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言报》记者足下：
读本月十八日贵报，有《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一则，其中有林琴南君致鄙人一函①。虽原函称“不必示复”，而鄙人为表示北京大学真相起见，不能不有所辨正。谨以答林君函抄奉，请为照载。又，贵报称“陈、胡等绝对的菲弃旧道德②，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大约即以林君之函为据，鄙人已于致林君函辨明之，惟所云“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何所据而云然？请示复。
答林琴南君函如下：
琴南先生左右：
于本月十八日《公言报》中，得读惠书，索刘应秋先生事略。忆第一次奉函时，曾抄奉赵君原函，恐未达览，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题词，甚幸。（赵体孟原函附后）。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琢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惟谣琢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以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日“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谨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日覆孔了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今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推《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公不云乎？“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卫灵问陈，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③。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日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者那？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日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阅，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钦？
若谓大学教员曾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阅、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在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照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籍，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④。少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招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捋，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红楼梦》之小说家，能于《续水浒传》、《红楼复梦》等书以外，为科学、哲学之讲演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⑤。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主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主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右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那？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③。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押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伽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押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此复，并候
著祺
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启
（1919年4月1日《公言报》）
【注释】
①林琴南一林纾，字琴南，福建闽侯人，曾任教于京顺大学堂。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他曾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的小说170余种，影响巨大。
②陈、胡——指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独秀、胡适。
③此段文字为林琴南信中原文。
④严幼陵——严复字幼陵，又字又陵，在1896年至1908年间，他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西方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的著作，并加按语，抒发己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③周启孟——周作人，字启孟，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当时，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都在北京大学任教。③《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见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此处从略。
【说明】
作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1868－1940）之值得不断追怀，在于其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时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长北大（1916年12月一1927年7月），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载难求，不可复得。
蔡元培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贡献，主要在大学教育。1919年8月所述《传略（上）》中，蔡校长迅速将治理北大的经验理论化，于张扬其大学理念的同时，表达了宏大理想，即，改造传统中国思想界趋向于“定于一尊”的思维方式：刁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然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遂有林琴南君洁问之函，刁民据理答之。
同样是强调“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与《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略有区别。前者讲的是“兼容”不同学术流派，如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之写实派与理想派、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后者则突出“兼容”不同政治主张，即大学教员以学术造诣为主，并不限制其校外活动。而“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对于持异议者，轻者逐出教席，重者消灭肉体。如今，借助于引进西方的大学体制，蔡先生希望建立自由思想的“安全岛”。
借用伊赛尔·伯林的概念，“兼容并包”乃是一种“消极自由”，其特征在于保证不同学说得以自由表述。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制度性的“兼容井包”，比个人性的“思想自由”或许更难实现。作为大学校长，蔡元培深知，能否“兼容并包”，对于大学来说“生死攸关”。
所谓吸引大师，所谓专深学术，所谓独立思考，没有制度性的“兼容“并包”作为后盾，根本无法实现。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