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刊载于《祖国纪事》一月号上涅克拉索夫的《最后的歌》。这些诗歌热情洋溢和耐人寻味，是涅克拉索夫一贯的风格，但这是一个病人多么痛苦的呻吟啊！我们的诗人病得很重，而且——他亲自对我说过——他对自己的病情十分了解。但我不敢相信……他体质很好，也容易吸收。他痛苦极了（他肠子里有溃疡，很难确诊是什么病），但我不相信他会坚持不到春天，而到了春天便可以去矿泉疗养，出国，换换空气，只要尽快出去，他一定会恢复健康，我对此深信不疑，人有时很奇怪；我们平时很少见面，我们之间也有过误会，但我们生活中发生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这就是我们生平初次见面的情景。真想不到，我不久前去看我涅克拉索夫，而他，已经患病，非常痛苦，但开始的第一句话便说他记得那些日子。那时（这是在三十年前！）发生了一件充满青春活力、朝气勃勃、十分美好的事情，因而当时人永远铭记在心里。我们当时不过二十多岁。我住在彼得堡，辞去工程人员的职务已经有一年，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只抱着朦胧的和不明确的目的，这是在一八四五年五月。初冬时分，我突然开始写作《穷人》，我的第一部小说，在这之前我还什么都没有写过。小说完成后，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理和交给谁。文学界的熟人我完全没有，也许只有季·华·格里戈罗维奇除外，但他当时除了发表在一本文集中的《彼得堡的流浪乐师》这篇小作品外，自己还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似乎他当时打算到农村消夏，有一段时间暂时住在涅克拉索夫家里。他来看我时说，“您把稿子拿来”（他自己尚未读过），“涅克拉索夫打算在明年出版一本集子，我给他看看”。我就送去了，和涅克拉索夫只打了一个照面，我们互相握手致意。我想起我来送自己的稿子就感到不好意思，便赶快离开，几乎没有和涅克拉索夫交谈。我很少想到成功，而对“《祖国纪事》这帮人”，用当时的说法，我很害怕。别林斯基我已经有几年读得入迷了，但我觉得他是个严厉而可怕的人，于是我有时想：“他会嘲笑我的《穷人》的！”但不过是偶尔这样想，因为我怀着激情创作了这部作品，几乎是含着眼泪写的，“难道这一切，我手里握着笔杆创作这部小说所经历的日日夜夜——难道这一切都是捕风捉影，海市蜃楼，虚情假意？”而我，当然，只好偶尔闪现这样的想法，但立刻又疑虑重重。就是交出手稿的那天晚上，我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看一位老同事，我俩整夜都在谈论《死魂灵》，我也记不清楚已经是第几遍读它了。当时这在青年人之间是常有的：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先生们，我们干嘛不读一读果戈理！”——于是大家坐下来便读，大概，会读上一整夜。当时青年中间有相当多的人似乎充满某种理想并似乎有所期待。我回到家里已经四点钟了，这是一个像白天一样明亮的彼得堡的白夜。天气好极了，暖洋洋的，因此，到了家里，我没有去睡，打开窗口，就依窗坐下。突然门铃响了，我非常惊讶，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立刻冲上来拥抱我，兴奋异常，而且他们俩差一点都快哭出来了。他们昨天晚上回家很早，拿了我的稿子就读了起来，看看写得怎样，“读上十页便知分晓”。但读了十页以后，他们决定再读十页，后来就不停地读下去，读了整整一夜，直到清晨，他们轮流朗读，一个人累了，便换另一个。“大学生之死的场面是涅克拉索夫读的”，后来格里戈罗维奇单独告诉我，“我突然发现，当读到父亲跟着棺材后面奔跑的地方，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突然他再不能控制自己，用手掌拍了一下稿子叫了起来：嘿，这家伙真了不起！这是指您。我们就这样读了整整一夜”。他们读完以后（七个印张之多！），便一致决定马上来见我：“他睡觉算得了什么，我们叫醒他，这比睡觉重要！”以后，我了解了涅克拉索夫的性格，常常对那时的表现感到惊奇：他性格内向，几乎多疑，向来谨慎小心，不爱交谈。至少，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因而我们初次见面的这一刻是最深厚的感情的真正流露。那次他们在我这儿逗留了约半小时，半小时内天知道交换了多少意见，话没有说完，相互就已经理解，大家提高了嗓门，一股劲地抢着说话；我们既谈到了诗歌，也讨论了真理，也议论了当时的形势，自然，也谈到果戈理，援引了《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但最主要的话题是别林斯基。“我今天就将您的小说给他送去，您会看到，这可是一个人物，而且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啊！你们认识以后，您会发现，他有一颗怎样的心灵啊！”涅克拉索夫兴奋地说着，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摇晃。“好，现在您睡觉，睡吧，我们现在就走，明天来找我们！”好像在他们走后我真能入睡似的！多么兴奋，多么成功，最主要的是感情很可贵，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人成功了，人们会称赞，欢迎，祝贺，可是他们俩含着眼泪，在凌晨四点钟跑来，叫醒我，因为这比睡眠更重要……啊，多么美好！”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怎么还能睡得着呢！

 

　　当天涅克拉索夫就把稿子送给别林斯基。他十分崇拜别林斯基，看来，他一生中最敬爱的便是他一个人。当时涅克拉索夫尚未写出他在一年以后创作的那种规模的作品。据我所知，涅克拉索夫来到彼得堡时十六岁，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和别林斯基结识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但别林斯基一开始便发现了他的才能，而且可能，强烈地影响了他诗歌的情调。虽然涅克拉索夫当时还年轻，和别林斯基存在着年龄上的差异，但他们之间大概已经有重要的时刻和谈话，以致影响终生并永远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了。涅克拉索夫带着《穷人》去见他，一进门便大声说：“新的果戈理出现了！”“你们的果戈理们像雨后春笋一样多，”别林斯基严厉地向他指出，但稿子收下了。晚上涅克拉索夫再去见他，别林斯基“实在激动”，迎着他说：带他来，尽快带他来！”

 

　　于是（这大概已经是在第三天了）我被带去见他。我记得，乍看起来，他的外表、鼻子、额头使我大为惊讶：“这位令人生畏的批评家”在我想象中不知为什么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他非常庄重和矜持地接待了我。“有什么可说的，理应如此”，我想了一下，但似乎不出一分钟，一切都改观了；这不是个人的庄重，不是一位伟大批评家因为接待一个二十几岁初涉文坛的作家而表现的庄重，这种庄重是出于他对他想尽快向我倾吐的感情的尊重，是他特别急于告诉我那些重要的话的尊重。他慷慨激昂地谈了起来，双目炯炯有神，“您自己是否理解”，他几次向我重复说，按自己的习惯高声喊叫着，“您写出了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啊！”他讲话激动的时候，总是要大喊大叫的。“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只是凭直觉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但是您自己是否理解您向我们指出的可怕的全部真理？您不过二十多一点儿，要理解它是不可能的。要知道，您的这个不幸的公务员，居然如此忠于职守，并将自己弄到了这等地步，甚至因为卑微而不敢认为自己是不幸的，把小小的抱怨都当作几乎是离经叛道，连遭受不幸的权利都不敢维护，当一个好人，他的上司送给他一百卢布，他惊讶得无地自容，自惭形秽，因为‘大人’还能可怜像他那样的人，不是大人，而是‘大人阁下’，就像您在作品中写的那样！那颗掉落下来的扣子，吻上司手的那一刻——说真的，这已经不是对一个可怜人的怜悯！这是悲剧！您触及了问题的本质，直接指出了要害之所在。我们，政论家和评论家，只是议论，努力用言词阐明这类现象，而您，一位艺术家，大笔一挥，一下子用形象画出了事物的本质，甚至可以用手触摸，使最不爱思考的读者豁然开朗！这就是艺术家为真理作出的贡献。作为一个艺术家，您现在已经看到并知道了真理，它成为您的才能，珍惜您的才能并永远忠于它，您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所有这些话是他当时对我讲的。关于我的这些看法他后来也给其他许多人讲过现在尚健在的人可以作证。我离开他的时候心都碎了。在他家的拐角处停了下来，仰望明朗清澈的天空，看着来往行人，我整个身心都感觉到，我一生中的重大时刻，影响终生的转折来到了，出现了某种我甚至在那时最狂热的幻想中（我曾经是个大幻想家）都未曾料到的崭新的东西。“难道我真是这样伟大”，我难为情地暗自思付，心里又充满了怯生生的狂喜。“啊，请别嘲笑吧，我以后再也没有想过我是伟大的，但当时，难道能忍住不这样想吗！啊，我绝不辜负这些赞言，而且这是一些多么优秀、多么出色的人物！优秀的人物原来在这里！我一定赢得他们的信任，努力成为像他们那样美好的人，永远忠贞不渝，啊，我是多么轻浮，如果别林斯基知道我的头脑里有这样多恶劣的和见不得人的东西才好！还总说，这些文学家骄傲、虚荣。不过俄国有的也就是这些人，只有他们，也只有他们手里才有真理，而真理、善良，真实总是战胜并压倒邪恶，我们一定要胜利，啊，加入他们的行列，和他们在一起！”

 

　　这是我当时的全部想法，我们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且我以后也从来没有忘记它。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在服苦役时，一想起它，便精神振奋。现在每次回忆起来都不能不感到激动。你瞧，三十年以后，我又想起了当时的全部情景，就在不久前，似乎在涅克拉索夫的病榻旁边重温旧梦。我对他没有回忆细节，只是提到我们那时在一起的时刻，结果我发现，他自己也没有忘记。我也知道，他肯定会记得。当我服完苦役回来后，他只给我看他诗集中的一首诗：“这是我当时写您的诗”，他对我说。可是我们一生的经历却各不相同。现在，在自己的病榻上，他想起来已经不在人世的朋友：

 

　　先知的歌尚未唱完，他们

 

　　便因仇恨和出卖而牺牲，

 

　　正值风华盛年；他们的肖像

 

　　从墙上向我投来了责备的目光。

 

　　这里一个词是沉重的：责备的。我们是否做到“忠贞不渝”，做到了吗？就让每个人凭自己的裁判和良心去解决吧！但请您自己读完这些充满痛苦的诗篇吧，并愿我们热爱的充满激情的诗人再生！一个酷爱痛苦的诗人！……

 

　　（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