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安魂曲》第三次登上北京的舞台。这部以色列殿堂级话剧因为导演哈诺奇·列文的坚持，全场用希伯来语演绎而充满诗意，更因他身患骨癌“向死而生”的思辨创作而直指人心。 “生活推着我走，我从没有过选择。我排在长长的队伍中拿属于我的一份糖果，队伍太长，我没有领到。” 17岁年轻母亲的这句台词，无疑是《安魂曲》里流传最广的台词之一。但这部戏给我们留下的远不止于此。
让戏剧朴素得就像是儿童玩游戏
有个段子，A角问B角，“你在戏里演什么？”“演一棵树。”众人哈哈一笑而过。
在《安魂曲》的舞台上，还真有演员的角色是一棵荒漠里开花的树，除此之外，房屋、马、马车车厢、鸟儿、月亮、雪花、玫瑰花雨等等都是由人来扮演或完成：演员手拿长杆挑着一只飞鸟划过，身着黑斗篷的人将手中圆形黄纸板代表的月亮高高挂起，老人与老妇的一生就在棚屋内外周而复始，而房屋则是由脚踩高跷木凳、头顶木制尖顶的演员扮演，马车夫的儿子死去，他驾着自己的马车往返在接送乘客的乡间，由演员乔装的马儿或急蹄或哀鸣丝毫没有停止自己的任务，马车车厢由两个演员在一个四方木框上作势扮演……当然最要紧的是，这一切的“人”物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突兀以及出戏，反倒会尽可能地堆砌“粗粝简朴”“童话趣味”这样的褒义词给予舞台上太久违的质感。
“让剧场回到最初的形态，所有物、事都由人来完成，无论戏份多少，每一个人都只负责演绎一件物体，来保证演员能够全心投入角色”，主演约瑟夫·卡蒙告诉记者，这就是导演、编剧哈诺奇·列文的本意，“这种朴素的表达就像儿童玩游戏，希望观众们也可以用孩子式的童真看待一切，不用争论，接受就好。”
与这份童真相对的却是另一份不能回避的真实生活：棺材铺老板、耄耋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算计利润和损失，老妇人则像传送带一样将衣服、柴火、扫帚、水桶接过来、送出去，寓指陀螺般忙碌的一生；自己的婴儿被争夺利益的妯娌用开水烫死后，17岁绝望的母亲长途跋涉去寻找医生却得不到有效的回应，她拒绝遗忘和解脱；刚刚失去儿子的车夫不过是想倾诉一下丧子之痛，但每一开口，第二句话就被打回肚子，更不用说有谁可以给他一句安慰，他身后的马车上则是一群浑浑噩噩的酒鬼、妓女们的污言秽语与滑稽百态；分别代表快乐、玩笑、悲伤情绪的三个小天使眼见悲痛的民众这么多，力所能及给予的帮助也不过是几句安慰。当然，就连天使也是同样衣衫褴褛、翅膀脏歪的穷人天使，但不张扬、不煽情。
列文已故，与其合作40余年的卡蒙就是他最好的发言人：“选角色花了他很长的时间，他不希望由自己指导演员如何去演，而是希望选中的演员清楚自己的所处所做，呈现最真实自然的反应。”
生命等于损失？死亡等于利润？
当酗酒医生得知病入膏肓的老妇已经69岁时，惊呼了一句：“你们还想怎样？”观众大笑之余不免辛酸，没有人能回避死亡。《安魂曲》里，从一周大的婴儿到七八十岁的老人，死亡贯穿了每个人与他们的亲人的全部生命。老人、老妇、两人降世一周就夭折的女儿、17岁母亲嗷嗷待哺的婴儿、马车夫未成年的儿子、家乡的警察局长，“这些契诃夫笔下有名有姓的人物在列文的剧中全部成为了无名氏，被剥去了种族、文化乃至个性的标志物，成为该剧所着力探讨的有关死亡命题的演绎者。而且不像是原作那样用死亡来为其他内容的演绎提供平台，而是凸出列文自己一生苦苦求索的主题——死亡。”该剧中文版翻译、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终身教授张平解读道。
《安魂曲》由列文改编自契诃夫的三部小说。 小说《哀伤》讲述的本是丧妻的镟匠忏悔一生没有善待妻子，后来自己被冻掉了胳膊，在这里死亡是忏悔的铺垫。《安魂曲》里镟匠变身靠死亡谋生的棺材铺老板，妻子将死时，他已有强烈的悔意，最后自己也一命呜呼。原作中他与医生想象中的对话，在列文的戏剧里，变成了推进死亡进程的一部分。小说《苦恼》本是一个“烦恼无处可诉”的故事，但是列文删掉了车夫与乘客的大幅对话，最后他的倾诉永远循环在那一句“我的儿子两个礼拜前死了，突然就病倒了……”，“死亡”只是契诃夫原作所言“烦恼”的极端情况之一。列文只选取了中篇小说《在峡谷中》中的一个不到半页的情节：妯娌争夺遗产，一桶开水杀死婴儿。[NextPage]
“算了一笔账，发现从死亡中我得到的只会是不错的收益：不用吃饭，不用喝水，不缴税，不会冒犯别人。因为人躺在坟墓里不只是一年的事情，而是成百上千年，所以可以知道从死亡中我可望得到丰厚的利润。生命等于损失，而死亡等于利润。”这是棺材铺老板的死亡算盘；“谁说幻觉是谎言，我们的生活才是谎言，这个世界才是谎言，真实的世界是闭上眼睛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当你不能再向世界睁眼的时候，真实才在那里。”这是17岁的年轻母亲对真实生命的理解——每个经历失去至亲之痛的人都有自己对死亡的解读。怀疑、否定之后，他们依旧会选择问医，尽管救死扶伤的医生看上去含混不清，并没有多大的价值，那就以沉默对抗死亡，“要是我哭出来，先生，这世界就会轻松些。他们就会说，‘是有不公，可是也有解脱。’ 我不要哭。要是他们问我， ‘你从没有站在哪个十字路口吗？’我就回答说，‘我站了。在一个黄昏，我站在我孩子的墓前， 我可以哭泣也可以沉默，我做了选择。’”
“欧洲巡演时，观众一直在笑，但中国的观众却很沉重，甚至会有很多人哭。”卡梅尔剧团的负责人诺阿姆·塞米尔反问记者，“可能是因为中国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对丧子之痛体会更深？总之，中国的观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能理解这部剧的精髓。”
继2004年和2006年两轮后，这已是《安魂曲》第三次来北京演出了，每一次都载誉而归。剧中的马车夫对自己的马说，“你应该想象，你正在世界的中心，而世界的中心在巴黎和上海之间。”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他们从来没有在上海演出过。剧本翻译张平解释，在以列文为代表的以色列人眼里，浪漫的巴黎寓指梦想可企及之地，而遥远的上海特指永远不能到达且只能停留在想象、永远不能到达的梦想之地。
卡蒙老头和记者开玩笑：“上海、北京是多么奇妙的地方，而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主演卡蒙：一见列文“误”终身
“我觉得好极了，没有任何不适，年轻得就像是40岁。”但事实上，扮演舞台上那个佝偻着背、蹒跚前行老人的卡蒙今年85岁。即便不服老，但或许如今这个年纪的卡蒙反倒更像是那个老妻方逝自己也行将就土的懊悔老头。细心的观众可以注意到，演出时状态全心投入、台词流畅、长路独行的卡蒙，在谢幕时均需旁人搀扶。“演出这部戏，对于我而言，就像是爬一座很高的山，爬上去的过程有干扰且很艰难，要记台词，要注意走位等等，但当到达山顶时，总会有所收获。”
卡蒙是《安魂曲》1999年以色列首演后世界巡演350场的唯一男主角。如果你了解他的身世，就不会好奇13年扮演同一个角色，他的新鲜感如何而来，“我静静地站在舞台上，回忆德国人如何闯入我家人的房间，抢走姐姐的钢琴，一想到这里我就会哭。我只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戏中的一切角色可能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姐妹和亲戚们。”他的亲人们全部死于二战的波兰，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卡蒙独自归国。卡蒙补充，“你不用去思考这部戏要说什么，只需要相信，这和你的家人相关，就会产生情感链接。”
过去的15年里，列文是卡蒙唯一合作的导演，“我坚定地相信他所创造的一切。”在此之前，他是舞台上“麦克白”永恒的扮演者，但一见列文误终身。列文第一次邀请卡蒙参演自己的戏剧时，40多岁的卡蒙已经有着完美的中产阶级生活，“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大房子，夫妻恩爱，膝下还有两个孩子”，然而列文邀请他扮演的角色“极穷、未婚，没有子嗣，生活拮据”，即便如此，卡蒙依旧觉得那个角色就像是为自己量身而写。剧场排练时，为自己爱的人唱了一首歌后，“他”失声痛哭，排练被迫中止。卡蒙思考，是什么让自己为这个反差极大的角色激动到哭泣？那一刻他明白，“学校所学的不过是表演，而表演对于自己而言，更像是生活”。卡蒙不再考虑所扮演的角色如何行动和思考，而是把角色当做自己，“也因为我完全相信列文所写的内容，我要做的就是让剧中的情感属于自己，真正和角色融为一体。”
“和他合作了那么多戏剧，我很难再演别人的角色了，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卡蒙解释，其他戏剧作品中，观众所感与演员所演总是存在不可回避的距离，但是在列文作品中，从来没有这种距离，“特别是在《安魂曲》中，你们感受到的就是他想传达的全部。”
导演列文：他最终亦随戏剧而去
没有谁比哈诺奇·列文更适合这个“假如生命只剩下三天”的命题。创作《安魂曲》时，身患骨癌的列文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没有人比他更能直面死亡的残忍，卡梅尔剧团的负责人诺阿姆·塞米尔告诉记者，“他一直承认自己深受病痛的折磨甚至可能死亡，但可以很豁达地去面对。”《安魂曲》首演两个月后，列文便回到了医院，同时开始另一部戏剧《悲泣者》的创作。
早在1968年的话剧处女作《你、我和下一仗》中列文就已经表达了强烈的和平主义理念：“总理和将军们是不会去尽他们义务的，等战争都结束了他们才会来吊唁死者，但我宁肯活着去吊唁他们。”1970年4月，他的《浴缸女皇》因为无情讽刺以梅厄夫人为首的以色列工党政府，首演时便遭到现场观众的起哄抗议，后来的全民批判使这部戏不得不在第十八场后中断演出。
当然，仅仅是如此，列文还不可能赢得“以色列的良心”如此至上的声誉，直到他的创作主题由民族批判上升到人性探讨。 1981年，卡蒙曾出演过列文导演的《约伯受难》，赤身裸体在舞台上走来走去20多分钟。观众震惊，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副部长米丽安·塔阿西·格雷泽尔大怒。如今再问演出这个角色170多场的卡蒙，他称，“毫无保留地袒露灵魂比肉体更重要。”但在当年的以色列，少有人能容忍列文这个他们眼中的天才如此离经叛道。
《安魂曲》即是列文人性探讨的巅峰之作，他坚持用“语调很好听，听上去很有感情”的希伯来语演出。又有几人知道，公元前70年，罗马人毁掉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后，作为口语的希伯来语从此消失，直到19世纪末，犹太青年本·耶胡达凭一己之力恢复了希伯来语，并使其成为如今以色列的国语之一。
没有形容词的希伯来语，都是用比喻来描述。《安魂曲》结尾处，希伯来语的“死亡”都充满忧伤的诗意，“在我死前的一刻，我睡着了。很奇怪一个人会在长眠前小睡一会儿，但事情就是这样，我睡了片刻……天黑下来了，也许我也黑下来……从做梦的那场小睡，我来到这场长眠。”
这最后一个梦，在契诃夫的原著中并没有，卡蒙告诉记者，“这个梦完全来自于列文自己一个强烈的愿望：人民不应该在失去希望的情况下离开剧场。他希望人们产生新的希望，他说，在他的一生之中，也还可能有另外一个故事。所以他最后让所有人都上台来，而且看上去那么顺其自然，让观众发自内心地欢笑，这也是我们非常有信心将这台戏搬上北京以及世界各地舞台的原因所在。”
（编辑：刘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