人类的美德，有时候可以终结悲剧
问：在《第七天》中，“死无葬身之地”的温暖和人情是不是你对现实世界的憧憬呢？这个地方貌似比现实更为温暖。
余华：如果没有“死无葬身之地”，我没有办法去写这部小说。正如你所说，那地方比现实世界要温暖要充满希望得多，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这么感受着这个“死无葬身之地”，但是我反复告诫自己，那里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世外桃源，我颠覆原有词义后重新定义这个地方——一个美好的地方。一方面是为了更加有力地批判现实，另一方面就是你说的对现实世界的美好憧憬。
问：你认为是社会悲剧加剧了个人悲剧的产生，还是个人悲剧凝结成巨大的社会阴影？沉重、深刻、厚度、怜悯，是否可以终结悲剧，还是悲剧产生的原因？
余华：我的看法和你一样，社会悲剧加剧了个人悲剧，个人悲剧又加剧了社会悲剧，两者纠缠着周而复始，似乎没有尽头。人类的美德，比如同情和怜悯，有时候可以终结悲剧，有时候又会产生悲剧。这个问题好像没有答案，所以我只好去描写死无葬身之地了。
问： 《第七天》的腰封写着“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但读了之后发现，它还更“温情”。尤其是杨飞的父亲这个角色和《兄弟》中的父亲宋凡平非常相像。而且父亲的分量更重。小说本身是否隐含一个“寻父”的主题？一个传统文化失落之后当代人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哀？
答：一位朋友在读完“第三天”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只有四个字“节制，感人”。他说的“节制”是指“第三天”关于杨飞和父亲的叙述。《兄弟》里有关宋凡平的叙述就不能用“节制”这个词了。杨金彪和宋凡平都是强大的父亲，不同的是宋凡平是以强大方式表现出来强大的父亲形象，杨金彪是以弱小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强大的父亲形象。至于小说本身是否隐含一个“寻父”的主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去想这个，写完后发现叙述的主线就是寻父。“死无葬身之地”是叙述的支点，也是人间悲哀结束之后的开始，而开始的是什么，我想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想象。
问：你的下一部小说会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
余华：关于下一部出版的小说关注什么，我现在不能说明。我手头上有几部未完成的小说，不知道它们中间谁先跑过终点。
记忆力衰退了，就很难写出好小说
问：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活着》再到《兄弟》，你在小说创作上不断追求贴近真实，《第七天》用了更为荒诞的手法，在你看来，这是越来越接近于现实的真实还是文学的真实？如何看待现实和小说之间那种荒诞世界里的真实以及真实世界里的荒诞？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是荒诞小说，《第七天》也是荒诞小说。不一样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是1987年1月发表的，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荒诞。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足够荒诞，就是用纪实的方式把强拆和上访这样的事件写出来，也会给予读者荒诞感。我写《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时候，小说比现实荒诞，我写《第七天》的时候，现实比小说荒诞了。这是一个难题。荒诞世界中的真实和真实世界里的荒诞相差无几的时候，小说如何表现荒诞中的真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喜欢这样的挑战。《第七天》试图用比现实荒诞更加荒诞的方式来表现，今后我还会继续这样的尝试。
《活着》是一部写实风格的小说，它出现在《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5年，《第七天》出版前21年。21年前写完这部小说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部小说会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受到读者的欢迎。我知道自己写实的能力，这个不会丢掉，我未完成的几部小说里，就有写实风格的。
问：写作的时候，最好的感觉是什么？
余华：写作时最好的感觉是感觉不到自己正在写作，完全置身于虚构的世界，在一个个虚构的人物那里灵魂附体，感觉每一个人物都是自己。有时候就是饿了去吃饭仍然不会从里面出来，吃完饭赶紧再去写。但是这样的好时光需要体力和记忆力，随着年纪越大，这样的好时光越短。十多年前曾经有记者问我，是否担心才华枯竭？我说，才华不会枯竭，但是生命会枯竭。不少伟大的作家老态龙钟之后写作退化了，就是这个原因。人老了，虽然才华依旧，可是体力衰退了，记忆力也衰退了，就很难写出好小说。
偏爱第一人称，是因为题材的需要
问：你的小说里的人物似乎并没有主观感知到自己身上的苦难，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选择第一人称来讲这个故事，而且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很多故事都是第一人称的，能谈谈您为什么偏爱第一人称的叙事么？
余华：我已经出版的五部长篇小说里有三部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在细雨中呼喊》是借用第一人称，因为叙述的时候经常没有“我”了。《活着》和《第七天》是使用第一人称，“我”一直存在着。你说的很对，我“小说里的人物似乎并没有主观感知到自己身上的苦难”。《活着》里的福贵经历太多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的一生除了苦难似乎没有别的，可是对于福贵自己，他有着很多人没有的幸福，比如他有过世界上最好的妻子和儿女，虽然他们早早离他而去，可是回忆足以让这样的幸福延续下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写福贵的故事，除了苦难还是苦难，我写不下去。可是用第一人称来写，让福贵用平静的幸福语气来讲述自己的一生，苦难的故事里就会不时地洋溢出幸福和乐观。《第七天》里的杨飞是一个死者，但是他来到了“死无葬身之地”这么一个十分美好的地方，他死后的所见所闻在宁静里透射出欣喜，这时候用第一人称叙述，可以将这样的欣喜直接和微妙地表达出来，可以省去第三人称叙述时常常不能回避的铺垫式语句。所以，与其说我偏爱第一人称的叙述，不如说我选择的题材和叙述角度偏爱第一人称的叙述。
问：想问余华，你觉得这个现实的世界会好吗？
余华：我相信这个现实世界会越来越好，我一直以来是乐观的，虽然我的小说读起来是悲观的。我已经写了30年的小说了，有自己的写作体会，也和其他作家有过不少的交流。我的经验是不要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老话，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文和人不一样。满怀希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绝望之书，满怀绝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希望之书。
我的书被盗版是应该的
问：你的《第七天》刚刚上市“第七天”，我就在天桥的一边看到了它的盗版。你认为，盗版书现象后面的本质是什么？
余华：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专门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盗版的文章。盗版屡禁不止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社会对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当中国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时，仍然有超过1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在物价飞涨的中国，数量庞大的贫穷人口构成了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的需求市场。他们没有能力去消费正版的有质量保证的产品，只能消费便宜的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他们的生活被毒大米、毒奶粉、毒蔬菜、毒火腿、毒馒头、毒玩具、假鸡蛋、石膏面条们所包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吃下劣质的食品，使用劣质的日常用品。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需要知识需要看电影需要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他们买不起正版的图书，只能买便宜的盗版图书。所以我在大学演讲时说过：如果这个巨大的贫穷人口问题不解决，我的书被盗版是应该的。
（实习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