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爱弥儿》里曾经偏激地说：“宁可让儿童一个字也不识，也不要使他为了学到这一些学问而把其他有用的东西都牺牲了。”他不主张孩童阅读，代表了启蒙运动时代的一种自然儿童观，认为孩子就像一株野生植物，充满了天真、自然、纯洁、原生的力量和无忧无虑的欢乐，而他们与生俱来有着坦率、理解、好奇和自发的能动性，会被教育、理性和羞耻感所淹没。不过有点尴尬的是，尽管其教育观点影响颇大，卢梭却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据说他将自己的孩子遗弃给了孤儿院。持不同观念的是洛克，他认为孩子是个空白的书写板，因而成人施加的影响很重要。
父母是否应当主导孩子的阅读？
这一问题的提出与其背后的一系列问题紧密相关：“儿童”这一概念是天生的吗？“儿童”天然地应当接受学校及家庭教育吗？阅读在儿童教育中又扮演着何种角色？周作人的回答或许最符合现代人的认知：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或者“不完全的小人”，他们即便在生理、心理上与成人不同，仍然是“完全的个人”。因而儿童教育应当在顺应儿童本性的基础上进行。
按照菲力普·阿利埃斯的经典研究，从世界史上来看，“儿童”的现代观念是从文艺复兴之后直到18世纪才确立起来的。儿童从中世纪那种混同于成人的环境中被区别开来，置于理性的考量之中。这是古老公共权力衰落的结果，中世纪的社交圈消失了，学校和家庭起到了替代性的作用。学校成为一种规训手段，以培养教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合适的人员，而家庭则成为教育理性之外的情感性补充。这个过程其实是与儿童的识字阅读相始终的。
“儿童的发现”和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在中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开始的，这当然与新民、启蒙、立人这一系列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引介有关，并且密切联系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社会结构的塑造。我们可以发现有趣的一点：正是同一时间前后，颅相学和优生学在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那里风行一时。
当一个父亲开始考虑如何教育他的孩子的时候，总会有种巨大的恐慌和欣喜，因为他即将面对着充满可能性和风险的重负，但同时这种重负也会转化成主宰性的快乐，因为他这个时候具有了权威。
1919年，还没有做父亲的鲁迅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说“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他应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其实都是抽象的想象，具体到如何教育儿童其实他也说不出所以然。与他的弟弟周作人相比，后者彼时已经开始大力提倡娱乐教育和童话研究，鲁迅虽然也在其中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但无疑他对儿童教育无疑要悲观许多。
十年之后，鲁迅自己的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在给童话集《小彼得》写序的时候就说到童话其实更多是“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人阅读的。而周作人是最早在中国提倡儿童本位观念的先驱，他认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或者“不完全的小人”，即便在生理、心理上与成人不同，仍然是“完全的个人”，因而儿童教育首在“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自然之本相”，而“寄寓训诫，犹为其次”。所以，无所用心的童话、民间故事被认为是恰当的阅读材料。
电子时代会改变儿童的认知方式吗？
现代家庭注重个人诉求，教育理念也强调儿童教育的特殊性，因而父母们给孩子的阅读选择也常常是童话、绘本这些特殊体裁，以区分于成人阅读。但既然我们知道儿童不仅是天然的，更接受着社会的建构。那我们不得不考虑，电子时代的到来对儿童认知方式的改变。
现代家庭不再是一个鲁迅一代人所要反抗的那种压抑性宗法制度——那种制度可能会在某些层面显得极其冷漠无情，而是从“大家族”退缩成为“核心家庭”。一方面它满足了隐私这种现代个人主义诉求；一方面也满足了认同的渴望，因为家庭成员是靠情感、习惯和生活方式联合在一起的，而不仅仅是血缘、权力和经济关系。
家庭教育在身教、言教之外的阅读教育于是也成为一种日益被重视的内容。时下的父母们在这种现代儿童教育理念的环境中浸润，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更多强调儿童的特殊性，儿童的阅读集中在童话、绘本等特殊体裁上，这显然有着19世纪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中强调的那种人的自然性、游戏性、自有天性的影子，儿童特殊读物被强调在美学与形式上对儿童想象力和自主创造性的影响。
童话与绘本是时下父母们最常为孩子选择的读物。
这一选择所依据的理念从何而来？它是否是最适合儿童成长的阅读呢？
我们现在回首再看这些儿童阅读理念，不得不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儿童既是社会建构和历史生成的，但同时也确实有其生理特殊性。那么，如何在社会环境已经变化了的情形下，平衡文明的要求和尊重儿童天性的要求？
我所说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无疑来自于电子网络媒介的兴起，对书写印刷文化的冲击。我们知道，人类文化传播的媒介史，粗略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口头——书写（印刷）——电子。我们这一代父母无疑是在书写印刷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最后一代人，阅读是伴随着书写印刷文化产生的。
口头传统与书写能力的区别在于，后者是文化熏陶的产物，它将语言转化为非自然的抽象符号，从而使得文明积累摆脱了即时性，而获得理论上的永恒；同时也使得集体、互动和带有狂欢色彩的习得行为，比如节日庆典、形形色色的仪式和禁忌之类，转化为个体独立的沉思和反刍。因而，阅读文化中，“童年的概念类似于语言学习，它具有自身的生物基础。但是，除非有社会环境的激发和培养，即社会需要它，否则不可能实现。”
印刷媒介要求年轻人分离开来，学会非自然的、专业的和复杂的技能和态度。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儿童走向成年，需要获得活跃的个性意识，具备抽象逻辑、有序的思考能力，能使自己与符号保持距离的能力，能操控高层次的抽象概念的能力，延迟满足感的容忍度，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
因为阅读是非自然的，所以自我控制特别重要，当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进入阅读时，父母的指导就尤为重要。但现在电子媒介和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了麦克卢汉所谓媒介是人体感官的延伸的论断，它已经完全脱离了人体。它在资本的援助下非人化了，服务于利润汲取。阅读终究会衰落，这不仅是印刷媒介衰落的问题，而是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会改变，人自身的认知方式在改变。
电子时代的儿童阅读是否应当图像化？
电子时代对人类认知方式的最大改变，是它形成了图片与影像结合的景观社会，在这个景观社会中，视觉超越文字和语言，具象再现代替了抽象表述。但其危险之处在于，被图片与影像喂养的一代，其审美反应可能超越认知反应，进而造成非理性和反智主义。因而，要培养儿童建立理性思考和逻辑化沉思的能力，我们的阅读、儿童的阅读应当尤其警惕电子化时代带来的图像化风潮。
尼尔·波兹曼所说的“童年的消逝”就是由于电子革命和图像世界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景观社会对语言和文字造成的攻击，从而使原先的理念世界改造成了一个图画与影像的世界。
语言是经验的抽象表述，而图像则是具象再现。语言本身并不表示概念，而是展现实物外观，也不可能提出某个观点，因为无需遵循任何证据规则或者逻辑演绎过程。其结果是人们只需要感受就可以，而不用去想象或者推理，无需技能因而也就无法开发出新的技能，审美反应越过了认知的反应，不可避免趋向于一种长久而普遍的非理性和反智主义。它固然打破了知识所形成的等级，带来了民主和平等的因素，却是通过向下拉平的途径。世界是平的，在这个意义是对人类既有文化沉淀的一种降维打击。
目前的情况是，电子网络媒介带来了文化的形象化、浮浅化、表面化，造成人们的理性认知能力和想象未来的能力退化，只关注当下，对未来的关心越来越少了。
但是，信息的爆炸并不必然会带来解放，因为信息会被小部分人以及他们所组成的政府机构或科技财团所控制和拥有，所以等级制却并不会随之消失。经验价值稀释了，创新价值被提升，但大多数人的创新能力却丧失了，它只被极小部分人所掌握，就像中世纪掌握文字的极小部分精英，历史可能会面临高科技的“黑暗世纪”。
阅读则能将注意力从图像收缩到思想上来，在我们的时代对于成长期的儿童来说尤为重要。在尊重和承认儿童能力的基础上，我觉得儿童最初的阅读首先要确立的是一套主流的知识和价值观体系。这恰恰要反拨低幼化的图像式阅读——这在整个景观化的社会中已经太多——学会进行理性思考和逻辑化的沉思。至于日后个性化的发展，则视各个孩子不同的特性天赋而定。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