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得水》剧照

　　从一开始，《驴得水》这部戏似乎就注定要引发争议。在送审的时候，这个检察官难以理解的莫名戏名成了无法回避的障碍，直到剧组心血来潮加上“东莫村的”定语，才获批通过。上演后，更是因为其中若有若无的大胆政治讽喻而引起观众的热议。

　　初看之下，舞台上道具搭建的如同电影拍到一半的内景棚：刷得灰白的墙上挂着块黑板，上面歪歪扭扭的繁体字迹从右至左写着“三民小学”、“民国三十一年上半学期期末总结大会”，讲台上空无一物，两张刻痕累累的木头课桌拼在一起，油漆斑驳脱落到几乎看不出原本的绿色，上面按不同的方向摆着四只样式一致、边缘已经破损的白色搪瓷杯，还有写到一半便搁下的纸和笔，破旧的坐凳零落四散着。这一切的上方，暗红色的灯光隐隐约约映照出一圈围栏和一株老树的枝丫，多了一点不同寻常的舞台剧意味。

　　第一场戏是开会。四个知识分子，立志改变中国农民的“贫、愚、弱、私”，千里迢迢从北平来到一个穷山沟里支教，领着微薄的政府薪水，勉强建了一所民办小学，然而教学经费入不敷出，多亏有第五个“老师”——“驴得水”的空饷可吃。其实，此地极度干旱缺水，这是专门为大家挑水的一头驴，校长为了增加收入，把这头驴报了一个老师的名额。为了表示公平、公开、民主，每学期期末，大家都要开会讨论“驴得水”老师的工资使用情况。然而，会议开到一半，收到了教育局的电报，上面派下一个领导来视察，要求各位老师，尤其是“驴得水”老师立刻做好迎接检查的准备。开场五分钟，尖锐的矛盾冲突便毫不遮掩地摆上台面，演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台词将戏里的包袱递过来抛过去，故事在观众不断的哄堂大笑中展开。

　　这个开头来源于两位导演之一的周申从一个在甘肃支过教的朋友那里听来的真事。“是他当作笑话给我讲的一个当地新闻。”周申说，“后来我跟另一个朋友聊，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场好戏的契机，开了个头，后面可以充分发展和演绎。”

　　那是2009年。一开始的打算是拍电影，剧本大纲搁了两三年，辗转于各个电影公司，一直没有开机的机会。周申本人并不着急，他说：“原本想做成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桑树坪纪事》那样的一个戏。所以我还想沉淀一下，用一段时间去下乡体验生活。”直到今年5月，网络上开始流传一部同名的微电影，却是其他人拿了这个大纲拍的一个“公益作品”。为了维护版权，周申开始抓紧《驴得水》舞台剧的排演。

　　然而，缺乏真实的农村生活经历和情感，对于“写实”的戏剧目标仍然是一个问题。周申和另一位导演刘露的最终决定是绕开它，将戏的时间、空间都架空，“宁愿虚构，也不能容忍虚假”。其次，将原本农村教育主题的戏改成讨论知识分子的戏。“因为知识分子是我们最熟悉的人。”毕业于“中戏”的周申说，“这个戏不是在说中国乡村教育、民办教师的问题，而是在说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就是原本构想的《驴得水》和现在舞台剧版本之间的最大区别。”

　　6月首演的时候，海报上悄悄印了一行字，“一切知识分子都是纸老虎”，与剧情相映照，几乎立刻在圈内引起强烈反响。四位主人公，经过设计，代表了导演眼中知识分子中的四种类型：正直无私、富有抱负，却性格软弱、容易妥协于小事的校长，名言之一是“做大事不拘小节”;锋芒毕露、充满反叛精神的“愤青”周铁男，总是骂骂咧咧，看什么都不顺眼;年纪稍长、精明、务实、小心谨慎的裴魁山，出事必先自保，以实用主义为信条以及对爱情怀有美好的幻想，充满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精神的张一曼。[NextPage]

　　“这些人物，都来源于我对身边的知识分子长辈和同辈人的印象，也是我在生活当中感到善良、美好的一群人。这里概括出来的，是我觉得最可爱的那些类型。”周申说。

　　剧中唯一的女老师张一曼的角色，来自周申多年前读过的一篇池莉的小说：“小说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其中有个名叫豆芽菜的女孩，我脑中的印象久久不去。有这么一种人，内心单纯善良，却给人感觉浪荡风骚，她的原则是不伤害别人，也不受人束缚，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其实关键时刻远比那些成天满嘴大道理的人能够坚持道德底线。”

　　四条故事线齐头并进，在金钱和利益诱惑下，四个人物一个接一个倒戈，所有人最终走向了共同的堕落结局。“有人评论说，剧情和当下发生的现实有许多映照，其实，我们并没有考虑如何讽刺现实，只是老老实实按照一定的情境去设想人物行动的各种可能性。”刘露说，“如同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我们并不知道终点，只是力图确保每一环都符合生活逻辑。”

　　还有人说，戏里每个人物的转变发生得太迅速，像化学反应一样，这并不符合生活常理。周申的解释是：“这个戏并不是发生在真实的时间流程里，四个人物有一定的符号性，他们的转变也带有象征性。真实生活中，这样的转变或许需要两周、两个月、两年，我们让它在舞台上一瞬间就完成了，但是转变本身是不脱离人物逻辑的。”

　　然而，张一曼这个人物最后不知廉耻的堕落却成了《驴得水》首轮演出最大的争议，也成了8月底9月初北京第二轮演出前的修改重点。周申对此的形容是，就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最初他的目的是批判她，写一部否定婚外恋、弘扬道德的小说。可是写着写着，他被安娜控制了，对这个人物充满了同情”。“第一轮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要表达的主题硬掰，其实已经没有按照人物自己的逻辑在走。”刘露反省道，“这一次，我们重点修改了第四幕和末尾。她最后并没有简单地与他人同流合污，而是被洗脑后在自我挣扎下变得疯狂，想要戴罪立功，想改变自己从而融入集体，一边恐惧被排斥，一边不断去迎合所有人。”

　　戏里，校长以教育者和领导者的身份一直重复着“人之初，性本善”的台词，观众却处处感到“人之初、性本恶”的提示。这是周申对人性简化主义立场的反对：“这样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想做一件好事，但他们在做好事的过程中不断妥协，一点点丧失了底线，最终结出了恶果。这就是生活的写照。修改后，我们也并没有放弃对张一曼这个角色的批判。我们同情她，认为她这样的人不会主动作恶，但是她仍然是软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通过这个戏，我们想讨论没有信仰的理想主义，我们想探讨一下，那些美好的东西真正遇到困难和考验的时候，弱点在哪里?面对制度，个人的责任是什么?面对欲望，个人到底有没有一条不可突破的底线?”

　　才演到第三轮，《驴得水》在票房上的火爆表现，已经被人拿来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业案例研究。作为小剧场戏剧，这部戏的长度超乎常规，达到三小时，且仅靠灯光亮灭来换场，一场接一场，中间没有中场休息，故事内容密集，使人目不暇接。“我们的工作方法，不是说这段戏有没有矛盾冲突，而是这两句话有没有矛盾冲突。”周申说，“有人说，戏剧舞台上现在不再讲故事，不再讲矛盾冲突了，我们这个戏恰恰就是按照最基本的编剧法则来讲故事。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