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晚上一个文化沙龙里，乔纳斯·斯坦普和我们说了一个关于父亲、母亲以及性别的故事。这位瑞典老帅哥成长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庭，父亲是丹麦画家，母亲是瑞士画家，而他自己则是一位行为艺术家以及艺术节策展人。乔纳斯是个男人，身材高大、淡淡的胡子，散发着阳刚气息，他说，“我的性别问题意识在很小的时候就觉醒了。”
曾经（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还是一个孩子的他亲眼目睹了性别桎梏如何对母亲的际遇和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他看到，同样都是画家，父母的才华及艺术造诣不相上下，可是他们在艺术评论界受到的待遇却大相径庭。身为男性的父亲才华得到的认可仿佛是顺理成章的，而母亲受到艺术评论家们的刁难却多得多。多年后，乔纳斯更从自己身上，切身体会到使母亲备受打压并为之痛苦的原因。
一个男性的自我追问
虽然为争取性别平等的女权运动在欧洲历史悠久，瑞典在这方面更是走在前列，如今瑞典70％的艺术评论家都是女性，但在乔纳斯小时候，艺术评论界仍是男性的天下。
“我要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作为一名策展人将近10年，一共向公众介绍推出了来自48个国家的370位艺术家。”乔纳斯说，性别是艺术里与生俱来的元素，很多女性艺术家都会以追求性别平等作为她们的创作主题。策展时，他也会去看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但无可否认，作为一位男性，过去他选择的男性艺术家远远多于女性。“我发现我对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很难产生兴趣。”乔纳斯说。正如时常看到的那样，很多时候看似没有谁故意和女人过不去—作为一名男性，在审美上更容易与其他男性产生共鸣，仅此而已—但恰恰就是这一堵无形的墙，把包括乔纳斯母亲在内的众多女性挡在了主流领域的门槛之外。所以，乔纳斯进一步追问自己：为什么男性艺术家的创作会更得我的喜爱？我对性别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他得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可能因为我太懒了！”当有地位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大多数都是男性的时候，如果男人们都懒得去了解另一个性别的视角，以及培养一种跨性别的审美和思维方式，女性无形中就被剥夺了在艺术领域发声乃至呐喊的机会。在所有主流领域都如是。
“性别＝男性＋女性”，“性别是两性的，包括男性和女性”—马雷军总是用他那和缓却笃定的语调说这句话。“真是莫名其妙！”一个名为“灾害管理与社会性别”的培训上，几个男人百无聊赖地嘀咕。这是联合国与国家救灾中心合作的一个培训项目。一些减灾救灾领域的男性专家被赶鸭子上架，硬拉过来“听课”。
主讲人是马雷军，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联合国社会性别主题工作组项目官员。也是他，要求救灾中心在第一次培训中保证1／3的男性出席率—不管用什么方法把他们弄过来。先声夺人，一开场，他就抛出一个数据：联合国和伦敦经济学院就2008年前的所有自然灾害做了一个调研，发现灾害中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普遍达到1︰4，这意味着，灾害中每死亡1名男性，同时有4名女性死亡。一开始，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体格、力气、肺活量等生理差异导致如此。然而伦敦经济学院进一步调查却显示：不是生理原因，而是4个社会因素导致了女性极高的死亡率。“许多男孩子从小就学会了爬树、游泳；女孩则被教育要矜持。加上自然灾害中75％到80％的死亡都发生在屋里，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文化中，女性呆在家里的时间本来就多，又不像男性，一有风吹草动提个大裤衩就能往屋外跑。”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优先得到父母舍命相救，救灾时获得更多物资的，几乎都是男孩。即便在日常，男性也总是能比女性更多地获取灾害信息。
“有一次，我们在乡镇组织防灾培训，一名受访妇女说5次培训里她只参加了半次。前4次都是丈夫去的，第五次丈夫不在，她去了，培训10点才开始，11点就要回家做饭，半次培训成为了她全部的防灾培训过程。”“这意味着，仅仅是在日常防灾培训里注意提高女性的参与度，就可以大大减少灾害中的死亡率。”当马雷军把一个个数据、调查结论和全新的性别视角有条不紊地摆出来，台下不以为然的表情开始变得专注。“只有第一次培训需要强制男性参与，”他说，“有所了解后，以后他们都会再来。”和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一样，这也不符合女性对中国男性的整体印象。
女权主义者一直都希望更多男性参与到推动性别平等的行动中来，但对此却不敢抱很大希望，“除了一些性学家如方刚等，（在性别问题上）能想得很清楚的男人很少。”沙龙上的一位参与者说。甚至有女性直接问乔纳斯，“男人为什么要为女性争取平等，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NextPage]
男性＝“得利者”？
“男性也是受害者。”乔纳斯是这样回答的，“你是否忍心看到自己的妈妈，妹妹，妻子，女儿，以及其他女性亲友，生活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世界里？”他的好朋友、爱尔兰行为艺术家奈杰尔·罗尔夫则更直截了当，“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人。所有人都是。”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看，当女性从性别文化压迫下觉醒，她们对男权社会的反感和失望，有时会投射到泛化的男性群体上，强化他们作为性别文化中“既得利益者”的角色。然而，如果忘了男人也是人、女人也是男人的骨肉亲人时，就会忽略了，面对女性遭受的不公和苦难，以及这些苦难的成因，男人的心灵同样会受震动。
“80后”IT男幻蓝是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在各个相关主题的贴吧、豆瓣小组里相当活跃。他一直坚信：一个真正清醒的男性绝不会乐于成为性别关系中的“压迫者”。“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固有的性别文化观点，那么当他以一种中立的、人性的眼光去看社会上男女有别、香火观念、处女情结等现象，反而会觉得难以理解。”幻蓝的经历就是这样，从小，父母对其独立思想的保护意识比较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观形成时期没有受传统的性别观念浸染，持有天然中立态度”。
高中时，他无意中知道父亲原来非常渴望男孩，并不因此而庆幸自己的男儿身，反而对这种性别观念感到既惊讶又反感。后来，他的一位女性好友结婚了，婚内生活痛苦不幸。这件事最触动他的是，早在婚前，女孩就知道男友的种种问题和这场婚姻可能的后果，但受守贞文化的禁锢，她认为自己只能嫁给“第一个男人”，其他朋友力劝未果。
遍地皆是的此类生活事件，渐渐坚定了幻蓝身为一名男性而去挑战社会性别文化的决心。这个过程中，他也对男性作为男权社会“得利者”的角色不断进行反思。“在社会，男性被要求不断攀比，穷尽心力攫取金钱和地位；在家族，则被当成繁衍后代的工具；不能重视爱情、表达情感和个人感受。这样真的幸福吗？”“又如处女情结，驱使男人追求处女，部分人为得到处女膜而去压抑和迫害女性，得不到的人则要背负毫无理由的耻辱感和挫败感。然而，男人做了这么多恶，最后得到什么呢？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啊。”他意识到，“得利者”得到的只是一些不必要的作恶权力以及支配者的幻觉，付出的代价则是终身盲目的追逐，日渐远离内心真正的需求。
推动性别平等对男性的意义
“为什么男性就应该成功，就该买房买车？”马雷军问。这大概是中国“屌丝”们集体的痛苦。网络上有很多贬语：“无车男”、“无房男”、“无房无车男”、“三无男”、“农村凤凰男”，无一不是社会给男性所贴的标签。很多男性认为，这是女权主义兴盛之后，女性向男性索取权利形成的结果。这显然是个极大的误解。男性社会压力巨大的真正根源，恰恰是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当女性失去平等的社会参与能力，这些责任就只好全压到男性身上了。“如果女性跟男性挣一样的钱，两个人一起买房、买车不是更好吗？”事实上，在一些性别观念相对开放的大城市，夫妻共同承担家庭经济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对爱情抱有很高的敬意，而爱情的基础必须是平等和自由选择。如果因为贪图男权社会的所谓‘获益’，找一个仅仅是好控制、能干家务、守贞，却没有共同精神追求、共同世界观的伴侣，难道算是一个好的‘收益’吗？”幻蓝说。
由此，马雷军相信，多数男性只是由于从小就内化了强大的社会性别文化，才会看不清性别问题中的“真相”—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绝对不可沟通的男性。“没错，在中国，让男性参与推动性别平等很难，但我从来不会怪他们不懂、不接受，而是不断反思我们的性别项目做得是不是有问题。”站在男性的角度，马雷军体会到，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女权主义者的性别项目和行动普遍存在着一个共性：主题的关注点始终落在女性身上。这样做固然有利于强化问题和对女性觉醒的启蒙，但是就非常不利于打破男性的惯性思维，促进他们参与。
“比如一个项目叫‘如何促进女大学生就业’，男生怎么敢来，他会被笑话。如果把名字改成‘大学生就业与性别’，男女都会来。更典型的是，以‘家庭暴力’为主题的活动，男的肯定不愿意来，他会担心，我去了会不会被攻击，会不会被人说打老婆。如果改成‘建设和谐家庭’呢？”马雷军介绍，1995年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社会性别主流化”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在社会各个领域决策都要考虑到性别，而非仅仅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来救助。因此，作为联合国的项目官员以及一名男性，马雷军主导的项目有其独特风格—尤其注重项目的多元化以及性别的平衡性。“我们和民政部、公安部、环保部等主流的部门合作。每个项目都从完整的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做成与男女都密切相关的课题。”“首先，男性作为社会权力的拥有者，如果不让他们参与进来，性别项目很难深入地进行下去；其次，男性也是性别平等的受益者，要让他们明白这一点，才会有所改变。”
事实上，如今在劳工、教育、减灾救灾等很多领域，正活跃着一些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男性专家。乔纳斯住在艺术家聚集的广州小洲村，作为“广州·现场”国际行为艺术节的艺术总监与创始人，他一直在思考，可能采取什么策略在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里去推进性别平等。“在我个人能做的，就是无论如何让自己推出的男女艺术家的比例达到1︰1。当然这是很艰难的，但我会坚持下去。”而对幻蓝来说，性别平等将会作为自己永远的生活方式。“在任何社交场合，我都会坚持自己的性别立场，哪怕有人问我，你是男人吗？你是同性恋吗？”“如果你是个男人，就为女人的权利去斗争；如果你是个女人，就为所有人的权利去斗争。”奈杰尔说。
（实习编辑：邢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