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生泉
话剧百年的纪念活动也将随着新一轮话剧百年征程的启动拉开新的序幕。“期待下一个话剧百年”——这是我们话剧工作者对第一个百年纪念活动的总结，更是我们对又一个新百年的追求和超越。
期待之一，话剧既要“战斗”、也要“建设”。我在今年四月的东方网评论中撰文写道，“话剧百年还要战斗”。提出了话剧来到中国的价值就是号召和引领民众起来战斗——造反动派的反、早旧制度的反、造旧文化的反，结果她和政治斗争一起推翻了一个旧社会、打造了一个新社会。后来看见有学者（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在《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7年第三期）上强调：话剧要强调“启蒙”——他对我国话剧100年的梳理后发现，因为过于强调“战斗”，我们的话剧变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变为了“为政治服务”的图解。对于他的观点，只能同意一部分；特别是他对“话剧战斗性”理解的一些观点，我不同意。因为，话剧的“战斗性”同“启蒙性”并不对立。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彻底，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进程的楷模”，就在于它的启蒙运动有长达近百年的历史，而这个启蒙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或者逻辑上讲，都是包括“战斗性”的。正是这个战斗，与顽固的封建政教统一的制度斗、与强大的皇族皇宫斗、与劣根的国民性斗，没有斗的强烈性，启蒙的力度和深度就无法想像。董教授之所以对我国话剧的战斗性“反感”，可能就是和我们在斗的过程中出现的“极左”思潮和路线的失误有关。于是，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到底是战斗本身的错、还是对战斗理解和执行上的错？就像一个毛病非得动手术医治而医生给病人动手术后却又失败，你就说“手术本身是错误的”？话剧100年前来到中国，其使命就是给落后的中国带来文化上医治的方法，现在看来，这个医治方法有得当的一面，也有值得反思的一面，但反思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战斗”本身——就像手术失败不是把病人撩在一边或者用其他不管用的方法应付一样。当然，考虑到董教授们（我估计有这种观点的不止一人）的意见，在下一个话剧百年中，我们除了战斗之外，也要建设——建设是把战斗造成的攻击性、破坏性、瞬间性和建设本身具有的发展性、标志性、持续性结合起来，把我们的国度、国民、国情改进得更加完备、完善、完美。所以，结论是：不管战斗还是启蒙抑或建设，让话剧的生命力既破又立是我们期待下一个话剧百年的题中应有之意。
期待之二，话剧人要坚信“只要你活得比我好”，而不是“只要我活得比你好”。话剧人的含义很广：有作者、导演还有演员等其他演职人员，当然，在我们的体制下，还有对包括话剧艺术在内的其他艺术发展具有话语权的领导们。话剧存在的意义在新世纪究竟如何体现，有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人的努力程度、智慧发挥程度和人格魅力凸现程度。从欧阳予倩、洪深、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熊佛西、焦菊隐、朱端钧、赵丹、乔奇等一大批艺术家的奋起、搏杀直至生命的终结，他们可以欣慰地告诉观众、告诉话剧界、告诉历史，我们努力了，我们值！他们一开始或许为了谋生，但最终几乎都在话剧的名义上得到升华。结果是，他们活得很艰难（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进步活动），有时甚至还难以想像的艰难（像“文革”），但是，因为他们作品的伟大、作品影响力的深远和作家艺术家人格的伟岸，老百姓活得有悟性了，民众生活过得上品位了，民族文化开始复苏、强盛了，中华民族奔向现代化的道路变得宽广、全面和完整了。然而他们也有遗憾，也有不足，他们留给我们的既是一个辉煌而彪炳史册的财富，又是一个沉重而艰苦的事业。话剧人现在智商能够企及吗？话剧人现在的情商能够波及吗？话剧人现在的人格能够涉及吗？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好：“只要你活得比我好”——但实际上，有多少在台上的歌手是这样唱、又这样想、更这样做得呢？相反，倒是让我们心寒的是，有多少歌迷、粉丝为了崇拜心中的偶像、为了让偶像“活得比我好”挺身而出，义无返顾地选择“牺牲”。与此类比，我们的话剧工作者，有没有爱心对事业、对观众、对民族，是我们的期待所在之一，也是话剧振兴的关键所在。
期待之三，民众对话剧的依赖、渴望和痴迷程度也是我们对下一个话剧百年期待的因素。现在中国发展快、经济力量大、百姓手中钱多了，但是，中国人现在的文化水平、水准怎么样？特别是对话剧这样高雅的艺术品种喜欢的程度如何，也是我们衡量话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数。马克思说过：光要理论体现现实是不够的，现实也要体现思想。这就是说，我们的话剧艺术等文艺作品当然要反映生活、干预生活、引领生活；同时，我们的生活也要学习艺术、领会艺术、并用艺术的眼光打扮自己。你到过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你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图书馆、博物馆乃至大剧院、歌剧院、舞剧院都是人声鼎沸，人气十足。即使是俄罗斯这样发展中的国家，他们的老百姓如果一年、半年甚至一个月不去艺术场所享受艺术的话，浑身感到不舒服；反之，我们的一些国民，两三天不打麻将就会浑身不自在……千万不要小看艺术在国民塑造过程中的作用！邓小平生前曾经千叮嘱万关照：资本主义走过弯路，我们不要走；资本主义这个社会阶段我们不经历了，我们要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文明建设来解决国民素质中包括艺术修养提升的问题——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老人家真可谓用心良苦！但对于老人家的战略思考和战略远见，我们有多少干部、群众能够心领神会、又有多少艺术家和艺术管理同志能够一往无前？时间有时真是一个极好的教员，它让我们懂得磨练和修达；它让我们后悔和醒悟；它更让我们焦虑和奋起！新一轮百年，新一轮依赖、渴望和痴迷的质和量都是前一轮所无法比拟的。
目标更加明确、民众更加迫切、社会更加簇拥——一个没有话剧大师和佳作的时代是可悲的，一个不具备拥有大师和佳作的社会土壤则是更可悲的！大师与佳作与社会民众的这种互动效应值得我们重视。从培养观众审美意识、特别是话剧艺术作品的审美意识做起，是我们对下一个话剧百年期待的落脚点和归宿！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