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不到，北岛编选的《给孩子的诗》销量已超20万，如今“给孩子”系列又推出了一组新书：《给孩子的散文》、《给孩子的古诗词》、《给孩子的动物寓言》。“给孩子”系列持续畅销直至再出新作，说明规范化的学校语文教育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不满。打造这个系列的最初动机，来自北岛儿子从朗诵比赛上带回的一首“诗”：“……假如我是粉笔/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让同学在黑板上写字/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这种“诗”无非是对日常品德的生硬图解，而且艺术品质极其低劣。明明“勇于献身+爱护粉笔”八个字能解决的问题，非要蹩脚地伪装成诗歌来表现；且不说里面的价值观早已落伍，单看语言水平和艺术想象也是糙出了一定境界。北岛称自己当时“鼻子都气歪了”，深感这类作品不仅滥竽充数，而且会“反过来伤害孩子们的想象空间”，由此决定给孩子们编一本真正的好诗。
保守维稳的选材心理、简单图解的艺术思维、“标准答案+中心思想”式的理解训练……标准化语文教育的不足之处日渐凸显，不少人担心它会伤害少年儿童的艺术感受能力、独立思考能力。我接受过最典型的中小学语文教育，还到高中里去给孩子们做过诗歌讲座，对北岛的“歪鼻一怒”深表理解。
究其原因，应试教育不是以提升生命品格为目的，而是以优胜劣汰、解决“谁读大学谁种地”这一难题为目的；其最直接的驱动力不是漫漫一生的品格养成，而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我这样说，并不是在简单地攻击我国的教育制度。毕竟在僧多粥少的前提下，“标准答案”式的应试语文教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只是从“给孩子”一类书籍的持续热销中，看到了另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具有无可辩驳的合法性及必要性——正如应试体制作为阶层纵向流通的最后通道，具有自己的合法性、必要性一样。
我将“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分置而论，是因为两种教育在重心倾向上各有不同。语文教育培养理解及表意的正确性、准确性，帮助我们顺利榫合进已有的公共话语体系之中；文学教育强调对生活与人性的丰富性的理解，帮助我们建立起理解世界、言说自我的个性化方式。提高沟通效率、降低歧义风险，这是“语文”的重点；拓展释义空间、维护多元理解，这是“文学”的价值。前者帮助我们顺利地活下去，后者帮助我们活得更丰富。因此，它们实际上分属两种并不完全相同的话语体系，侧重于两种不同的需求：生活的现实需求，以及生命的审美需求。
我并不反对“语文教育”。老舍笔下骆驼祥子买车的成功经历，就彰显了语文思维的功效。祥子看中一辆车，满脸通红拍出九十六元钱来：“我要这辆车！”老板要一百块，把车拉进拉出地展示了半天，配上最好的形容词，甚至往轮条上狠狠抡了几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祥子耐心地听他讲完，只回了一句话：“我要这辆车，九十六！”老板崩溃了，九十六成交，富于艺术表现力的老板败给了简单直接的祥子。老太太买菜砍价绝不可能先吟咏几首诗经楚辞，编辑找我催稿的时候也不会先背上一遍《匆匆》——她只会说，李壮，稿子写完了没？当然，我肯定不能用语文课的方式写一篇“九十六元”风格的文章交过去，不然开了天窗的编辑一定会用体育课的方式打死我。
问题在于，真正的人生，并非只有确凿数字，也不会有标准答案；一生只停留在“语文思维”里的人，多半会变成无趣的呆子。我的一个朋友堪称活例。有次我在微信转发了青年评论家张定浩谈《疯狂动物城》的文章，作者认为影片有意回避了“肉食动物吃什么”这个悖论，由此指出了童话背后必须有意“忘掉一些什么”的“成人世界的欢乐原理”。不料我的这位朋友被“你们评论家的瞎解读”激怒了，一遍遍地重复强调“肉食动物可以吃虫子啊”，完全不管我们关注的核心不是饲料成分，而是文本模式和美学伦理问题。我最后忍无可忍地回击了一句，你这样一根筋，是怎么找到女朋友的？没过几天我后悔了，因为他真的被女朋友给甩了，分手理由之一就是受不了他认死理。
这位祥子风格的朋友最后没有祥子那么好运，因为真实的生活不只是买车砍价，还涉及人与人间的相互理解。出于愧疚，我同意教他撩妹，第一课就是：学会从女生的角度想问题。这一课题转换成文学语言，便是对生活与人性的多样性、复杂性、偶然性保持尊重。这就是阅读理解题与真正文学阅读的区别。文学不是电灯泡。安装灯泡，只能在正确的、必然的位置上亮；而文学的魅力，恰恰是亮在最意外的地方。
文学教育是对狭义语文教育的有力补充，它对抗的是规范化思维的副作用，在对错分明的试卷课本之外保留一块可能性的“飞地”，让人们的内心不致僵硬、在这千变万化的生活面前保有一丝柔软的弹性。进一步讲，文学教育对生命复杂性的呈现，是强壮灵魂骨骼的重要一环。对黑暗经验的一味回避，由校园语文教育的特殊性质决定，却很容易给孩子留下后遗症。虚假的美与善是脆弱的，在虚假的美好教育中长大的人，一步入现实社会，便很容易失去对原有教育的信任——他所不信任的，不仅是虚假的美，甚至会扩展到所有的美与善。伪君子比真小人可恨，因为伪君子附带对真正君子的杀伤作用。当我们面对的与课本告诉我们的差别过大，虚无主义便会成为一代人的普遍性病症。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许多人越来越信任恶与阴暗体验带来的快感，因为它们真实。
新获安徒生奖的曹文轩先生有一个观点我深表认同。他认为快乐不是人最可贵的品质，儿童文学也不应该一味回避苦难。单维度的美不是真正的美，如果一种生命看不到丝毫阴影，那它要么是鬼魂，要么本就是处在完全的黑暗之中。以《给孩子的诗》一书为例，书里收录了里尔克两首诗：《秋日》与《严重的时刻》。前者落脚在孤独，后者收束于死。大概没有几个中学语文老师敢在课堂上赏析孤独和死，但它们真正有力量；那种悲伤和死亡所不能磨灭的生之尊严，也足以在年轻的心灵中种下爱和信任。我想，在语文教育的遣词造句训练和基本价值输出之外，这是文学要额外做的事情。
（实习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