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浩
2008的春节，中国一边是冰寒肆虐的暴风骤雪，一边是如火燎原的 “冠希欲照”。关于这场冰与火的天灾人祸，网上正在流传一篇帖子，惊呼这一切原来早有预言：
“我们都误会陈凯歌了！原来无极是预言的电影啊...
戏里雪国:目前全国南方雪灾严重;
戏里张柏芝脱衣:这几天网络曝光柏芝艳照;
戏里张东健说"跟着你，有肉吃" :国内猪肉价猛涨;
戏里一个馒头引发血案:传言国家开始对馒头的外形到颜色制定了标准;
戏里放人肉风筝:中国首次太空行走采用脐带式;
戏里超越光速的跑步:飞人刘翔;
戏里的黄金鸟笼:奥运鸟巢!
戏里对白——谢霆锋:"你毁了我做一个好人的机会!"
满神对柏芝说:"你永远也得不到男人真心的爱，得到了也会马上失去."
难怪陈凯歌说"过5年后再看无极"，现如今5年未到，大家都已经明白了。我服了!当年看完无极说无聊之极，现在不得不对陈导说我们错怪你了...我们都错了，之前对你误会太深!我们不该把无极当作喜剧来看...”
谁都看得出，这位大彻大悟的网友是在戏言，但有句话他说得太对了——《无极》真的是一个预言！只是，它是陈凯歌对自己的预言，并且早就应验了。
《无极》是陈凯歌亲自编写的故事，他多次强调：“《无极》是我的倾心之作。倾心的意思是说我用心跟观众做一次交流。电影里并没有我的微言大义，有的都是我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无极》并不只是魔幻武侠的商业大片那么简单，陈凯歌满心期待的不是娱乐大众，而是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与观众做一次手拉手、心连心的精神交流。陈凯歌对《无极》做出这样清晰的定位，实际上也交给了我们一把破解其中奥秘的钥匙：影片里的那些人物，他们的焦渴、恐惧以及负罪感，源于陈凯歌的自我观察、自我分析和自我剖白——他是在破天荒地谈论自己内心隐秘的那一部分。
在《无极》中，多条故事线索都围绕着一个标志性的物件——“鲜花盔甲”。光明大将军英名一世，仰仗的就是这副行头，人们都认为他是“鲜花盔甲的主人”，但实际上，真正穿戴“鲜花盔甲”，打败大反派无欢，名震江湖且获得美人心的是奴隶昆仑。谁能想到，光明大将军因“鲜花盔甲”而受天下人敬畏，却冒领他人之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影片中，大将军的焦虑贯穿了故事的始末，他害怕有朝一日会被人揭穿，被人发现他欺世盗名，所以宁死不愿承认“鲜花盔甲”另有主人。如果我们相信《无极》就是陈凯歌的内心写照，我们不难想到，这位大将军身上呈现的就是陈凯歌自己的恐惧。这位蜚声国际的大导演，在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英名一世、毁在一时！
最不可思议的巧合在于，陈凯歌编织的戏剧化情节，居然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应验了。一直以来，虽然也有人嘲笑陈凯歌“假模假式”①，但他的“艺术片导演”、“知识分子导演”美名太深入人心了，即使张艺谋的大片已经惨遭恶评，即使他自己的《和你在一起》已经露出了主旋律尾巴，即使“第五代导演”的声誉已经集体下滑，人们仍然对他的新作品有着较高的期许。应该说，陈凯歌也有一副“鲜花盔甲”，他在公众面前是“高雅艺术家”、“人文知识分子”，人们似乎总有理由对他另眼相看，甚至高看一线。不过，《无极》公映后，他的这个高贵形象也崩塌了，在网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嘲笑声里，陈凯歌的艺术声望跌到了谷底。然后，几乎和《无极》里大将军的尴尬遭遇一模一样，陈凯歌的“鲜花盔甲”突然间被一个无名小卒夺走了，只是这个小人物，在电影中叫奴隶昆仑，在生活里是网民胡戈。胡戈对《无极》的恶搞，赢得了舆论上一面倒的鲜花和掌声。而陈凯歌丧失理智地出言恐吓，则彻底撕破了道貌岸然的脸皮，一夜之间斯文扫地。[NextPage]
生活有时真的比戏剧更戏剧。陈凯歌历时三年、耗资3亿打造的史诗巨片，不仅没能向人们展示他独特的人生思考和艺术触觉，反倒演绎出了一个拉康式的心理悖论：当你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你所恐惧的，往往会因为你的恐惧而成为事实；你所逃避的，往往会因为你的逃避，而令到你无处可逃。陈凯歌潜意识里的忧虑果然变成了对他自己的预言，正如他在影片中让命运女神对常胜将军所言：“这是你人生中最后一次胜仗……以后你会失去更多，可你无法阻拦，直到你失去鲜花盔甲，变得一无所有。” 想想陈凯歌的导演生涯，自那部获得金棕榈大奖的《霸王别姬》之后，他是愈战愈败，如今更是一败涂地。真可谓一语成谶。
其中最讽刺的，或许也是最令陈凯歌无法接受的，就是他抱着十二分的诚意制作这部电影，尽了最大努力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观众却完全没有领悟到，反而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为网民胡戈的公然挑衅和挖苦摇旗呐喊。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当下的现实也未免太残酷了，难怪陈凯歌七窍生烟、暴跳如雷。一位霸气的“电影大师”好不容易在树上挖了一个洞，把自己憋了许久的真话说了出来，满心以为大家听见了会产生共鸣，不料引来的却是东倒西歪的哄笑。
那么，为什么陈凯歌对自己作品的理解与大众的感受如此背离呢？为什么这部电影如此多情节和对白荒诞不经，几乎让所有观众都笑翻了，唯独陈凯歌本人意识不到？为什么陈凯歌如此执拗，如此看重这部电影，坚持认为拍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内心状态？如果说陈凯歌看不见自己电影里的逻辑混乱，是因为电影里遵循的是陈凯歌自己的心理逻辑，那么他内心里这一解不开的情结到底是什么？而他在电影里最终没能表达清楚，但在他潜意识的驱动下，他不得不去表达的真实感受又是什么？
《无极》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先从陈凯歌本人对片名的解释开始。他是这样说的：“无极”这个词2000多年前就有了，在《辞海》里它的解释是“这个世界最初的状态”，所以我的电影是想展示人还没有被污染、还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②
这其实就是电影里的“雪国”，陈凯歌预先设置的纯洁之地，而它的纯洁是被一场外族的侵略扼杀了，随后才有了一系列 “谁是鲜花盔甲的主人”、“谁抢了我童年的馒头”的争夺战。把“这世界的最初”、“还年轻时候”假设为“没被污染”或“纯洁”，对于这类怀乡病似的叙事神话，我们不会陌生，我们从小到大已经耳濡目染了不少。例如，“人类社会最初是原始的平等社会，后来私有制出现了，人性的美好被其贪婪的一面破坏了。”又比如，“西方现代文明是有原罪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有，在我们的日常格言里，“孩子是最纯洁的”、“男人有钱就变坏”等等也当属此列。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讲述“最初的纯洁”的神话，无一例外把人拥有更多的东西当成了“堕落”或“异化”。而这些诱发罪恶的东西，有时是“财富”或“名气”，有时是“见识”或“智慧”。成人不如孩子那么纯洁，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懵懂无知；丈夫不如从前纯洁，那是因为他有了更多的金钱；资本主义社会不如原始社会纯洁，那是因为人类生产了太多的商品。
说到底，这不过是贫困者的反抗哲学：当自己无法拥有更多的时候，就从道德上贬低那些拥有更多的人，谁拥有越多谁就越堕落；而自己的一穷二白、无知无求，反倒成了自己纯洁无暇的证明。问题是，当一个人还是一无所有，或者年少轻狂的时候，他可以全身心信奉这样一套仇视世俗名利的观念或意识形态，甚至可以为自己的清高脱俗而自傲。可是，一旦这个人拥有的也越来越多，不仅不再贫穷，而且功成名就，他不仅发现了自己膨胀的欲望，还懂得了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时，他又如何面对自己一直信奉的这一套“纯洁”的道德理想呢？ 当他独自面对那颗忐忑不安的“良心”，他的反应是安抚、忏悔还是自我辩护呢？
必须强调，对于一个并不把“纯洁”当成至高无上的价值，也不把“追求纯洁”作为招牌形象的人来说，是不太可能卷入这样高级的内心漩涡里去的。但偏偏陈凯歌是这样一种人，他坚信自己的超出凡俗。在两次关于《无极》的访谈中，他一次把自己描绘成具有“类似神的意识”③，另一次则把自己比喻成“圣人”④。而对于一个人是否“纯洁”，陈凯歌是非常在意的，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早在《和你在一起》，他就赋予了一位妓女“纯洁”的特质，褒奖她对孩子的母性关爱，不过这种“纯洁”实在突兀古怪，后来竟把这穷苦孩子弄得五迷三道，不惜卖掉小提琴搏得美人一笑。所以，当陈凯歌陷入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当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奇诡和险峻，因为他既有高耸入云的自我形象设定，亦有翻云覆雨的道德评价系统。事实上，陈凯歌在《无极》里所呈现的内心挣扎，的确惊心动魄——面对自己“良心”的拷问和逼视，他使出浑身解数，既安抚了，又忏悔了，还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在陈凯歌的这场内心冲突中，奴隶昆仑充当的是抚慰者，召唤着一种久违的理想主义情怀。影片中，他是完全正面的人物，称得上是“纯洁理想永不灭”的化身。他根正苗红，来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雪国”，继承了雪国人民的勤劳、善良和勇敢。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名受压迫的奴隶，虽然未经开化、头脑简单，谁给肉吃他就跟着谁，谁给面子他就当谁的马前卒，但根据某种激进狂飚的乌托邦学说，这种人身上的贫困和匮乏的烙印，恰恰证明了他们未受污染、内心纯洁，能够承担起改变世界的希望。陈凯歌把这种“一根筋”塑造成大英雄，实际上在向自己火红的激情岁月遥遥致意，他依然坚信一无所有者将改变世界，不仅给了昆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超人速度，还给了他“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特异功能，时间与空间都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中。
不过，如果世界最初是纯洁的，人最初也是纯洁的，纯洁是万物的最高境界，“堕落”又是什么模样，它又是如何发生的呢？陈凯歌为了说明这些问题，相对昆仑独一无二的“高大全”形象，又塑造了一系列世俗化的不完美形象，他们是“不纯洁”的化身，或者可以说是“罪人”。这些人与昆仑完全不同：他们已经不单纯了，他们想的太多，忧心忡忡，他们想要的也太多，患得患失。他们受到欲望的牵引，“光明”贪名，“无欢”贪权，“倾城”贪宠，“鬼狼”贪生；他们也受到恐惧的驱赶，“光明”怕输、“无欢”怕辱，“倾城”怕穷，“鬼狼”怕死。显然，在这些人身上，陈凯歌展现的是人性之恶，那些不理想的东西，而他的态度也十分鲜明，在随后的剧情安排里，这些人一个个都死于非命。“倾城”是唯一的例外，那是因为爱上昆仑是一种救赎，让她重获了新生。但陈凯歌旗帜鲜明地站在“纯洁”这一边，与其说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忏悔之情。在他设计的这些人物身上，全都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他们知道自己背负着怎样的罪名，也有着强烈的罪恶感。“光明”虚荣撒谎，“无欢”逞恶行凶，“倾城”出卖肉体，“鬼狼”背叛族人，这种种“罪”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别人的指控，而是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内心法庭里，他们早就这样供认不讳了。应该说，这些人物是陈凯歌忏悔意识的显影，述说的是欲望和恐惧会使人迷失本性，犯下不洁的道德罪行。
如果影片仅仅是这样简单的“人性本善论”或者“正邪二元对立说”，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让大众接受的，在各种流行小说、动画片和影视剧里，这样的叙事模式比比皆是，大部分观众对这种通俗易懂的道德说教也习以为常，不会有太多的反感。然而，陈凯歌在痛陈物欲和贪婪之恶，表达了悔恨心情之后，又突然为所有的“堕落”做出了无罪辩护，正是这180度的态度大转弯，造成了观众感受与导演意图的重大分歧。甚至可以说，是电影的含混其词、自相矛盾惹毛了观众，他们刚听完一套说法，马上又听到另一番刚好相反的说法，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是当街的猴子——被耍了。
在《无极》里，为“不洁”或“堕落”做出辩护的是“满神”，她是命运之神，象征着凡人无力摆脱的宿命。即是说如果发生了什么，不管是福是祸，是好是坏，那是一早注定的。在倾城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这位神仙就顶着一束坠毁客机般的头发出现了，说：“你愿意再去死人身上找吃的吗？你愿意做别人的奴隶吗？可以给你天下最好吃的东西，最美的衣服，最强的男人的宠幸，天下的一切都是你的，但只有一个很小的条件，你永远也得不到别人真心的爱，就算得到了也会马上失去，你愿意吗？”，之后倾城果然选择出卖自己，当了王的妃子。而光明大将军在回朝救王的路上，满神又出现了，告诉他荣耀将得而复失：“我跟你打个小赌，你赢了，我就让你永远不败……要你一滴伤心泪……记着动情的时候，你的死期就到了”。后来果如她所言，大将军在冒充恩人得到倾城后，真的动了情，流了泪，然后死掉了。
无论对男人女人，满神都提出了交易条件，想要人间的荣华富贵就必须摒弃自我、割舍情感。这个角色让人想起《圣经》里的撒旦，或者《浮士德》里的靡非斯特，代表着某种邪恶的诱惑，通过打赌或订下契约，让人为了一时逸乐而放弃灵魂。在西方文化里，这个角色是绝对负面的，“与魔鬼做交易”意味着精神的沦丧和堕落。其实很多观众也看出来了，有人说满神与倾城对话那一幕就像老鸨骗小女孩跳火坑，还有人说像老巫婆拿着毒苹果骗白雪公主。不过，在《无极》里，满神却不是魔鬼，而是女神，她主持的只是与“命运”做的交易，一切都是宿命，一切都预定好了，一切都无可改变。正是太过相信命运的主宰力量，所以陈凯歌才把“改变命运”作为电影里的最高希冀，影片末尾昆仑对倾城豪言壮语道：“我要带你回去，我要让你知道，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对倾城这样的罪人最大的奖赏就是让她相信命运有变，与其说是陈凯歌的乐观，不如说是他的绝望。昆仑这位超人曾经让时光倒流，结果只发现了命运里的秘密，并没有改变命运的历史进程。因此，从“最初的纯洁”到现实的“堕落”，始终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过程；对于有罪之人，命运就是不可抗力。[NextPage]
这就是陈凯歌独特的道德立场了，虽然他痛恨“堕落”，努力与之划清界限，但他同时也坚定认为“堕落”是因为“人命天注定”，人是身不由己的。而且，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他还推出了一位大反派“无欢”，多次做出动情的内心剖白。满神曾经告诉倾城和光明：割舍感情才有富贵，铁石心肠才能成功，而无欢则说得更加直白：“天下的东西要拿都拿得到，只要你够坏”。在影片中临近结束的一个高潮位，无欢突然抛出了一个惊人的大秘密：他的“坏”其实有一个宿命的源头，源于童年的一段经历，他被无情地伤害，被抢走了一个馒头。而且就是这么巧，这个抢走他馒头的人就是倒在他面前的倾城。面对这个昔日的仇人，无欢在脸部终于挤出痛苦的表情之后，说了那句埋藏自己心中多年的经典名言：“你毁掉了我做一个好人的机会！”
——天啊，太好了，水落石出了，无欢解脱了，无罪释放了！原来他做好人的机会早被毁了，并不是他不想做好人，而是他没有机会做好人！
故事发展到这里，陈凯歌应该多么渴望观众恰当地做出这个反应啊。他曾经设想过观众看《无极》时的反应，他说“期许观众通过影片获得很久很久没有获得过的幸福感，像洗了澡一样身心舒畅的感觉”。⑤是啊，如果在法庭上自我辩护成功，被宣判无罪，洗刷了所有的污名，的确应该“像洗了澡一样身心舒畅”。然而后来发生的是，他失算了；胡戈的戏謔阐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的迅速传播向我们证明，观众从没有获得什么幸福感，他们只是觉得过于荒诞滑稽，需要一场集体性的嘲笑来宣泄对电影的不满。或许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坏人，又或者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样拙劣的辩护词有助于脱罪，总之他们都没把自己投射到无欢身上。
那么，为什么陈凯歌会把重头戏压在无欢的身上呢？他为什么非要无欢做自我辩护？他难道没有发现这样的无罪辩护是在蛮横地推卸责任吗？他的自定义系统出了什么问题，令他的期许与观众反应有如此巨大的鸿沟？他自己又有过怎样的特殊经历，要通过这部电影中获得释放，从中得到心灵洗涤般的幸福感呢？
陈凯歌曾经经历了什么？
陈凯歌曾这样解释：“电影总按自己应该的样子呈现。也许命运在我们的梦里、下意识里曾经讲过它们的故事。我们也确实有机会让它成为自己意志的反映。”在《无极》里，他的确听从了“梦”和“下意识”的指令，嘟囔出了不少令人费解的呓语，如“真正的速度你是看不见的，就像风起云涌、日落生息，就像你不知道树叶什么时候变黄，不知道你的孩子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不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爱上一个人”；同时他也展现了自己的意志，抛出了许多掷地有声的警世名言，如“你不能轻易相信别人”、“要学会跑，必须要有内心的渴望”、“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得到，就看你够不够坏”。可以相信，陈凯歌的态度是认真的，这些人生感悟都提炼自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然而他在要求观众接收这些内心密码的同时，却没有向观众提供相关的事件背景和线索，这使得整部影片对他自己而言是情感释放了，他完成了自己想象中的坦白和交代，但不明就里的观众却难免感到不快，因为这只是一场名义上的精神交流，主讲者和盘托出的全是事先准备好的结论，并没有说清楚到底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一连串空洞的说教背后，真相被更严实地遮掩了起来。
这样一来，我们的理解只能求助于电影之外的东西了，陈凯歌自己的人生故事才是解开《无极》之谜的线头。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陈凯歌向我们发出的邀请，他屡次强调《无极》关乎“生活的真实感受”，关乎“生命真相”，一再把人们的关注焦点吸引到他自己身上。
其实，像影片里的“无欢”一样，现实的陈凯歌也有一个童年的“馒头”，有过一段由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的伤痛记忆。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这样的：文革时，他的父亲被打成了“右派”，陈凯歌因此受人歧视，终于在一次批斗会上，陈凯歌走上台，扇了父亲几耳光，当众宣布和父亲划清界限。后来，陈凯歌写了一部简短的自传《少年凯歌》，记叙了这桩刻骨铭心的往事。只是和那个流言版不同，陈凯歌只承认自己对父亲“推了一下”。但不管怎样，这本薄薄的册子里，陈凯歌对自己成长历程的解说，尤其是对自己内心创伤的描绘，还是让人感觉是非常真实的，他勇于自剖的诚恳也颇让人动容——
“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过苦——我是群氓中一分子。”
对于这一段年少经历，陈凯歌是极其看重的，甚至把它当成了自己整个人生的决定性时刻，他如此评价：“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经验大都来自那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革命’帮助我认识了我自己。认识自己即是认识世界，明白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一生。”
这与“无欢”对自己童年创伤的定位是相似的，都是将某一段经验记忆引申为覆盖整个人生的心理阴影，但所引发的反响却迥然不同。《少年凯歌》的忆苦被许多人奉为“厚重的文化反思”，而“无欢”的哽咽则被视作一出强盗逻辑的活报剧。除了事件本身大不相同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以前陈凯歌在讲述那一段背叛父亲的经历时，意识到了“自己曾使别人受苦”，而眼下的“无欢”却只记住了自己受到了伤害，他振振有词地指责别人，却连那个馒头本来就是他抢来的都忘记了。《无极》中陈凯歌还塑造了一个罪人“鬼狼”，他的故事和少年凯歌背叛父亲的故事十分接近。他像少年凯歌一样是旁人眼中的“叛徒”，年幼时遇到外族入侵“雪国”，绝大多数雪国人因不愿投降而被残杀，唯独他选择了效忠敌人，当众与雪国人划清界限。鬼狼虽然因此活了下来，但也为此负上了沉重的罪恶感，他一边为主子卖命，一边想赎罪，搜寻着幸存的族人。昆仑出现后，鬼狼向他忏悔了自己的苟活和不快乐，然后突然像无欢一样，彻底否认了自己有任何的罪，甚至否认了自己有过负疚感：“我一直以为，我没有对不住任何人，但现在我知道，我最对不住的，就是我自己。”
不管是无欢还是鬼狼，虽然他们各自的故事不同，但他们却拥有共同的心态，并且不约而同发表了拒绝认罪的声明。如果拿这部电影和若干年前的《少年凯歌》比较，我们会发现这同一个作者陈凯歌，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自我评判。不妨说的更直接一点，以前陈凯歌经常表现得在为自己的过去受自我谴责之苦，但今天的陈凯歌则在宣告那种受苦是虚妄的，那些自己犯下的罪过也是不存在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从自我判罪到自我脱罪的变化，陈凯歌才把《无极》当成了让观众获得解放的“心灵鸡汤”，甚至还把它归纳成了一念之间的“觉悟”：“无极就是人的觉悟，对于人来说，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能有这么点觉悟。这个觉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甚至是命运。”⑥
陈凯歌是因为什么事件的触动，在什么时候“觉悟”到人要摆脱罪恶感，必须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卸干净，我们无从得知。但在面对别人对他的质疑和批评上，陈凯歌确实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这位以“反思”著称的大导演一谈论起自己那部票房、口碑双失利的电影立即大发雷霆：“《荆轲刺秦王》不是我的滑铁卢！回头看我做了一些什么，最后的结论是我并没做错什么！我认为我在《荆轲刺秦王》里没有犯错，我没有犯错误谈何滑铁卢呢？《荆轲刺秦王》可能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电影，它是在一个整个媒体还不够发展的时期、宣传还不够有力、观众的理解力还不够发展这么一个情况下拍出的电影，所以我要欢欣鼓舞地告诉你，《荆轲刺秦王》是一部我值得骄傲的电影，真的是这样，我建议你再看一遍，你再看一遍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你会理解陈凯歌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要问问看过，仇恨、痛恨这部电影的人，一定要问他们，看看他们今天有没有一些进步”。⑦对于《无极》受到的口诛笔伐，他同样是以傲慢自大表达了对自己太超前、太正确的确信：“过5年后再看无极！《无极》的意义你们要五年之后才能明白……”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少年凯歌》，或许需要问的是，他是在“反思”吗？抑或更多的只是一种忏悔的姿态？两者的区别在于，反思是唤起人的理性认知，而忏悔是唤起人的情感认同。在这部自传里，陈凯歌的反思形象简直无处不在，几乎全方位地延伸，连一只无名小鸟都撞进了他满腹心事的怀里。6岁那年，儿童凯歌在幼儿园看见一只垂死的鸟没有伸出援手，这竟也成了中年凯歌的一块心病：“可是能飞的并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儿园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只什么鸟。他在我和一个小姑娘的注视下抽动着翅膀。“麻雀。”我说。“它还活着呢。”她说。“麻雀，害虫。”——我还弄不清虫和鸟的区别。小姑娘点点头，她知道我对，但还是在那只鸟死了之后把它浅浅的埋葬了上面还盖了一张葡萄叶，为了第二天还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叶落了满地；又过了一天，葡萄叶都被风吹走了。[NextPage]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从旁观一只小鸟的死亡便联想到自己日后的无情，这样的自责委实过于夸张，太戏剧化了。但这一类容易去表现内疚的人，将忏悔视为一种美德的人，恰好以此证明了他们“对道德要求高度敏感”。套用中国人的老话：过分谦虚就是骄傲。他们参照一种高标准的美德来检讨自己，苛求自己，其满足在于获得了道德贵族般的优越感，因为这样更显示了他们严格的道德追求，相形之下他人则更加显得浅薄、虚假和庸俗。在有了一种忏悔的仪式后，这类人也很容易以为自己已经与罪恶和过错绝缘，他们甚至认为自己从此获得了新生，有资格站在绝对正确或绝对正义的位置上，以狂妄的愤怒去贬斥他人。
通常说来，在我们的道德文化里，忏悔有一种遏止罪恶的功能。为了追求这种至善的功能，好几代的中国人都前仆后继，不惜付出惨痛的代价。文革的时候，无数的批斗会上，人们是用暴力逼迫他人为自己的反动行径公开忏悔；文革之后，人们打着反思的旗号，又都在热切期待着他人为自己的文革表现公开忏悔。在文化界，最著名的一次公开强迫忏悔，就是余杰对余秋雨的质问：你为什么不忏悔！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有过深入的剖析，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在她看来，忏悔是需要警惕的，而不宜提倡，因为有可能沦为一种公开表演。和爱一样，罪过和忏悔是私人性的，必须存放在内心深处，越是热衷于公开忏悔，真诚性就越发可疑。忏悔只意味着人对过去的一种态度和情感，并不代表其行为得到了纠正和改善；而改变罪过和错误的关键就在于建立新的行为方式和规范。不断展示自己心灵上的伤痕或许有助于人与人的和解，赢得情感上的宽恕或同情，但在思考创伤性事件的前因后果、避免重蹈覆辙上起不到积极的作用。⑧
然而忏悔的姿态确实容易打动人心，尤其对于被塑造成“情感动物”的女人来说更是如此。陈红对丈夫陈凯歌的崇拜正源于此，一位记者这样描述：“陈红在以后的多次采访中提到了那本叫做《少年凯歌》的书，这本书讲到一个打向父亲的巴掌，一个濒临饿死的老头雪亮的眼睛，还有一群少年用斧子砍倒两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砍倒一片森林，然后把那座山烧成一个庞大的灯笼。她说她从中看到了一个纯真的、睿智的、有责任的人，于是这个年轻的女人决定尽自己的一切可能，让这个男人生活在幸福之中。” ⑨
忏悔就是如此奇妙，一个人越是谈论自己的负疚和悔恨，人们越是同情这个犯了过错的人，似乎这个展示内心痛苦的人才是受害者，连这个人所做的坏事都成了对他自己的伤害，而不是对别人的伤害。对于陈红油然而生的母性情怀，渴望保护弱小的冲动，陈凯歌了如指掌，他曾对记者这样解析：“陈红说她当年对我有感觉，是看到我在痛苦中。所以我想，男人在痛苦的时候，女人在伤感的时候，大概都是能打动对方的时候吧。”当记者又问：“可以激发对方的保护欲？”他肯定地回答：“可以这样理解。”
实际上不止陈红，还有两位知名女性也曾被陈凯歌激发出了保护欲，认为自己应当给他送温暖送幸福。不过她们辛勤耕耘后的收成很不理想。洪晃煎熬了4年的婚姻终以离异收场，而倪萍耗去近十年的光阴只是一段地下情。后来她们分别回忆和陈凯歌一起的日子，时过境迁之下，全都有了“被人利用”的感觉。洪晃毫不讳言当初结婚是因为对方需要帮助：“没多久，他拿了奖学金就去美国了。我就向公司申请了一个去美国的机会追了过去，后来我们碰到了很关键的问题，陈凯歌的奖学金到期了，如果不结婚就不能留在美，我能看着他不管吗？这时候我不能走开。于是就结婚了。” ⑩倪萍则强调对方的伪装迷惑了自己：“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逃避公共关系的日子。陈冲曾对我说：一个不打算娶他所爱女人的男人是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你决不能信赖这种男人。痛苦的是，他无数次以真诚的感情、良善的行为告诉你，他爱你，他不愿意离开你，他的生命里不能没有你。可悲的是，我相信。因为他曾那样认真地拉着我的手说：你要跟我过。那一段日子，现在一旦提起，都有一种冷飕飕、心悸的感觉。我一生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段清醒的错误。我真是把肠子都悔青了！” ⑾
当然，对陈凯歌的监护人来说，这样的亵渎绝不能忍受。陈红在《无极》宣传期间高调反击：“陈凯歌是个可爱的老公。非常可爱！他是一个憨厚人，简单、没有任何心眼。有的人为了赚钱，写书把他描绘成喜欢年轻漂亮女人的负心郎，是那种抛弃夫妻关系而有了外遇的男人。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过书里写的那个婚约，他对那些女人没有爱情，我非常了解他。这只能说明出书的人没有魅力让这个男人爱上她。”
作为局外人，我们没办法分辨孰是孰非，但陈红的回答所引出的问题却让人感到好奇。首先，如果女人让陈凯歌爱上的不是“年轻漂亮”，而是“魅力”，这种“魅力”是指什么？有趣的是，陈红没有多加说明，陈凯歌的答案却似乎早已写了出来。在他的电影作品里，他钟情的女性角色都是同一类型：有着浓浓的风尘味，表情举止矫揉造作，时时刻刻要表现出风情万种状。《和你在一起》中的三陪女莉莉，本来是导演塑造的正面人物，可是即便当着孩子的面，她依然会无法自控，搔首弄姿，散发出恶俗轻浮的性气息。《无极》里的倾城更令人咋舌，贵为王的爱妃，竟然像夜总会的脱衣舞娘般对着一支军队的男人说：“有谁想知道我这件衣服下面穿的是什么？”而陈凯歌显然认为这种三陪女式的性挑逗是极度诱人的，在他的编排下，全体官兵果然如痴如醉，齐刷刷地放下了武器。
然后，第二个问题：如果真如陈红所言，“那些女人”缺乏魅力，这个男人对她们也没有爱情，那么，为什么这个男人会和她们在一起呢？难道他是另有所图吗？这不禁让人想起《无极》里发生在倾城身上的宿命：爱情终归是一场交易。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满神告诉她，要想得到荣华富贵必须出卖感情，她照做了。后来倾城背叛了王，但接下来她还是没能逃脱“爱情”要拿出去交易的命运。她的爱情成了一件报恩的礼物，谁救了她，她就跟着谁。起初她认为光明是救命恩人，就跟他卿卿我我、耳鬓厮磨。后来发现真正救自己的人是昆仑，她又和他眉目传情、执手相看。在陈凯歌眼中，爱情如同通货，要给出去换回东西，或者拿了东西再支付。这是铁的定律，不容破坏。光明大将军不小心动了真情，结果遭了天谴，失去一切。
最后要问的是：陈凯歌果真“简单、没有任何心眼”吗？从《无极》的内容来看显然不是，里面充斥着人性的贪婪和惧怕，有对物质的欲壑难填，对前途的惴惴不安，还有对别人的存心欺骗，以及对自己的网开一面。这绝不是“简单、没有任何心眼”的透明世界，而更像因遮掩太多而不见阳光的阴暗角落。在这方面，洪晃要比陈红敏感得多。一次访问中，洪晃被问到和陈凯歌在美国的生活，她马上想到的是这位“艺术家”面对物质诱惑时的焦虑——
记者：美国最刺激陈凯歌的是什么？
洪晃：还真有。我这样说，又可能被理解成玩笑与挖苦了。但这是真实的。那个年代，中国还处在物质极度匮乏阶段，而当时的美国----—哪个中国人去了，都会强烈地感受物质的丰富。我当时出去时候，也一样，面包、冰激凌……扑面而来。有钱就能占有这些物质，这在当时的中国人，是不可想象的。这时候的陈凯歌，深感自己缺钱。爱钱人有两种，一是葛朗台式的，穿得可以破破烂烂，每天看到钱的数目增加会喜悦；另一种是爱消费。陈凯歌属于后一种。而且他是聪明人啊，识货，又好琢磨，看见一辆好车就走不开。物质诱惑挺大的。
记者：美国还给陈凯歌带来什么呢？
洪晃：一张绿卡啊。当然，这样说很刻薄。我自己一直有个理论，希望有人来证实。那就是中国艺术与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增长很快，而中国艺术在外国人那里的价值，比经济增长得更快，做什么都有人来投资。但当艺术增长值快过经济时，艺术就一定会下降。因为艺术是需要沉淀的啊。但艺术家面对物质诱惑，会让他放弃艺术，而转向回报率……这个过程结束后，再转到艺术上来，你还可能回来吗？艺术是个连续性的过程啊。
陈凯歌拍《无极》，是他在已经满足了欲望之后，还是在满足欲望之中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看到的是：他果然被不幸言中，回不来了。
为何预言竟会成真
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里曾提到两个文学故事。一个是毛姆的戏剧里的：一天早晨，一个人在巴达格的市场遇见死神，死神一副被惊吓的样子，结果他觉得大事不妙，立即骑马往萨迈拉飞奔。后来，有人问死神，为什么你要吓这个人。死神回答：我才被他吓了一跳！当时我只是奇怪，按照天意，今晚我会与他在萨迈拉碰面，怎想到他早上还在巴格达。[NextPage]
另一个故事则是经典的俄狄浦斯神话：俄狄浦斯的父亲听到预言，自己的儿子将弑父娶母，他就将自己的孩子遗弃，而正是这一举动，才导致了俄狄浦斯20年后不知自己父母是谁，见面不相识，终使预言成真。
齐泽克对此做了概括：“一个人预先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竭力逃避；正是借助于这种逃避的努力，被预言的命运实现了”。不过这种解释还停留在符号的层面，如果我们从心理的角度分析，这两个故事应当这样解说：人在恐惧之中，会竭力逃避最坏的可能；但这种逃避的行动，却促成了最坏局面的发生。巴格达人对死亡的恐惧，令他慌不择路，走上了通向死亡的道路。俄狄浦斯父亲恐惧儿子篡位，在情感上疏远儿子，在行为上抛弃儿子，最终引来了儿子成年后的报复。准确地说，这“预言成真”其实是“梦魇成真”，用广东人的俗语叫“好的不灵丑的灵”，意思是盼什么不来什么，但怕什么就偏来什么。
《无极》里也有这样的情节。光明大将军赶去救王，满神告诉他：“鲜花盔甲的主人将杀死王”。光明不信，自己就是鲜花盔甲的主人，怎么可能杀王。但这时他受了伤无法打仗，只好让昆仑穿上了鲜花盔甲，冒充自己。他盘算的是敌人见到鲜花盔甲就会知难而退，但没有料到，昆仑没有救王，却杀了王。预言应验了：鲜花盔甲的主人是指昆仑，而不是光明；梦魇成真了，大将军所害怕的因自己的一手安排得以发生：王被杀，鲜花盔甲易主。不过，这部影片最引人入胜的“预言成真”，不是在剧情之中，而是在现实之中。塑造光明大将军，应视作陈凯歌的自我投射，“谁是鲜花盔甲的主人”其实是讲对名望声誉的焦虑，他害怕失去这些能够威慑他人的东西。《无极》上映前，陈凯歌就为可能的失败做了心理防御：“很多人到了巴黎都会排队去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他们真的能与大师交融在一起么？他们欣赏的只不过是那点名气而已。” ⑿先自比大师，后又把大师浓缩成“那点名气”，既是强调自己有大师的名气，同时又透露出了不安：大师的名气也只有“那点”，太容易就没了。后来事实证明，陈凯歌预感对了，大师的名声确实容易消散，大众完全不懂欣赏，还把它当成了笑柄。尤其是不知第五代导演为何物的年轻一代，看了《无极》之后，不仅怀疑他获得国际大奖是中彩，还认为他的知识分子形象是装逼。然后胡戈的恶搞出现，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陈凯歌终于“梦魇成真”：他害怕失去大师的名声，竭力要拍成一部“巨著”；但正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努力，人们不再相信他是大师。
这样说来，“梦魇成真”不只是文学的虚构，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之中？！的确如此，它其实是我们生活里的某种心理现象——因人的恐惧引发了某种行为，而这种行为又导致人所恐惧的后果——只不过有人把它解释成了“命运”，把自己的责任说成“冥冥中自有安排”。举两个生活里的例子。一位母亲非常害怕自己的儿子长大后不孝顺自己，于是在儿子成长过程里她特别注意他身上“不孝”的征兆，经常抱怨、唠叨、挑剔，儿子有什么行为不遂她意，她就骂他为“不孝”，结果造成母子关系紧张，儿子成年后果然对母亲避而远之，做了不孝子。
另外一则：某个人有一件贵重的传家宝，此人非常害怕别人偷走，于是就把宝贝埋在了房间里某块地板底下，但每天他都不放心，经过埋宝地点总忍不住跺上几脚，日积月累，那块地板明显比其他的凹陷，终于一天小偷窜入他家，看见这块木板有蹊跷，于是挖开，果真把宝贝偷走了。
很明显，俄狄浦斯神话和第一个故事类似，过度恐惧家庭伦理的崩坏，反倒酿成了家庭悲剧。而陈凯歌因《无极》遭遇的事业挫折，则和第二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在于，陈凯歌藏起来的不是宝贝，而是他不愿示人的真实自我。拉康说过，写作就是一边写，一边擦。作者在纸面上记录了一些东西，同时也是故意擦掉一些东西，遗漏一些东西。写作经常沦为撒谎精的工具，重组、涂改、抹杀、省略，无所不用其极。但写作的奥妙也在这里，用笔记录也好，用橡皮擦掉也好，终归会留下痕迹。有时橡皮擦痕太多，反而留下了更多线索，让人更接近于真相。陈凯歌在《无极》里就是这样，他努力擦掉一些东西，但这些错乱的擦痕反倒出卖了他，让人看到了他的可疑之处。电影里，他通过奴隶昆仑讴歌纯洁的理想，通过光明大将军忏悔了虚荣和贪欲，通过满神、鬼狼和无欢为罪过找到了宿命论的理由，这一切乍看毫不相干，但如果把它们串起来，就成了一篇自辩书:是的，我承认有过虚荣和贪婪，我也犯了错，但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没有背叛当初的理想。
这是一个人受到攻击、质疑和谴责时才会做出的反应，一个高度防御性的姿态。问题是，人们并没有被告知事情的原委，只看见这个人一味地诉说、忏悔、自辩，拼命地捍卫自己的名誉，一遍遍地告白自己的无辜。这种强迫性的表现，就像那块经常被踩跺而变得凹陷的地板一样，向人们暗示着内里别有乾坤，藏有秘密。结果《无极》引爆了如潮的恶评，但陈凯歌鬼鬼祟祟的身影勾起的是人们恶作剧的欲望，或戏仿或歪编或曲解，而不是那种有辩论性质的批判。很多人似乎意识到了，陈凯歌的商业片并不是为了娱乐大众，只是为了翻新他的文化贵族形象，于是就用迂回的战术狙击他，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傻瓜，成为大众的娱乐。应该说，陈凯歌因《无极》受到围攻，很大程度是他自己的无意识行为推动的，后来他对恶搞作品反应过激，引发了网民的对立情绪，就更是如此。如果用精神分析来总结就是：他恐惧失去自己的理想自我形象，为了逃避这一厄运，他做了种种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但正是这种欲盖弥彰的努力，使得人们对他的真实自我产生怀疑，他的理想自我形象也由此瓦解，走向崩溃。
那么，“梦魇”从何而来呢？通常说来，这种令人抓狂的恐惧感，源于人的创伤性记忆。但就像挫折可能令人更勇敢也可能令人更退缩一样，创伤性记忆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人会痛定思痛，通过反思变得更明智豁达；也会有人把受伤的本能反应压抑在心中，久而久之，形成一道萦绕不去的魔咒。对陈凯歌来说，“文革”就是他的创伤性记忆。在《少年凯歌》里，他称之为“决定了我的一生”。有一次被问到文革对他的最大改变时，他更亲自将其解释成自己的梦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只是在物质上反思了文革，精神上还是没有反思。至于对我个人的影响，我只能说，到现在为止，听到有人大声敲门我还会害怕，你说这是什么影响?”⒀然而，如此清醒地看到社会症结之所在，自己却未必会坐而起行，直面自己的症结。从陈凯歌的作品来看，我们看不到他有过像样的反思，即便《霸王别姬》触到了这道历史的伤口，也只是作为唏嘘感叹之用，或许不能说完全没有思考，但思考显然是不足的。我们都清楚现实中存在某种阻力，这不全是陈凯歌的责任，但对于一个有志于反思的人来说，自己迟迟没有做到毕竟是一种悲哀。而更大的悲哀是，陈凯歌在强调反思的时候，始终把只是序列事件中某一环的文革当成了孤立的事件，他拒绝的仅是那个时期的伤痛，却把造成这些伤痛的整套观念当成美好的理想主义继承下来。
如果仔细分析这套观念，一个颇诡异的发现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预言，而它被当成可操作方案去实践之后，其结果同样是“梦魇成真”。在这个预言里，人类社会的每个阶段都被勾勒了出来，而终点站是一个纯洁的天堂：人人无私奉献，人人丰衣足食，人人相亲相爱。表面上看这是对完美世界的拥抱，但翻转这张美丽的蓝图则是它的另一面：对不完美现实的恐惧。在携手奔向共同梦想的时候，真正维系每个人的其实是他们对某些现实的恐惧：贫穷、不公平、剥削、压榨、背叛、掠夺。于是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打土豪斗汉奸、三反五反、反帝反右反修、破四旧揪工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些被恐惧摄住的人用铲除罪恶的办法避免回到万恶之源，他们不时宣布有了新的敌人，以满足他们草木皆兵的受迫害妄想，他们又不断发动新的清洗运动，以舒缓他们对旧社会的集体性恐慌。后来的结果我们今天也看到了，那个激情岁月的种种梦魇都已成真。他们害怕贫穷，却制造了更多的穷人和饥荒；他们害怕被剥削，却随时可能被当成反动派剥夺掉一切；他们害怕不民主，却发明了领袖崇拜和阳谋论；他们害怕不平等，却以出身和血统划分革命等级；他们害怕阶级压迫，却要在人人致危的斗争中求存。在做尽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又站在了一个悖谬的场景里，他们曾经恐惧的资本主义复辟竟然就在眼前，成了这个伟大事业的初级阶段。
这就是《无极》的梦魇的根源，在它的上空盘旋着一个更大的梦魇。或许陈凯歌以为自己远离了它，但当他敞开自己的心扉，里面全是这个宏大梦魇的细碎变体。一切都那么熟悉，熟悉得几乎令人窒息。同样是理想国，只是红色变成了白色；同样是从奴隶到将军，只是绝对权力变成了绝对超能力；同样是人的符号化，只是职称、岗位、政治面目变成了羽衣、黑袍、鲜花盔甲；同样是集体性迷狂，只是领袖的大手一挥变成了倾城的酥胸半露；同样是不讲人权，只是理由从没有温饱饿过肚子变成了抢走一个馒头就抢走了做好人的机会。在陈凯歌痛恨的文革年代，人们信奉的是一种简陋的二元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敌即友、非善即恶，正是这种“斗争哲学”的关照，文攻武斗、彼此厮杀才被赋予了一种崇高的意义。《无极》里，陈凯歌虽然挣脱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训诫，却依然深陷于黑白、此彼、敌友、善恶的二元世界，只是外部世界的敌我斗争转化成了他内心里的自我斗争，在这场秘密的思想汇报会上，有理想的自我，有欲望的自我，有背叛的自我，有忏悔的自我，有辩护的自我……当这些“自我”全都跳了出来，陈凯歌不可能再考虑观众的需要，或剧情的合理性，他只能一意孤行反映自己的内心，尽管那早就是梦魇之地，支离破碎、一片狼藉。[NextPage]
当然，对于有过类似心路历程的人来说，《无极》却有可能引起他们的共鸣。王朔曾表示，他觉得《无极》讲的东西都非常真诚。⒁无独有偶，王朔自己也拍了一部自说自话的电影，交代自己的内心状况，叫做《梦想照进现实》。从片名来看，王朔的世界同样是“二元对立”的结构：梦想是光，现实则在黑暗之中。像陈凯歌在《无极》里做的一样，王朔也敞开了心扉，一会儿痛斥堕落，一会儿忏悔罪过，一会儿自我辩护。最奇妙的是，到了影片末尾，他也同样呈现出“反思不足”的状态，突然缅怀起自己受过的理想主义教育，并且为自己看到那幅人人平等的乌托邦景象而脸泛红潮、浑身颤栗。他竟然完全忘记了，这种空谈平等的激进主义曾经致力于将社会改造成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它牺牲了自由，却没通向平等。想想王朔曾以反叛者自居，嘻笑怒骂“伪崇高”，如今却以一名资深信徒的面目出现，大赠理想主义的蒙汗药；再想想陈凯歌曾以“厚重的文化反思”闻名，如今却要在宿命论里寻找理想主义的支撑；不由得让人在倒抽一口凉气之余，感慨某种意识形态的威力强大，它不仅写在人的脸上，还刻在人的心里。这真是应了《猛鬼街》》(《Nightmare On Elm Street》)系列电影⒂的那句经典谶语——
凶手没有死，他就在你梦里！
【注】：
① 电影《无穷动》里，有一个影射陈凯歌的场面，当洪晃讲起自己的艺术家丈夫时，大家都心领神会地窃笑，说他假模假式，似乎这是圈子里公认的其中一种评价。
② 见2005年11月《南方人物周刊》：《霸气凯歌谈第10部电影<无极>》。
③ 见2005年《名仕》杂志：《陈凯歌浑然无极》。记者问：“你觉得在你身上最大的矛盾是什么?”陈凯歌回答：“无非是类似神的意识和凡人的能力之间的矛盾。”
④ 见2005年CCTV《面对面：专访陈凯歌》。记者问陈凯歌有没有总结《荆轲刺秦王》，陈凯歌回答：“贾平凹这个作家你听说过吗？他写过一本小书里面说到，杂七杂八谈人生，其中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到世界杯足球赛，他说每届世界杯必有圣人出，你的存在即是他人的威胁，你只要上场就受到围堵，人家要踢你、咬你、撕你、打你，而你要冲出重围杀条血路，圣人就是这样出现的。”
⑤ 见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妥协不是坏事——对话陈凯歌》。
⑥ 见2005年《名仕》杂志：《陈凯歌浑然无极》。
⑦ 见2005年CCTV《面对面：专访陈凯歌》。
⑧ 关于阿伦特的见解，可参考徐贲著《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中《道德罪过和公民责任》一文里的阐释。
⑨ 见2005年《名仕》杂志：《陈凯歌浑然无极》。
⑩ 见洪晃著《我的非正常生活》。
见倪萍著《日子》。
见2005年《杨澜访谈录》中陈凯歌回应“《无极》能否成为陈凯歌的又一经典之作”时做出的回答。
见2005年《名仕》杂志：《陈凯歌浑然无极》。
见搜狐娱乐：《王朔接受网络专访歪批三大导演畏谈徐静蕾》。王朔被问到陈凯歌时说“他其实很真诚，我把《无极》当动画片看，我和女儿一起看完的，其实我觉得那里面讲的东西都非常真诚。”
经典恐怖片，共拍了七集。里面有一个杀人狂弗莱迪能进入人的梦境，以残忍的方式杀人。弗莱迪还是不死恶魔，每次被杀，之后都能再度复活。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是童年创伤的隐喻。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其寓意是：“意识形态没有死，它就在你梦里。”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