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九四二》剧照
把《一九四二》仅仅当做一部贺岁档出现、定位于娱乐消费的影片是不恰当的，它在任何时间、档期上映，都是中国电影人对中国厚重历史、特别是灾难史的贡献。
毋庸置疑，《一九四二》是一部饱含诚意和庄严的电影。今天大家津津乐道其19年酝酿、11年筹备的惊人数字，对于当事人、主创者却是艰难劳碌、坚持探寻的人生苦旅。创作终于开始后，拍摄过程的复杂繁重、工作方式的苦行自律，在今天的国产片制作中都绝少见到。相比之下，投资如何庞大、演员阵容如何豪华，反倒不再是《一九四二》最可骄傲的部分。我们必须承认，唯有这样的制作态度，才对得起影片分外沉重的题材。因此，把《一九四二》仅仅当做一部贺岁档出现、定位于娱乐消费的影片是不恰当的，它在任何时间、档期上映，都是中国电影人对中国厚重历史、特别是灾难史的贡献，因为没有任何其他艺术媒介能够像电影这样，以视觉形象把我们国家民族的创伤做惊人逼真的呈现，从而用巨大的感性冲击唤起民众的生存意识。影片的宣传语“活下去，走下去”，既是影片中灾民的命运，但从生命的本质上讲，又何尝不是每个人的宿命？如果说商业化的灾难片释放着人们在乏味生活中产生的莫名焦虑，那么严肃写实、制作上乘的灾难题材电影则与艺术史上杰出伟大的灾难题材绘画、雕塑、文学等一样，有助于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心智成熟、深邃。这个基本的判断不应偏差，至于“影片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点”，应该是第二步要探讨的问题。
或许是因为这样一份与生俱来的使命意识过于浓重，也因为酝酿筹备的过程过于漫长疲劳，当冯小刚导演真正开始把意念转换为影像的时候，他不止一次表露出了彷徨无奈的心情，在混录最终完成后，他自认：“这部影片对于我来说，有点像谈了十几年的恋爱终于扯证结了婚，新婚之夜远没有当初想的那样蓄势待发魂飞魄散……媳妇也确实是好媳妇，就是有点不咸不淡。”显然，这部影片以及影片之外的经历留给他许多遗憾。如冯的许多言语一般，“不咸不淡”的表述入木三分，耐人寻味。很多观众对《一九四二》期待有年，他们来看此片前早已看过原作，对这部分观众而言，恐怕也找不出比“不咸不淡”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自己感受了。影片的叙事在与那个年头、那场灾难相关联的历史空间里逐次完成任务，时间近乎平静地前行，节奏舒缓，一切都有条不紊。灾难的加深几可量化为存粮的消耗程度和人物的死亡顺序，对熟悉叙事技巧的观众来说，很多事件是可以预知的。
为了把影片叙述的焦点放在灾民身上，《一九四二》创作了几位文学本中原来没有的人物，以东家老范为线索，串起了逃荒的日日夜夜、胆战心惊。从好的方面看，主创者对老百姓的熟悉帮助他们把这几位人物塑造得相当合理，几处细节和台词甚至堪称传神（这种民间文学技法正是编剧刘震云的拿手好戏）；但从另一方面看，灾民的苦戏毕竟不是整个故事的重心，苦戏出现在灾难表象的层面上，而影片却是要探讨灾难恶化的机制和历史规律的无情。
当然，为了有合理的拷问机制的情绪动力，影片确实需要呈现足够的灾难场景，而这一点却又略显不足。1942年－1943年河南天灾人祸并发，所谓“水旱蝗汤”，除去最后的汤恩伯，前三种在视觉上都是极端可怕、惊心动魄的。影片只是着重提到旱灾，但视觉呈现不足。蝗虫出现在了影片的宣传画上，有意做成当时流行版刻的样子，影片里却一只不见。最能显示饥民生存威胁的莫过于食物的量和质，也没有在影片里得到与原著同等分量的表现。
在反思机制导致灾难恶化这个层面上，影片叙事的潜在力量没有释放出来，这可能是冯小刚和本片最大的遗憾。我们看到，民国政府的总裁与官吏没有被简单的丑化和矮化。相反地，影片把他们的行动思维逻辑尽可能给出入情入理的解释，而越是入情入理，就越接近“恶的体制使人作恶”这一命题。于是，不是灾难的悲剧性，而是灾难必然、不得不然的恶化，以及这看似不得不然背后的人性盲区，才构成凌驾悲剧之上的巨大荒诞感。从美学上讲，对荒诞的发现和阐释，是现代悲剧观对古典悲剧模式的革命性超越。对于《一九四二》来说，事件的后半程各种力量的粉墨登场、各怀心事，恰恰具备这种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荒诞感。如果说《一九四二》在美学把握上最遗憾的，应该就是从荒诞退回到悲情的处理，虽然对于当下中国电影观众的理解和接受，这个做法可能是有效的。
与此相适应的，影片叙述形式主要采取了传统的全知视角，但又不忍放弃文学版中的叙述者口吻，于是在影片开端和结尾部分，保留下了一丝痕迹。如果影片索性采用文学版的方案，从一个身处现代时空的叙述者角度去切入历史，其实反倒更容易保持理性反思的态度，也更便于呈现往事的荒诞。事实上，影片保留下了文学版里的第二重叙述者——美国记者白修德。1942年白修德对灾难的记录、讲述，以及第一重叙述者“我”对白修德和其他史料的发现和再讲述，构成了相当有层次、有差别、有张力的叙述声音。而且，由于两重叙述者都保持了对灾难足够忠实的态度、对时空足够理性的处理，并不至于给今天的观众带来接受上的困难和障碍。而白修德过早不见踪迹，是影片版的又一桩遗憾。
电影是遗憾的艺术，《一九四二》也不例外。但相比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在表现和反思重大历史和灾难方面有着宝贵的进步，理智取代煽情更是可喜的变化，这些都不容忽视和抹杀。由于历史的漫长，中国有世界上最为深刻沉重的灾难记忆，我们迟早要面对这些灾难，用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把它们变作血凝的精神财富。冯小刚在这条路上先走了一程，尽管他本人感到疲劳，接下来中国电影却迟早要“走下去，拍下去”。从电影和电影人的文化属性来说，这也是我们的宿命。
（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