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影评人，是我们寻回良性电影产业的开始。正如“电影筛子”所说：“‘影评人’和‘公知’一样，本来是个中性的词，却被这个阶段的人们赋予了贬义色彩。但真正的影评人不应回避或是恐惧，而是应该用自身的坚持去给这个称呼正名。”
最近，档期一拖再拖的王家卫新片《一代宗师》终于热映，迎来的是两极分化的口碑。褒贬双方都不惜花费大量口舌来褒贬，甚至还有观众在放映厅中为去留问题大打出手，非要决出个“一横一竖”的高下。
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争议，那还叫王家卫吗？上海知名影评人“妖灵妖”在微博中写道：“1994年《东邪西毒》在香港开画，评论分了两极，香港影评人于是召开一次讨论会，正反双方激辩数小时，阐明各自观点，讨论成果后来在报纸上连登三日，传为影评佳话。《一代宗师》目前如此分裂的评价，是否也应该由媒体牵头、来一次再续佳话的讨论呢？”——建议随即被不少媒体采纳，某网站更是捷足先登，广发英雄帖，邀请一众影评人共议《一代宗师》，“再现电影武林”。
一时间，因为“水军”、“枪手”、“红包”而饱受质疑甚至于被“污名化”的影评人们，仿佛从叛变师门的“马三”变身“宫二”，不仅挽回了宫家的声誉，也让看客见识了秘不外传的“六十四手”。
不独立的，怎么算影评人？
说到影评人，一些熟悉的名字就会自动跃入脑海——巴赞、特吕弗、戈达尔？这是欧洲；焦雄屏、李焯桃、黄爱玲、舒琪、迈克、列孚？这是港台；戴锦华、周黎明、毛尖？这是大陆。毋庸置疑，这些热爱电影的人们是“电影武林”群英会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然而年前，当法国著名影评人、《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Jean Michel Frodon）应邀出席在上海举办的“做一个独立的影评人”论坛时，他向台下观众询问“中国有没有独立影评人”，换来的是一片鸦雀无声。
日前，当记者就这个问题再次征询众多影评人意见时，得到的回答却相当一致——“不独立的，又怎么能算是影评人？”“不独立的那叫公关”。独立的判断，自由的表达——从这一点来说，影评人都该是独立的，根本用不着刻意强调“独立”二字，正如国外对影评人的称呼唯有“film critics”，不必再冠以“independent”云云。
但事实上，有太多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考和判断，首先莫过于经济问题。北大教授、知名电影批评家戴锦华认为，“独立影评人”是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伴随着“独立电影”而来——“独立电影指的是你和大的电影商业体制保持独立关系，影评人的独立也是相对于制片方而言。好莱坞的大制片公司也会请研究电影理论的博士去为他们出谋划策、寻找宣传卖点，但这些电影研究者绝对不会混淆自己的角色，或者伪装成跟制片方没关系。影评人作为市场机制的一个环节，要独立于其他元素，而不是被其他元素取代，或是服务于其他元素。”
在国内，影评人要强调“独立”二字，原因众所周知。一位影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我不是高帅富，你懂的。经济不独立就没有独立影评人，宣传方给我一万，让我写一个枪稿，我可能也写了。”且莫说量变引起质变，就算按照目前的行情，宣传方给一般影评人的“红包”不过在数百到数千元间，也有市场需求。好的影评人，还会很快成为制片方的招揽目标。一位导演告诉记者：“我知道电影公司的宣传部门都在发掘这样的人，然后收编，作为自己下一步宣传推广用的工具。”
即使不是看在钱的份上，“独立影评人”也可能因为人情关系而变得不“独立”——不少影评人在你来我往的“点映看片会”中与发行方私交甚笃，或者本人也正从事着电影宣发之职——“毕竟是人情社会，谁都不能指着朋友鼻子骂吧？做这行也有心照不宣的规则，比如说‘上映首周不骂’；要是片子实在太烂，就避重就轻地写点人情稿呗。”
天涯影视评论首席版主“本来老六”说得好：“所谓独立，就是不混圈子，不求日后的招安。屁股决定脑袋，影评人要想独立，只能在庐山之外。”
橘生淮南，越北为枳？
“庐山之外”的影评人，也许并不多，但绝对有。他们或是做着与电影完全不相干的本职工作，或是以自由撰稿为生，写影评于他们而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纯属个人行为，与利益链无关。由此而来的个人收益，就是发表影评所得的媒体稿费，有且仅有。
这样的生存状态，其实与国外颇为接近。常年研究好莱坞电影的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告诉记者：“美国影评人基本上都是媒体雇佣的，和媒体之间有签约关系。”主流媒体保持的中立态度，以及他们给予签约影评人的合理薪酬，都是影评人之所以能做到“独立”的原因所在。
而在国内，部分媒体也招募了一些知名影评人为自己撰写专栏，但版面有限、僧多粥少，往往不能“职业化”。影评人“木卫二”说自己“这几年有了比较稳定的媒体关系，收入才好一点”。在对大量影评人的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仅凭稿费就能生存的作者们，每年进电影院的观影量超过100部，几乎每3天就要看一场电影；而他们的撰稿量更是达到每年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字。[NextPage]
出版过《为了报仇看电影》等多本畅销影评集的作家韩松落定居西北，极少参加电影首映式或其他圈内活动。边缘化的是地理位置，也是心理处境。在他看来，自己常常“夹带私货”，写的并不完全是影评，更像是“泛文化”的随笔。而他也明确表示：“写影评只占收入的很小一部分。” 正如戴锦华所言，国内影评人同时也写文化、也做着各种文化工作，只能归在“自由撰稿人”的大类中，“古典意义上的卖文为生，在国内或国外都不太现实”。
但在国外，尤其欧美国家，“影评人协会”这样的团体多如牛毛。各种影评人协会会依据自己的口味对当年影片进行评选，而这些“影评人奖”，又往往会成为一些重量级电影节的参考标准——包括广为人知的奥斯卡。在亚洲，韩国首尔的电影杂志《Cine21》每年都会举行影评人协会大赛，招募优秀影评人进入杂志社工作。而在国内影评人最为集中的北京，却鲜有这样的组织。诚如影评人“图宾根木匠”所说，在国内，“职业影评人是极少数人选择的生活方式，量小到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只是某一类人的自我身份认定”。
不过，职业影评人少，民间热衷于写影评的却很多。互联网出现之后，美国曾在2009年迎来过它的“影评人危机之年”。中国的民间影评人，也大都产生于录像厅时代、DVD时代，或是“西祠胡同后窗看电影”的网络时代——只要是发烧友，都有发言权。低门槛在令电影评论空前热闹的同时，也对职业影评人造成了新的冲击。
影评人不是“中国好声音”
洪晃曾说：“中国的消费文化已经物极必反了，大家看见任何东西都不去考虑好不好、喜欢不喜欢；第一反应就是有人要从你钱包里把钱掏走，只问‘是广告吗’？这是我们媒体善于做软宣的恶果，信誉扫地。”
2012年，随着“电影水军”的人尽皆知，影评人们也迎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消费主义社会中，影评人也被市场利用，太多广告以影评的面目出现，有意地模糊了分界——“水军发一条5毛，影评人发一条500块而已。”
问题是，如今哪一部大片不是地毯式轰炸？不是四处宣传无所不用其极？户外硬广、海报剧照、预告片、微博营销账号、微信广告，乃至腾讯漂流瓶、“微推推”募集赏金粉丝、豆瓣刷分水军？这么多上天入地的手段，为什么还需要影评人玩无间道？
一个不可避免的原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曝光。“曝光效应”有心理学依据——某样事物出现的次数越多，人对其产生的好感度基本上也越高。影评人的作品大都发表在公信力较强的纸媒，除了“意见领袖”式的传播力，还往往会被网络多层转载，形成一定的传播格局。
而另外一个原因，说起来可笑——选择影评人做广告，不是指望获得“明星代言”似的效果，反而是怕被影评人反过来骂。知名影评人往往有数量庞大的粉丝群，堵住他们的嘴，情形类似于负口碑的预警性“危机公关”。
“木卫二”说自己前些年被片方拉去参加研讨会，不知深浅地说了几句批评的话，“对方当时脸就黑了”，“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并不真心想听到批评的声音，还是希望听好话。”尽管电影宣传历来是“不怕被人骂，就怕没人说”，但影片宣传方——往往是外包公司——要做出成绩给制片方老板看，而老板想听到的市场反响，都是“中国好声音”。
但“好声音”等于“高票房”吗？显然不是。这种营销手段本身也被认为是市场意识落后的表现。几乎所有受访影评人都有一个共识：“靠影评人的枪稿来换票房纯属自欺欺人。”“去影院前会先上网看影评的人极少，很多人到了影院碰到什么片子觉得感兴趣就随便看看。”戴锦华说：“如果我是投资人，有再多的好话而票房不好，我都不会再投资。对我而言预期的效果是利润，而不是漂亮的盛赞。出现这种‘只要听好话’的局面，恰恰是市场的资本运营情况不成熟的表现。”
而谎言一旦被戳穿，代价又岂止是票房的落败。据周黎明回忆，好莱坞也有过买通影评人的做法，一般是三流媒体才会这么干，“一线的美国影评人，都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但大约十年前，著名的索尼公司甚至假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影评人，为自己的影片说好话。事情败露后，成了业内的笑料。
一时将自己累积的名誉“折现”，或许可以。影评人“木雕禅师”说：“是有一些影评人心术不正，我刚来北京时就遇见过一个‘80后’甩出名片，赫然印着‘著名影评人’的字眼。此人后来甚至还让朋友建立百度百科，冠以‘大师’、‘京城第一影评人’等称号。要是有人给两个银子打发，感恩涕零得恨不得把电影吹上天；但凡电影片方不买账，就开骂。正因为这些心术不正、缺乏眼光、缺乏独立的水货影评人影响，才让‘影评人’沦为跟水军一样的笑柄。”
长此以往，消解的不仅是自己的可信度，也是整个影评人行业的权威性。影评人“大奇特”日前夸《一九四二》时就曾被人冤枉是“水军”。“影评老大爷暗夜骑士”更笑称：“现在在中国夸一部片子是有极大风险的。”
与电影保持亲密关系
然而，即使影评人群体屡遭质疑，记者在与多位具备公信力的影评人交谈的过程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电影的热忱。
周黎明、木卫二、大奇特、妖灵妖、藤井树、图宾根木匠、阿木、木雕禅师、桃桃林林小淘淘、小韩、韩松落、烂片通缉令、影评老大爷暗夜骑士、本来老六、btr、电影筛子？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却都奔着电影而去，有的人连名字里都透出对电影的热爱——btr是“Before the rain”（《暴雨将至》）；木卫二的出处是“Europa”欧罗巴卫星，因其出道时写的是欧洲电影专栏；妖灵妖办过“101电影工作室”；藤井树就更不用说了？[NextPage]
令人感动的不只是他们每年成百上千部的看片量，动不动就自费跨省、出国看一部电影，也不仅仅是“明知大都是烂片还自掏腰包，能进影院看的都要进影院”——更是这一切行动背后，对于电影始终保持的尊重和敬畏。
韩松落回忆当年，有媒体约他写《风声》的影评。因为住地偏远，当地还未上映该片，盗版碟却已经可以买到。于是他先买了一张盗版碟，看后把影评写了。过了几天等影片上映了，再进城看一遍，以示尊重。平时即使不写影评，他也要伙同一班朋友，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地去看电影：“像陈国富讲的，电影院除了放电影，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即使是对着烂片哄堂大笑，也是所有人的情感共振，是一种真实的社交。”
有人说，看过成千部电影的影评人，和每年只看两三部电影的普通观众，他们的口味不会一致。对于这一点，受访影评人们并不否认。木卫二说：“就像看过一千本书的和只看《故事会》的，口味肯定不同。这并不是故意装高端，而是经历决定视野。”btr说得更通俗：“好比美食家，吃的东西越多，他的推荐就越有说服力。”尤其，不同领域的影评人也有不同的专攻术业，“他只能代表一个领域的权威判断，影评人的信誉并不是包打天下的”，戴锦华说。
那么，影评人的价值何在呢？让·米歇尔·付东说：“影评人就是将他对电影的感情，通过写作的方式表达出来。”影评人没有义务代表任何人——片方、创作者、票房、观众口味？他们只代表自己，代表一群对电影有爱、也有判断力的人的观点。但同时，他们又可以帮助很多人，与电影建立起亲密关系。
妖灵妖说：“影评人最重要的是激发观众对电影的想象力，这样观众会爱上电影。”“电影筛子”拿美国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影评人罗杰·伊伯特来举例说明：“他的影评语言和内容都非常通俗，也没有卖弄各种电影知识，读起来非常舒服，专业人士和普通影迷都会从中有所收获并折服于电影本身的魅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愿意发表意见的人越多，越显出多数意见的肤浅，真正影评人的价值才会被人看见。”
而电影创作者们，也能以各种方式从中获得启示。戴锦华说她经常被人质疑——你分析那么多文化社会的内容，对电影人有什么用？“每到这时我就偷偷地笑——不止一位导演给过我正面的反馈，说我的评论为他们构想新影片提供了社会参考信息。影响有可能是非常间接的。” 导演陆川也说自己非常期待“技术层面的评论”：“故事、叙述、剪辑、表演，尤其是一些历史细节，只要提到这些我都会认真去看，认真去想。我觉得评论是很重要的，这也是电影最有趣的部分。”
但这样一条沟通创作者与受众的纽带，在愈演愈烈的商业大潮冲击下日渐松垮，却也是全球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韩国导演、影评人郑圣一就曾感慨，业界良性的互动越来越少，甚至逐渐被强势片方和发行公司所垄断。妖灵妖坦言：“观众与电影生产者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上是彻底失衡的，更不用说影评人了。”
“寻回”影评人，是我们寻回良性电影产业的开始。正如“电影筛子”所说：“‘影评人’和‘公知’一样，本来是个中性的词，却被这个阶段的人们赋予了贬义色彩。但真正的影评人不应回避或是恐惧，而是应该用自身的坚持去给这个称呼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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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烂片是地雷，我早已失去双腿。”但也有人认为：“烂片会带来更为愉悦的排泄感——真正伟大的电影会使人想要膜拜，而烂大街的电影可以让人肆无忌惮地谩骂，这两种生理需求我们都需要。”
且看看影评人总结的“PG烂片指引”：
1.以人名为名的国产片。
2.片名中出现亲戚家眷称谓的国产片，如“老公”、“老婆”、“岳父”、“岳母”？
3.从片名到海报都充满山寨气息。
4.“XX续集”、“XX新版”、片名带有上映当年年份的电影。
5.国产惊悚片、鬼片。
6.影视基地拍出来的古装大片（公元前后1500年）。
7.后期转3D影片。
8.编剧人数超过三个。
9.预告片不知所云、故弄玄虚的。
10.演员大都是“快乐家族”族员的（请各自意会）。
11.演员一贯表现都属于“烂片吸铁石”的。
12.显然已经黔驴技穷的导演。
13.显然已经沦为营销账号的微博大V。
14.上映前就被交口称赞的电影。
15.“交口”常用词汇：“走心”、“诚意之作”、“完成度较高”、“近10年来最好的XX片”？
16.影评中出现大量浮夸的形容词：“史上最XX”、“强烈震撼”、“没有之一”？
17.在豆瓣上给它打五星的ID，给其他同档期电影都打了一星。
18.宣传方号称“不看电影就辜负主创”、“违背公民良心”？将看电影与个人道义生死存亡扯上关系的。
（编辑：么春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