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九四二》已在各大院线公映。该片让我们看到另一个更深、更厚的冯小刚：在他幽默喜剧的背后，还有厚厚的悲悯底子撑着。正因有这个底子在，使得他在失控的商业主义喧嚣中保持几分难得的清醒。

　　《一九四二》打捞出一段历史记忆。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旱灾，之后又遇蝗灾，天灾加上人祸，导致全省300万人死亡。这是何等悲情的生命之重！然而，如此惨烈的悲剧，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公共记忆中消失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历史叙述不考虑生命的重量，不在乎对生命的尊重，这样的历史叙述算什么呢？

　　幸好有刘震云和冯小刚。他们意外地客串了公共苦难记忆打捞者的角色。冯小刚接受采访时说：“在二战时期我们中国河南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么大一个事没人知道，全世界的人不知道，中国人也不知道，我如果不是看震云这个小说拍这电影我也不知道……当刘震云去采访这些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大家也都说记不清了。”

　　我们不能怪罪幸存者的麻木和健忘。作为一个个身历其境的具体生命过客，他们只能用他们个人朴素的方式记忆。在多重苦难围追堵截的命运困局中，他们有理由像阿Q那样活着，麻木、健忘。但是，中国社会公共记忆的叙述者和传播者，对几百万生民的生命消失，无论如何是不能忘记、省略的。公共记忆关乎一个族群共同体的集体认知和情感，它能告诉我们现在所处的方位，同时还能昭示我们未来行走的方向。

　　坦白地说，在自己不多也不少的历史阅读中，我对这段70年前的历史苦难是无知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鲜有这方面的记录。这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人间苦难在我们的公共记忆中长久消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还有多少公共记忆，搁浅在历史的河流中？当然，我们也知道，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从来都不可能将过往事实一网打尽。历史叙述从来都是选择性的记忆：记住那些该记住的，忘记那些该忘记的。但是，历史的真正生命在于它对生命的敬畏和铭记。300万个生命的消失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忘记的。

　　而且，从历史叙述的合法性考量，这天量级的生命陨落恰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残忍的有力控诉。多好的历史证据呀！可惜，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叙述错过了。作为局外人，我们如此理解历史，可能失之简单；换个角度看，这种“遗珠”之憾可能不是技术性疏忽造成的，也许还有更复杂的因由。

　　公共记忆不能全部依靠一种叙述，哪怕这是一种甚为权威的叙述。公共记忆还得有其他力量的声援。近年来，口述史的勃兴，大大拓展了历史叙述的空间，丰富了历史的细节，让历史变得更加丰满起来。作为小说家的刘震云及作为电影导演的冯小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公共记忆的打捞工作。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用小说的形式尝试一个历史故事的打捞工作。在小说中，他无意将消失的历史事实和盘托出，而是让一个个消失的生命鲜活地出场。

　　这是小说家的长项，而恰恰是历史学家的短板。他的这番努力可谓一箭双雕：既为历史补课，也为文学加分。不过，刘震云的小说并没有带来巨大的公共关注，其影响主要是在文学界，这不能怪刘震云，只能怪被边缘化的文学，以及将文学边缘化的读者。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转世投胎成为电影《一九四二》，旋即成为一个轰动性的文化事件。后者的公共性远远超出了原先的小说。这是电影的力量所致，也是冯小刚的能量使然。在这部电影里，冯小刚表现出惊人的节制和敬业。他告别了此前的戏谑和煽情，极其老实本色地玩起了笨功夫，将自己风格化的东西统统收了起来，只让故事和人物自己出场。这种纪实主义的路数，取得了震撼性的效果。借助冯小刚、刘震云以及张国立、徐帆、陈道明、李雪健、张涵予们的精彩表现，一段不该忘记的公共记忆复活了，站立在2012的冬天里。

　　每一个上演《一九四二》的剧场，都是一个生动的国民教育课堂。在这里，观众们在体验一个迟到的时空穿越。眼前虽不是历史的现场，但一个个银幕上的生命，触动了人们心中那根敏感的神经。迟到的记忆，虽不无遗憾，但还算幸运，毕竟没有错过。从现实的意义看，电影《一九四二》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场，对于时下习惯于娱乐和舌尖上贪欢的我们，也是一次精神电击。在无情的历史面前，我们都是幸存者。不远的苦难似乎在警示我们：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