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威廉·萨默塞特·毛姆逝世整满五十周年。他死的当天，遗体就被送回到他住了后半辈子、晚年十分厌倦的毛雷斯克别墅，位于法国南部风光秀丽的里维埃拉，供他的崇拜者和熟人来告别。毛姆的男友阿兰·西耶尔操持着大宅里的善后事务。夜里11点，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用毛姆式的语言播报了毛姆的死讯：“天上有生命，地上有死亡，这个信息之后有这样那样的故事。”
毛姆就是为讲故事而生的。《寻欢作乐》、《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雨》、《刀锋》、《佛罗伦萨月光下》……哪里都有他的读者。他很富有，买下了毛雷斯克别墅，在那里搞著名的同性裸泳派对，他像一个古怪的老乡绅那样搭着条毛巾，严肃地看着泳池内外比自己年轻三十岁的小鲜肉，或者把身体埋在水下，只露出一个嘴纹深邃的脑袋。他总在看人，永动机一般的大脑把每一个见到的人翻译成合适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文字。晚年，他每次大寿，都会有人凑过来恭维说，他早已获得不朽；毛姆总是面无表情地回答：不，一百年后就没人看我的小说了。”
1
说毛姆是第一位真正具有明星范儿的虚构作家，不会有人反对。比他大一两辈的英国大作家，如乔治·吉辛、约瑟夫·康拉德，都是孜孜矻矻苦写苦活的典型，康拉德写到五十岁才基本获得财务自由。乔治·吉辛的《新格拉布街》，甚至专门写那些越写越穷、越穷越写的“寒士”。毛姆的运气比他们都好，他生逢大众文化初兴的时期，有一个新职业——文学代理人，负责把作家推向市场，而不像过去，作家必须直接面对书商的盘剥、凶神恶煞的批评家。毛姆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思的丽莎》，发表于1897年，他时年刚刚23岁，但经纪人已经慧眼看出其市场潜力：维多利亚世纪接近尾声，市面上正缺少这种能满足人心饥渴的读物。
《兰贝思的丽莎》写贫民窟的美少女丽莎，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两人苟且的消息旋即败露。狄更斯之后，维多利亚的小说家们几乎忘了讲故事的要诀：把人物快速推到“麻烦”境地——毛姆正是这么做的。贫民窟、通奸之类的题材，正人君子们掐住鼻翼连呼“龌龊”，却正是大众喜闻乐见的。
评论家自然贬多褒少，尤其是它的 “满篇脏话”。然而，如果没有污言秽语，怎么反映社会底层的真实呢？出版商把毛姆原文中的一些俗词改文雅了，比如，“肚子”就被改成了“腹部”。毛姆很不满，却也没有办法。书出来很快卖光，而出版商的警告音犹在耳：写作是件好事，也是一根不中用的讨米棍。
安东尼·特罗洛普、阿诺德·本内特、H.G.威尔斯，这几位都是毛姆的同龄人，他们没有一个是在没有职业的情况下写作的。唯独毛姆，发表《兰贝思的丽莎》时，就决心一生只干写作这一项工作。他并不是有钱人，他的父亲，一位执业成功的律师，为了盖一座大别墅耗光了手里的全部财产，死后四个儿子每人只分到一千多英镑——当时英国年轻作家里最勤奋、最成功的，一年也就能挣这么点钱。《兰贝思的丽莎》给他带来的收益相当微薄，然而，在已经考出医生执业许可的情况下，他仍然决定沿着《兰贝思的丽莎》打开的羊肠小道前进。
2
如今看来，《兰贝思的丽莎》很平庸，后两部作品《成圣》、《东方之行》也是半斤八两。
《成圣》，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是他钻研意大利中世纪史籍后的成果，脱稿之后被代理人推销给了美国出版商，首印两千册。毛姆自己也没想到，初版六十年后，竟会有热情的出版商来申请重印——那时他写的每个字都已经很值钱了。毛姆本人也不把它放在眼里，他的侄子罗宾从叔叔手里得到过一册签赠本，扉页上写着：“毛姆所著的一本可怜的书”。
然而，毛姆的写作路数正是通过这些不成功的作品来积淀形成的。《成圣》是他在意大利卡布里岛上完成的，那里风景秀丽，还是同性爱者的天堂。《成圣》的语言依然可称“猥俗”，一种早期的“重口味”，毛姆深度描写各种残酷至极的死法，包括车裂。
除了旅行癖，那时毛姆还养出了另一个“癖”：警句。今日我们通称“金句”，昔人还在乎它的“警世”意味，认为文学创作再怎么说，也不能无情地抛弃道德教化的既定功能。警句里固然有常人不及的感受力和语言技巧，但并没能为《成圣》赢得一个畅销书的位置。评论家不给面子，出版商也觉得这本书没有重印的必要。
《东方之行》更加失败。他用三种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写书中的故事，得到的收入少得不值一提。不过，他的新作接连涌出，要求人们正视这股锐气蓬勃的力量，这些书中有一部关于西班牙的小说《贞女之乡》，是他旅居西班牙塞维利亚一年多的产物，又有一部剧本《高尚的人》。两个作品都没有找到销路，当红演员约翰斯顿·福布斯-罗伯逊拿到《高尚的人》后，看了一眼就丢到一边。然而，毛姆执拗地借它们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在《贞女之乡》里他写了这么几句话：“英国人总是故作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一本小说在哪些地方可以给人以教益。”
“每个人都应该时刻培养自己的偏见”——1900年的一天，毛姆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那年他很喜欢写景物，多半是有意地训练文笔：“田野生气勃勃，春天新发的嫩草已经长得很高，金凤花神气活现、夸耀张扬，根本不把无情的黑夜放在眼里，尽情地沐浴在阳光中，就像先前在雨中一样欢快。雏菊上还留着可爱的小水滴。蒲公英毛茸茸的小球被微风吹得渐飘渐远，真是人生的象征，漫无目的，随风飘荡，一无是处，唯一的使命就是把自己的种子播撒在肥沃的大地上，这样来年夏天就能长出与之相同的东西……”
这些话出自一个26岁的年轻人之手，还是让人有些意外的。也许，8岁丧母，10岁丧父，告别在法国的金色童年回英国学习谋生的技能，使他有些厌世。不过，往往是厌世的人，内心虚无的人，不抱遥远的幻想的人，才容易具备诚实、坦率、不自欺之类的品质。
《斯蒂芬·凯瑞的艺术气质》一书他改了又改，给了几家出版商都被退稿，毛姆后来说，要是有哪一家真的敢出这本书，他反而会“悔其少作”，因为当时，“我实在写不深了，我各方面的经验都太缺乏了。”书中的斯蒂芬·凯瑞是个艺术家，事业不顺，在私生活上却一次次卷入暴烈而卑微的关系。虽然小说不成功，一个个将来毛姆会反复盘桓的主题却播种生根：抱负远大、出身微贱的艺术家，天才和四体不勤合体，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无力抵挡本能的诱惑。毛姆似乎一直就很轻视人，他对贫民窟、监狱、下等酒吧、妓院、流浪汉和艺术家感兴趣，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社会最为一团糟的一面。在毛姆之前，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他一样，直言人类除了繁衍后代，几乎没做过什么对的事的；人就是别人眼里的戏，只有戏好——也就是说，给他提供了合格的写作素材——人才有了价值。
毛姆打开市场，还借力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和爱德华七世在位的十年：这十年，反伪君子风气的运动横扫英伦，我们在一百年后很难想象，就连离婚这么稀松平常的事，在当初的英国都是禁忌。毛姆评论当时的大作家亨利·詹姆斯的话，适可了解他为何很乐意成为一位“通俗作家”：“他作品里的人物都是些没有心肝，也没有性器官的人……”
通过“踩”詹姆斯，他让人看到了一个“二流小说家”的语言地力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就像那古老房屋顶楼上的蜘蛛网，复杂、细腻，而且优美，但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有常识的女佣用扫帚一通扫就给清理干净了。”你随便问一个人，是愿意站在毛姆一边听他说警句，还是乐意像啃一堵古墙一样地去读一本詹姆斯的小说？
《克雷笃克夫人》是他步入上升通道期间的一部重要作品，很多年以后，毛姆在它重印时称之为“一幅风俗画”，它写的是一个有文化、有名门背景的夫人爱上了一个青年农民的故事。这种题材，早十年根本是不可想象的，而毛姆乐此不疲地写人如何因情欲、爱和婚姻钻进了枷锁而难以摆脱。此等故事，若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要求来寻找“教益”，绝对是徒劳的，克雷笃克夫人的行为是应该鼓励还是应该反对呢？作者是同情她还是暗讽她呢？现代小说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一个举动的价值不能以其成败而论，一种个体的行为，一个极端自我的想法，并不因它没能给人带来良好的结局而否定其意义。即使爱情是枷锁，人们未见得见了克雷笃克夫人的前车之鉴后就怵惕，就百般躲避。
3
1915年他最出名的小说《人生的枷锁》问世，“枷锁”一词直接放进了书名里。此时已经有相当多的读者知道了毛姆，熟悉了他的风格。1908年他有四部戏同时在伦敦上演，此前在英国有此壮举的唯萧伯纳一人。也是在这一年，34岁的毛姆彻底不用再担心没钱了。
不过，多少成功的剧本都抵不过《人生的枷锁》，这本战争时期出版的书，得益于他认识的第一位男友杰拉尔德·哈克斯顿。《人生的枷锁》首版，英美两边印数加在一起是五千册，创下了毛姆作品新高，也是他的第一本自传体小说。“真真假假交织在一起，”毛姆在前言里写道，“情感是我的，但事件倒不一定件件都有那么回事……”他交待得清楚而坦诚，说明他真把虚构和真实的关系当一回事。
菲利普·凯利所受的枷锁，毛姆都有：生理缺陷，早年丧亲，爱情，诸如此类。在这本书里，毛姆的厌女倾向也展露无遗。菲利普被米尔德丽德折磨得苦不堪言，反过来，米尔德丽德在离开菲利普后又出于利益动机去找他，索取不得，跟他大吵大闹。尽管女主角如此不堪，《人生的枷锁》却没有得到什么女人的强烈反对，因为毛姆毫无保留地袒露了菲利普的脆弱和可悲。比毛姆更擅长写厚书的西奥多·德莱赛盛赞《人生的枷锁》是他读过的最优秀的小说，这本书就此长销不衰了。
明快，洗练，流畅，字句如涌泉，当人物的命运出现罅漏时，读者如同见到一场酝酿已久而又自然而来的地震。他们愿意追随人物的俯仰起伏而心情跌宕；如果毛姆有心把一个人物刻画得卑鄙，读者必不会因为某些理由而对他抱以好感，反之，每个感人的时刻也总能找到读者内心的应和。毛姆的“风俗小说”，虽然也要撷取奇闻怪谭来勾动读者的好奇心，但人所共有的东西，比如难以抑制的情欲，在美貌面前的无力自持，被不幸的婚姻绊住脚踝，诸如此类，总是能够激发共鸣。
但毛姆的弱点也在这里：他太属意这些“枷锁”，无论什么人，一旦被无所不在的网罗所获，他再有过人的天赋，美妙的才华，令人景仰的品格，便都不在话下了。“风俗小说”的特点，就是剥掉人的外衣，翻出他混乱不堪的私域，他肮脏的、甚至无法理喻的内心冲动，或者，借用鲁迅道德化的说法，“榨出皮袍下面的‘小’”。
4
《人生的枷锁》里的菲利普·凯利起于低微，毛姆是按照德国“成长小说”的传统来构建故事的，但是，四年之后问世的《月亮和六便士》，写的却是思特里特兰德这位百年不遇的天才，做出一连串让人目瞪口呆的举动。
思特里特兰德也同菲利普一样反感女性，但理由不同：菲利普是受了米尔德丽德过分的刁难，而思特里特兰德却自负地认为，女人只会用那些家常琐事来干扰男人实现宏远的志愿。写书时，毛姆同自己的妻子、富有的室内设计师西莉在一起（两人离婚后毛姆再未娶过，而选择与男人同寝），他可能把平时积聚的怨气都倾倒了进去。即便如此，毛姆仍然让他的读者接受了他的暗示：思特里特兰德脾气乖戾粗鲁，他离家出走又把情人逼上绝路，如此等等，皆在艺术家与天才的某种特权范围之内。
这一次，批评家质问，思特里特兰德何必是个艺术家？他给别人带来那么多不幸，何必非要以让艺术来充当理由？缺少合理解释嘛。虽然《月亮和六便士》的读者可能远远多过《刀锋》和《人生的枷锁》，它的硬伤却是明摆的。毛姆的思路类似八卦小报的新闻炮制法：预设某人是肮脏的，然后围绕此预设勾画他肮脏的一生。
《月亮和六便士》是毛姆踏访塔希提，了解高更生平后的作品；但思特里特兰德不必是高更，他可以是任何一个有过离群索居经验的天才。毛姆确实爱抓人的肮脏之处，因为在他的心中，人这个概念，从来就跟“伟大”不相干，再换句话讲，人若是真有堪称“伟大”的行为证明，他也拿它们束手无策，正像一个能干的爆破手抓了一把潮湿的火药，写不出任何故事来。写不出故事的素材就不是素材，无法刻画出彩的人物就不是人物。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毛姆去过马来亚两次，加起来一年半左右，当他以马来亚为背景的两个小说集出版后，当地掀起了一股反毛姆情绪，因为毛姆会把自己从某张嘴里听来的恶人恶行添油加醋，渲染成一个好像在马来亚常常发生的故事。
腰缠万贯的毛姆对人的态度是最消极的，他总说，人都是一些卑鄙的生物。在《毛姆的秘密生活》一书中，作者塞琳娜·黑斯廷斯考证出，毛姆曾受到他最爱的侄子罗宾的敲诈。罗宾一次跟叔叔说，有家出版商给他五万美元，要他给他叔叔写一本传记，毛姆闻言，赶忙给侄子汇去了五万美元“封笔费”。拿到钱之后，罗宾立刻感激地许诺：“我不会写任何别人的传记的，永远不会，一言为定。”
他说到做到。1966年，毛姆去世的次年，市面上就出现了一本《萨默塞特：关于毛姆的一切》，署名罗宾·毛姆。1978和1979年，罗宾又连出了两本关于他叔叔的书。而正是在他的书里，我们能读到毛姆挚爱的男伴杰拉尔德的一些心曲。毛姆带杰拉尔德出入各种高级场合，但杰拉尔德却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小跟班，别人会像瞧不起任何一个名人附庸一般瞧不起他。毛姆辩解了几句，杰拉尔德接着反问：你真的瞧得起我吗？你接触任何人，跟任何人讲话，都只是为了写你的故事，你的眼里真的有人吗？
5
毛姆在二战期间完成《刀锋》时，刚好七十岁，这是他最拿得出手的作品，和《人生的枷锁》一样，也是一个“二流作家”最接近一流的作品。退伍飞行员拉里不再纠缠于俗世的鸡零狗碎，他去东方寻找超脱之境，那些把人推往万劫不复的腐化世界的力量，对他都不起作用。它卖得空前好，评论家的反应也最宽容。不过，成功没能掩盖他永失我爱的伤心：也就在1944年，比他小18岁的杰拉尔德·哈克斯顿病逝。
阿兰·西耶尔是顶替杰拉尔德的人，不过在他出现后，毛姆就没有出产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了。1949年出版的《作家笔记》很能满足读者对毛姆的深度好奇：琳琅满目的警句、人物速写和一批未使用的故事素材，每个素材都可以敷衍出一篇不错的故事。毛姆虽然坦然自居二流，却也很讨厌别人叫他“讲故事的人”，那么该叫他什么呢？故事搜集和改编家？旅行型虚构作家？格言警句家？还是把人世的真面目看得太清楚，仅仅因为想写故事才坚持活到91岁的一个英国佬？
作家普里切特有一句评语：毛姆，这个与政治和信仰两不沾边的怀疑主义者，却在乌托邦和个人主义的废墟之间幸存了下来。在毛姆活跃的年代，即20世纪上半期，人们不是参与政治，就是投身宗教，抑或某种“政治宗教”，藉此找到坚实的精神依托，而毛姆却远离这些，仰赖被人遗弃的东西堪堪存活。毛姆自己说，他最喜欢的身份是哲学家，沉思哲学问题，用所有人都能懂的语言来表达……这位哲学家，也是完全个人主义的：不在乎研究成果，只愿意在抵达结论的过程之中，永远停留。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