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从90年代疯狂的文化资本占位和话语权之争中来到新世纪，派别意识已经几乎淡化，诗学主张也在沸沸扬扬的口水里化为沉寂。时代风云湮没了诗歌圈子的喧嚣，诗人似乎也受此影响，纷纷退却一旁让位于这个时代的政治宣传、广告营销和八卦新闻。如果我们考察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不难发现70后诗人与网络诗歌的大行其道还能继续维持着中国诗歌的体温，然而，新世纪以来特殊的时代文化环境，让诗歌写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话语困境。

　　戴锦华在《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将90年代中国的文化格局称之为一处‘镜城’，一处文化的‘公用空间’：国家、跨国资本、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在极端不同而间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彼此剧烈冲突抑或‘无间’合作。此间似乎有着尖锐矛盾的社会群体、利益集团——诸如所谓官方与民间、中心与边缘、权力机构和社会抗衡，在某种新的组合与重构过程，形成了一种奇异的相互借用与和谐共生现象。”这是一种十分形象的比喻，“以‘镜城’来喻示90年代中国文化，旨在描述其意识形态立场与现实基础的斑驳多端、繁复杂陈。这有如一处以无数面光洁明净之镜所建构的城池；镜镜相映，光影闪烁，致使幻影幢幢、歧路丛生”。实际上，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90年代的“镜城”只不过是一个起点罢了，新世纪以来“镜城”似乎达到了一个“制高点”，而诗歌写作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跌跌撞撞谋求生存之道。

　　首先，功利化、物质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卷走了诗歌的读者和市场。“他们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此前那种先知先觉的悲壮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得一钱不值。于是，现代中国的堂吉诃德们，最可悲的结局很可能不只是因其离经叛道而遭受政治权威的处罚，而且因其‘道德’、‘理想’、‘激情’而被市场所遗弃。”（陈平原《近百年精英文化的失落》）市场大潮的魔力消解了人们对精神的迷恋，赤裸的现实让诗歌赖以生存的土地无情地逝去，诗人的身份被彻底边缘化了。此外，当诗人们面对纷繁的“现代化”生活场景时，原有的艺术经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甚至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学经验也失效了。笑嘻嘻的金钱年代，连天才也淹没于滚滚红尘与油腻腻的游戏之中（徐敬亚）。而事情的本质是，商业的考虑，寻求最大值的短期效益以及由此而来的“审美”，越来越广泛地强加于整个文化生产。于是，在时代文化垃圾的流水线上，口水诗歌和包装诗人被制造出来，并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所迷恋和附庸文雅的暴发户们所包养。

　　冗杂的社会镜像让诗歌写作的难度变大，正如王家新所谓的“诗歌是一种吸收、容纳、转化的艺术。而在今天，诗歌的‘胃口’还必须更为强大，它不仅能够消化辛普森所说的‘煤鞋子、铀、月亮和诗’，而且还必须消化‘红旗下的蛋’，后殖民语境以及此起彼伏的房地产公司！”（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诗歌写作的社会功效何在？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诗人赶出城邦，因为城邦不需要真正的艺术，只需要御用文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这个时代。一个抒情凋敝的时代，公众关注的竟然只是一些诗歌事件和文学丑闻，而我们可怜的诗人和批评家们对于大众的揶揄和嘲讽，一方面拱手作揖作谄媚的笑容，一方面又要暗自饮泣，维护可怜的自尊。

　　其次是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对催生了一个娱乐的世界，考验着诗歌的生存方式生。尼尔·波斯曼在《娱乐至死》里写道：“电子技术的庞大阵容催生了一个新世界——躲猫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会儿发生那样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昙花一现，刹那间就会消失。”爆炸性的信息，流水线似的批量生产，催生了一个“美丽新世界”，诗歌被遗弃荒岛，或者因为一些诗歌事件成为大众笑柄。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以讽刺笔法描绘他心中的未来世界，认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上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现在我们不是正在上演这幕滑稽剧吗？娱乐新闻和明星八卦已经完全取代了文学刊物，大众在自娱自乐中成为时代的侏儒。我们习惯性大开的是网站的娱乐报道，而不是一本诗歌杂志。传统的诗歌写作和生产方式受到冲击，那些“一本正经”面孔的诗人和诗歌刊物几乎被大众抛弃。媒介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换句话说，媒介能够使文化里的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形态。今天我们似乎已经完全沦陷于媒介的霸权了，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屈从于技术的王权。新媒体的肆意横行抢占了时代的文化高地，宣泄着强有力的话语霸权，对大众进行着价值观的强奸式灌输。社会学家雅克·艾吕尔认为，形象必须和词语平衡。形象不能够传递真理，只能传递现实；这就是说，大众媒介的社会地位越重要，公民就越来越远离理性讨论的手段。用艾吕尔的话说就是“一旦形象显身，其他任何表达都徒劳无功。”（艾吕尔《词语的羞辱》）粗俗、浅薄、快餐似的的信息湮没了这个时代，新媒体掏空了大众的心思，甚至诗歌也染上了娱乐、媚俗的颜色。

　　然而，新媒体在另一方面也催生了网络诗歌的崛起。2000年开始，诗歌写作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网络热潮，各种诗歌文本在网站、论坛、博客被批量生产出来，在这场广场狂欢中，它全方位改变了时代的写作伦理和美学风貌，造成了中国诗歌的虚假繁荣。由于网络远离体制，极度无序，没有绝对的权威，是一块权力的真空，无疑给诗人们兴风作浪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于是，拉帮结派，攻击谩骂，随心所欲，党同伐异，快意恩仇，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之争与社会炼金术的理论运用得炉火纯青。正如陈仲义先生所说，“网络诗歌场更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候割据’，又有点像分田到户、各自经营又经常集结交流的‘自由市场’。”“江湖”对“庙堂”的取代，使原有约定俗成的写作秩序和规范宣告无效，这种写作方式和心理，助长了诗歌的大面积生长，但腐烂和溃疡同时也在蔓延。

　　再者，从根本上而言，今天的诗人丧失了基本的人格魅力和诗歌精神。新世纪以来，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逐渐丧失了诗人的人格和诗歌的精神。粗鄙的、媚俗的、毫无骨骼与生命力的诗歌大行其道，在新媒体五光十色外衣的包裹下，诗人成为跳梁小丑，在沾沾自喜中逐渐枯萎。金钱是大地的主人（伊拉斯谟）。文化生产传播相对于经济必然性很不容易争得的独立，其原则本身受到了威胁，商业逻辑侵入了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所有阶段。虔诚不再，赤子不再，一份刊物的出世、一个诗会的促成都要与商业文化直接挂钩。诗歌被商业文化资本入侵已经成为赤裸裸的现实，诗人抛弃了诗歌的基本精神，披上了商人与教授的外衣。在这样的席卷中，一些粗鄙、媚俗的口水诗和被包装的媚俗诗歌应运而生。另外，由于人格和素质的问题，诗歌事件层出不穷，一些诗人甚至不以为耻，反把它当成进入大众视野和诗歌圈子的有效途径。人格障碍的和别有用心的家伙仍在继续着行为“艺术”的恶心勾当。自以为是的人格障碍支配着诗人们各种形式的“诗歌写作”，打着“写诗没有标准化”的旗号，誓将排行榜与“XX体”进行到底。今天，文本第一的标准似乎被抛弃了，文本之外的媾和与交易充斥诗歌界。因而，诗人廖亦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全死了，现在的诗人相当于某种程度上的阴谋家”。

　　新世纪已经过去的十年，给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更为广阔的未来和空间。新媒体的冲击让诗歌无力招架，软绵绵的游戏化写作大行其道，这也印证了“诗歌媚俗是文学死亡的最后挣扎”的说法。尽管如此，对于诗歌的发展，我们还是要充满期待，正如王家新所谓：“当别人从道德角度把今天看做一个混乱、落败的时代时，我却宁愿从文学角度把它视为一个蜕变、重构的时代；一个痛苦的，但却富于激发性的时代。我想我已经听到了某种召唤。”笔者认为，消费的时代，诗歌应担当起反消费的诉求，要保留一种不被消费的写作。再者，我们呼唤真诚的写作，恢复诗歌的写作传统，承担起诗歌的基本精神。诗性精神是诗的灵魂，也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所在，我们呼唤诗性精神的重建。“我们不要求诗人一定是完人，一定是超凡脱俗、不染尘世，但不可忽视的是，诗歌应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不应该屈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诗歌应该有它的积极意义，小而言之，是用于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于匡正时弊、重铸民魂。”（谢冕《理想的召唤》）在人类历史上，诗歌始终注意的是信仰的终极性、目的和基础，只有这样的关怀才能够使我们逃离技术化生存的困境。

　　在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和内部环境依旧不佳的状态下，中国新诗只有在冷静中进行反思，才能表现出韧性十足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能力，才能在非诗时代的巨大压力下扭转完全的颓败、消歇之势，建立起社会对诗歌的希望和期待。

　　注：本文原载于《星星·诗歌理论》2013年8期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