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黄灿然就已经把家乡所有的田野、山、路都走遍了。他赤脚沿着小溪走，挨着悬崖爬，悬崖边生着苔藓也不怕。他可以走上半天，一直走到小溪或者山路尽头。他清楚地知道每只鸟的巢在哪里，哪些里面会有蛋。有时，他听到妈妈在叫他，她的声音特别亮，“阿灿”——声音就回荡到山里面，他听到了就赶紧往家里跑。

　　他离开家乡后再没见过什么好风景。有一年在温哥华，朋友望着雪山对他说，“天气好去爬山，带好装备。”他说，“你知道我家在哪里吗？就是那个山，背后还有山，后面还有山，后面还有山……”

　　他出生的福建晏田村，是一个山坳里的小村子，只有16户，百来号人。他是家里的老三，惟一的男孩。爸爸常年在浙江安吉工作，只有春节贴春联时才能见到。家里只剩下妈妈和姐姐种地。

　　他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年都吃不上几次肉，更多时候没饭吃，连番薯都不够。村里一个大户人家的伯母，每天早上递给他一块番薯，番薯是水煮的，煮干后，皮像煎过一样。

　　当时，村里的同龄学童有十几个，只有他一个人去上学，走山路到邻村的小学，几里路大概要走半个小时。春天的雾笼罩着山，五步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他渐渐觉得大自然闷，三年级时课本发下来没多久就读完了，然后开始到处找书看。

　　初中在镇上学校寄宿，一个星期回来一趟。他印象最深的仍然是没饭吃，带几罐番薯干去学校，放在饭里蒸。惟一的菜就是萝卜干，好处是猪油用得多一点。

　　1990年代中期，他在香港接受采访被母亲看到，她才知道他是一个作家。她觉得作家根本不算什么，嘴里念叨的是“你外公是当地认字的人，比较有权威”，黄灿然甚至不好意思告诉母亲，“你儿子不是这样的。 ”

　　“对母亲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小孩健康，不要走上邪路，有一份工作。所以我要成为什么，她没有概念。”

　　诗歌本来就是边缘的

　　在人群里，黄灿然是那种瘦得非常突出的人。他穿一件黑色长风衣，戴一顶线帽，在地铁口等人的时候，会边抽烟边读随身带着的英文诗集。他有一个由旧牛仔裤改成的布包，里面总会塞一本书，等人或是在茶餐厅喝咖啡的时候就拿出来读一读。

　　绿灯亮起，他快步穿过马路，从大厦一个拐角处钻进去，就不见了。他上班的大厦与住处离得不远，街道空得很干净，能望见码头。

　　每天下午4点，他都会准时坐在香港鰂鱼涌某幢大厦里为一份报纸编译国际新闻到深夜。电脑里的字体设置得格外大，他像打字员一样认真翻译每条不过百来字的新闻。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只有他的桌上、椅子边摞满了书，外文诗集、文艺理论、诗歌刊物什么都有，像几面墙一样围向他。头顶刺眼的白炽灯照得人无法不打起精神，键盘敲击的声音，茶杯里添了又添的热水，还有电脑屏幕下方趴着的两只橘红色玩具小鹿，夜晚就这样落下来了。

　　深夜下了班，他回到家还要继续挑灯到天亮，翻译或是自己写点诗。这些年他写了不少诗，也翻译了不少东西，几乎就是这些下半夜攒起来的。他算过，如果每天花两三个小时译1000字，一个月就有3万字，10个月就30万了，一年下来，是两本书的体量。

　　但他仍然每天匀速地只译几百字，二十几年下来，他译介的作者包括了里尔克、卡尔维诺、曼德尔施塔姆、卡瓦菲斯、米沃什、库切、哈罗德·布鲁姆、苏珊·桑塔格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

　　“他翻译一本书，稿费就几千，可能还不够买参考资料的花费，而翻译中付出的精力、时间，则数倍于获得的酬劳。他很会选择翻译的对象，能找到真正优秀的诗人与文字。逢他翻译，我必买。”黄灿然的好友、诗人凌越说。

　　近几年，开始有出版社不断给黄灿然寄重印的样书，没有加钱，稿费的标准还是一千字几十块，到现在没变过。出版社来约稿，他会挑自己喜欢的译，他喜欢的又刚好符合一批读者的口味。

　　他从大学开始翻译，译的第一个诗人是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本诗集是《叶芝诗选》。

　　当时，一个大班三四十人里，只有他一个人写诗，根本没什么机会发表，只在《拉萨晚报》和校园诗刊《红土》上发过一些作品。毕业前，他在《十月》上发了两首诗，还登上了《光明日报》的广告。

　　三十多年后，他仍然保持每部译作起码要看3遍的习惯：第一遍译出草稿，查原文。修改之后再看一遍中文。到第三遍时，逐字逐句英中对照。

　　去年，他出版了诗集《奇迹集》，这本一度以复印形式悄悄在友人间传阅的作品，首印5000册，重印3000册。

　　诗歌本来就是边缘的。80年代那股热潮在我看来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儿。当时在我的同学之间，懂诗、喜欢诗的，跟现在一样少。我当时一年见到的朋友也不比现在多。当时我们读了很多书，但现在的书比那时要丰富多了。所以现在把80年代夸得那么厉害的人，第一，他们不读书了；第二，他们不写作了。不行的人就会怀念过去。这样说的人，你去考察一下，如果他是一个诗人，他还写诗吗，是不是写得更好了？如果他是一个读书人，他还读书吗？

　　这个时代还看书才叫纯粹。那时每个人都没事可干，我的同学里面，一大班三四十号人，就我一个人写诗。在当时的广州，写诗的人还不如现在呢。凡是继续在写作，而且越写越好的，没有人会把当时夸张到什么程度。

　　他们描述的一些情况，完全就是幻想出来的。有个诗人，他编了一本杂志，就5个人读，可能出了15册，可能是复印的，他说我当年怎样怎样，完全胡扯。当时写诗的人互相来往、互相通信、互相寄刊物非常多。现在一样多，更方便。所以对我这样一路在写的，真不感到那个时候更好或者下个时候更好，我也不感到现在更好。

　　与其说天分，不如说天意

　　天分到底是什么？

　　黄灿然想了想：如果你有兴趣了，不断把这个兴趣发挥，就像你赚了100块，然后用100块最终做成一笔大生意，可能是一方最富的人。但有可能你把100块扔掉，几瓶酒就完了，一个小菜馆就完了。问题是这100块给你发挥的时候，你完全没谱。

　　他刚到香港的时候，广东话和英语都不懂，每天到报摊买几份报纸、几本杂志，全部看完，收集书店广告，香港书店就都摸透了，后来走到哪儿，总有直觉，哪里可能有一家书店。他一心扑在书店里，按他的话说，新文学传统下的书和外国文学，能找到的都看了。回老家探亲时，有人告诉他的一位老右派大舅，“咱们灿然还在读书呢。”大舅对他说，你这么喜欢看书就应该继续读书，广州有个华侨子弟大学可以试试。

　　那时，他还在香港一个制衣厂打工，住在观塘的简陋工棚里，每天工作10个小时，干的是同一件事，打枣，就是给牛仔裤安金属扣。读大学必须学英语，他连26个字母都不懂，和妹妹一起报了一个夜校，从ABC开始学，工厂下班后回家铁定自学一个半小时。学了两年，完成了香港小学的英语课本。报考暨南大学时，他的英语水平已经好过了高中生。

　　读大学的时候，他从香港带去寝室的书把书架占得满满的。从夜校算起，有8年时间，他没有一天不读英语，还翻烂了一整本《新英汉词典》，在他参加完报社招考后，这本词典彻底报废。后来，他从主任那里知道，报社好几年都没有收到像他这样的学徒。他顺利成了报社的一名编译员，既有了稳定收入，又能把注意力放在翻译和写诗上，这样一干就是23年。

　　如果你深究下去，你确实感到有种东西，与其说天分，不如说天意吧。如果你做一种东西，真的用心做一定不会浪费。但浪不浪费取决于你能不能继续深化，一大堆知识，你不会创造，都是无用的。你学了一大堆英文，你根本没用。所以，你最终感到有天分，是一种天意吧。我愿意从反面来说，人们太爱自己的身体了，太自恋了，所以不能做好事，不能把事情做好。因为所有的（你说是）天分，就是你的投入。有些人感到自己多投入一点好像要自己的命一样，但另一些人就觉得放进自己是一种享受。

　　我发现人最大的麻烦就是懒，不爱追究下去。你可以观察一下，所有人的问题就是懒，不想多做事，不想干下去，虽然有理想、有好的想法，但问题是天分实际上真的是非常苦的苦差，不断在重复做一件事儿，直到有一天你开悟了。如果你面壁10年干同一件事儿，那肯定是非常枯燥的事儿，但10年后你突然飞起来了，那别人肯定追不上你了。

　　不面壁10年你就悟不到了，面壁了，也许就悟到了，像达摩一样，等到一个人了。但问题是这种东西是很笨的，很苦的。

　　无论有名没名，都要死后见

　　二十几岁时，黄灿然生过一场病，因为劳累过度。他一边在报社做编译，一边还译些外电分析稿、写专版，吃得却很一般，有天在办公室差点昏倒，去医院检查后并没什么问题，但他仍会莫名心跳、出汗。后来就有点抑郁症了，有一次差点想飞出窗外。回过头看，他认为当时想法太主观、极端。

　　他吃中药、爬山，还在公司边上找了一家西餐厅，每天只吃3样东西——牛排、三文鱼、龙虾，每顿都要超过一百块，有次检查身体胆固醇还稍稍偏高。体力恢复后，阴影下待得久了，也怕了，渐渐走回正道。现在，他每天早晨起来会喝两杯温水，再到楼下的茶餐厅喝一杯咖啡。

　　这些年，他从里到外都发生了一些改变。上个礼拜，黄灿然和凌越在深圳，和很多人都是初次见面，年轻人们说，黄老师，没想到你这么开朗，话挺多。

　　“他也有孤寂的状态，在香港他不怎么参加活动，他说有过3个月都没怎么说话。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在工作，要独自面对很多晦暗的东西。”凌越说，“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始终都有一种单纯的热情。”

　　两人刚认识的时候，每次黄灿然去广州都会住在凌越家里，一个三十出头，一个二十多，通宵聊天，聊诗，“你甚至会感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好意思聊别的。”2004年夏天，诗人多多加入，3个人通宵聊天。

　　黄灿然说自己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想明白了——“实际上没有人很敏感。人家做过实验，一个人在隔音的状态下，能听到自己肚子里的声音，非常可怕，会受不了的。安静的话，周围的东西你能感觉到，我们人是怕不安全的，外面有声音，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要有耐性、承受孤独的能力。”

　　诗歌是完全没谱的。真正的诗人可能就被埋着。我现在说的时候你觉得我是一个可以传世的诗人吗？有可能，但可能完全不是啊，另一个名气不大的人就流传下来了，你不知道。所以诗人是这么奇怪，一点谱都没有。

　　上帝不会给你一个谱——必须默默无闻才能成为诗人，那大家都不想发表东西了；或是你必须取得成功。因为历史告诉你，有在世的时候非常出名的，有在世的时候默默无闻的。无论你有名无名，都要死后见。就这么简单。所以没给你谱，不是说你要闭门不出就是好诗人，也不是说你要到处走动你才能写，也没说你必须找个什么工作。如果有谱每个人都懂得跟了。我相信一个人可以为了诗歌牺牲，只要他有把握。但问题是诗歌从来让你没有把握，你输掉一生，可能一点成就也没有。

　　看你敢不敢。如果你敢了，你爱这样，我才不管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我就这样写，完全可以现在一首诗也不发表，没问题，现在死掉，没问题。什么都不是问题。你可能做一个完全无意义的工作，你惟一告诉自己的就是在无意义里面找到意义。意义不是说你能够成功啊，很多读者啊，得过大奖啊，这些东西可能是老天想拍拍你肩膀说还行，安慰你还可以继续走。

　　等它有意味的时候已经是几代人之后的事儿。但具体到一首诗就不一样了，一首诗真能给我一点安慰，就够了。实际上诗人有可能完全是错的。无论对错，都跟他真实的命运无关。

　　不公平，对在世的人一点都不公平。好多东西你必须在诗人死后才知道是什么，现在把自己弄得好像很有成就，那可能是在骗自己啊，或者老天在骗他。

　　愿意生活在现代，刚好就在香港

　　作为诗人，一个生于1963年的诗人，黄灿然觉得很幸运。因为这个天地是自己开始做，没有很多压力，有太多可以发挥的东西了。“我能够在20岁的时候幸运地学会一门外语，又通过这些读了那么多诗，可以在这个年纪，诗写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而且现代汉语已经很成熟了，但诗歌还可以开辟天地，对我来说是最幸运的。”

　　我不愿意生活在明清，不愿意生活在外国，不愿意在任何传统里。我愿意生活在现代，刚好就在香港。如果在明清，所有我能说出来的东西都是陈腔滥调。在外国的话，外国现在很多诗人，相对来说已经被国际的传统笼罩得基本上发不出什么声音了。他们有点像我们的明清，当然也有很多优秀的诗人，但机会不大。你无论走哪条路，都有人挡住，你要做出更好的，非常难。

　　但我们在用另一种语言创作。杜甫对我来说是障碍吗？不是。我在现代汉语里创造一个杜甫，那不得了，创造一个叶芝，那也不得了啊。但我在文言文、古典诗里面，就不可能做出一个杜甫了，我做出杜甫的东西都是毫无价值的，都是平庸的。你在他的系统里面穿着他的衣服，用的东西也是他的，你还有什么可创造的？哪怕我有杜甫的才气，在杜甫的时代，在那种语言里面，我可能就完全埋没了。所以你看后来像苏东坡、杨万里，这些人真的很厉害，他们在杜甫上面还能去到那么高。

　　我们的语言很年轻，很多传统放掉了，然后重新来过，而且我们吸取外面的东西那么好，我相信要出成果了。

　　人物周刊：你有幸生在饥饿年代后，但记忆中是否还有饥饿的感觉，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什么印象让你刻骨铭心？

　　黄灿然：小时候没饭吃，在香港的时候也住贫民窟，倒是让我感到有个地方有饭吃就很满足了，不用要求那么多。

　　人物周刊：“红色”是你们这代人的共同底色，就像崔健所说，是“红旗下的蛋”，历经岁月沧桑，你依然葆有这种底色，还是把它漂白了或是混杂了多种色彩？

　　黄灿然：我对那些不感兴趣。

　　人物周刊：用几句话概括一下你们这代人？有什么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气质？

　　黄灿然：我只能说自己，没办法去概括一代人。

　　人物周刊：同代人中，你最欣赏哪几位？为什么？

　　黄灿然：同代人看不出彼此的好处，行业以外的，我也不知道。

　　人物周刊：年岁渐长，很多东西都会改变，比如精力，你感受到了那种由身体变化带来的精神变化没有？

　　黄灿然：我总觉得自己死不悔改，阅读量越来越多，越来越感到自己无知。当然，你会看到同代人老了，头发白了、掉了，哎呀，很难想象，哪怕在通信的时候还是那样年轻的声音，你看到别人的时候，才发现你自己就是这样了——老了。事实上我三十多岁就知道非常快了，生命有限，必须专心干自己想干的活。四十多岁的时候，你很容易感到这个人就完了，可是我回过头来想，我从22岁开始写诗到50岁才二十来年，写到这个程度，对自己来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如果再给我同样的时间，到六七十岁，结合自己的经验，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可以创造非常厉害的东西，那很可怕。

　　人物周刊：面对当下突变的时代，你最想说什么？

　　黄灿然：我自己变得比它还快，走在它前面或者后面都无所谓，但肯定不在它中间。我今年才稍微用了手机，之前我一直没用手机，但是该有的我都有了，互联网我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很多人没用的时候我用了，电脑我93年就用了，是同代人最早用的，网上买书、购物我都属于最早的，但浪费我时间的，传呼、短信、博客、微博都不用。

　　人物周刊：像史玉柱、马云这些五十左右的富人们已开始把生活当成工作，享受人生，假如你也财务自由了，最想做什么？

　　黄灿然：有钱就麻烦了。如果有1000万，我大概把950万用来买个房子，然后呢？我觉得生命不用那些，那些不重要，财务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能够活下去，有个简单的、可以住的地方就行。

　　人物周刊：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显示，50岁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人会比较睿智，你有同感吗？或者哪一时期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黄灿然：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时光。我并不是五十知天命，三十多岁就知道了，我早就准备好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努力。对我来说，50岁只是个设定好的年龄，到了的时候，完全没感觉，只感到原来那个想象中的50岁已经在我脚下了。

　　人物周刊：五十而知天命，你最深的感悟是什么？还有困惑吗？

　　黄灿然：我说的这些三十多岁都完成了，没有困惑。

　　人物周刊：长命百岁是良好的愿景，你如何规划自己人生的下半场？

　　黄灿然：我早就规划好了。尽量一天干一点活，做翻译。写诗是肯定的，翻译没什么钱赚，但你感到是可以服务别人的一种可见、很实在的东西，这些事情早在15年前已经规划好了，所以下半辈子就平平无奇。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于福建泉州，1978年移居香港，现为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著有诗集《十年诗选》《世界的隐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奇迹集》；评论集《必要的角度》；译文集《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2011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图/大食）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