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青少年在“音乐救助体系”的帮助下参加音乐课程的学习。

　　杜达梅尔的成长样本：“音乐救助体系”造福三十余万委内瑞拉青少年

　　古斯塔沃·杜达梅尔将于今晚在上交新厅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几乎没有古典音乐传统和历史的委内瑞拉，杜达梅尔的横空出世无异于一个奇迹。如果对杜达梅尔做一番研究，会发现其成功完全有赖于委内瑞拉独特的“音乐救助体系”，杜达梅尔只是这套体系最耀眼的产物之一。

　　委内瑞拉的“社会黏合剂”

　　“我不喜欢住在这里，因为很危险，帮派、枪械、战争……”在一部讲述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的纪录片《音乐带来希望》中，小号手罗德里克·阿瓦拉多胆战心惊地这样形容自己眼中的祖国。但在谈及自己身处的音乐救助体系时，他的眼神显得愉悦了不少。阿瓦拉多的经历在委内瑞拉并非个例。对很多孩子来说，音乐救助体系就是他们的救赎地。

　　1975年，委内瑞拉政府在一些音乐家倡议下，成立了一个针对贫民阶层的社会音乐教育项目“委内瑞拉青年与儿童管弦乐团体系国家基金会”（编注：西班牙语缩写为FESNOJIV，通常当地人简称为El Sistema），其创建人正是音乐家、教育家兼经济学家何塞·安东尼奥·阿布留，他也被人们称作“守护希望的火焰”。阿布留希望通过免费的音乐训练，帮助数以万计的孩子远离犯罪，“孩子们来我这学音乐，并非一定要成为职业音乐家，他也许会成为医生，或学法律，或教授文学。重要的是，音乐能够为一个孩子带来精神上的富足，能帮助他抵抗物质上的贫穷。我更想让他们从音乐中得到快乐与希望，而不是仅仅学会如何去演奏乐器，只有这种收获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东西，并必将影响孩子们的一生。”

　　音乐救助体系前后聘请了1.5万名音乐教师，为2岁到16岁的孩子设计系列入门课程、器乐训练课程，同时提供乐器制作、艺术管理和新媒体等培训课程，八成左右的学生出自贫民窟等社会边缘地区。阿布留并不要求学生支付学费，也不从高深的音乐理论入手，而是直接将乐器交到孩子手中，让他们自组乐团相互磨练。正是从这些孩子中，走出了古典乐界最当红青年指挥家杜达梅尔，及其领衔的西蒙·玻利瓦尔国家青年交响乐团。

　　“音乐挽救了我。小时候，犯罪、毒品和绝望每天就在你身边上演，罪恶离你那么近，是音乐给我们出路，让我们远离这一切。”杜达梅尔眼中的阿布留俨然是个慈父般的人物，“他为我们奉献了一生。这个救助体系已经成为委内瑞拉的象征。”

　　从社会层面来说，音乐救助体系在委内瑞拉有着“社会黏合剂”般的强大作用——它帮助学生脱离贫困，建立社交，体会团结合作的意义，也成就了高品质音乐。救助体系中心主任称该体系一直强调一个理念，“完美的演奏技巧不是重点，弓法错误也没关系，重点是让学生感受音乐。”

　　上海乐评人唐若甫是最早将救助体系介绍至国内的业内人士之一。在他看来，救助体系最明智之处，便是由当地社会福利部门而非文化部掌管。“从战略上讲，这一安排极其聪明，有助于该系统的长久维持，因为委内瑞拉的历届领导对文化重视程度不一，而这种情况往往导致现任领导排斥一切前任领导设下的文化项目。”救助体系的资金来源有政府、私人业界和多国组织，但运营费用90%来自委内瑞拉政府。每年，政府都会拨出数千万美元作为救助体系的年度运作经费，“这一切都源于该项目的定位是社会福利和教育，而不是文化的上层建筑。”

　　目前，救助体系下属有90多个儿童管弦乐团（7-16岁）、130余个青年交响乐团（16-20岁），以及30多个职业成人交响乐团，前后有三十余万学生因此受益。

　　救助体系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委内瑞拉之外，美国、英国、德国、葡萄牙、加拿大、日本、中国台湾等地，也都结合本地区社团情况，部分借鉴了音乐救助体系教育模式。它们启动社区青少年乐团，以免费的乐器和教学，为孩童提供学习音乐的机会。

　　但是否所有移植都能成功？据报道，英国交响乐团协会总监马克·潘伯顿曾在2010年的“第七届亚太地区交响乐团联盟峰会”上，对英国做了试点案例分析。“移植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否则会出现水土不服。”在他看来，其他国家没必要完全复制这一体系。委内瑞拉创建该体系的首要目的，不是培养职业音乐家，而是让贫困孩童通过学习音乐成为具有责任感的社会栋梁，其在委内瑞拉更多被当作一个社会福利工程运作，解决的是社会问题。因此，该体系得到了委内瑞拉政府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但在很多国家，这种模式往往只被当作音乐项目来运作，目的也主要是培养音乐人才，很难得到政府的持久支持。比如，英国文化协会承诺在3年内拨款300万英镑支援救助体系移植项目，但期限一过便撒手不管了，“音乐教育的投资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

　　2008年，杜达梅尔首度踏进中国国门，率领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于国家大剧院连演两场音乐会。按照唐若甫的说法，当时中国文化部下属的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和中国音协都有意引入音乐救助体系。

　　2009年，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演奏家柴亮等人，于北京发起成立了“音乐之帆”少儿资助项目，算是国内最贴近救助体系的一个慈善项目。该项目志在邀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以及国内外音乐名家，为农民工子女、贫困儿童、残疾儿童提供免费音乐教育，希望通过免费音乐训练，帮助孩子远离贫困带来的孤独和自卑感。2009年4月以来，“音乐之帆”先后成立了数支少儿交响乐团、合唱团、打击乐团、管弦乐团，成功资助过500余名儿童，颇具规模。

　　“但影响力比较小，仅限于北京，且不对外传播。”唐若甫点评说。由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成立的“放牛班的春天合唱团”，性质也与“音乐之帆”类同。因为父母多在上海从事保洁、建筑等体力劳动，合唱团的孩子大都在老家当过留守儿童。2008年至今，合唱团始终维持20至30人的规模，前后向300余名学生传递合唱之美。

　　上海学生交响乐团与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免不了被拿来做比较。2010年，指挥家曹鹏从上海市一些具有交响乐素养的在读大中学生中，择优选拔一批组成了上海学生交响乐团，志在提高在校学生的音准、乐感和想象力；同样由曹鹏成立于2005年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从自发的街头义演，到每周雷打不动以志愿者身份用音乐关怀自闭症儿童，已然成为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但一个是青少年乐团，一个是成人业余乐团，本质上都不承担培养儿童和关注社会底层的功能。”唐若甫说，城交关注自闭症儿童的确是一种福利事业，“但与音乐救助体系关注社会底层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

　　在唐若甫看来，中国完全有可能借鉴或移植音乐救助体系，“条件是有足够大的社区支持和必要的资金支持，二者缺一不可。”另外，他认为牵头策划的责任机构，最好由民政部门或扶贫基金会，而非音乐机构来承担，“因为音乐救助体系本质上是一项社会福利，有点像希望工程，音乐只是媒介和手段。”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