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一群数量惊人又真正杰出的诗人。在巴西这里，这一点尤其正确。然而——至少在欧洲——谁能意识到这些诗人？谁阅读他们？有谁全心全意向他们学习呢？

　　诗歌，唉呀，已经越来越遥远了。通常以“文化”的名义发生的事情都忽略了诗歌。这是因为，诗歌并不轻易忍受对于清楚明白、消极读者和简单信息的需求。诗歌是一种不妥协的练习。它完全没有中介而且对媒体怀有敌意。诗歌拒绝投票民主和电视民主——因此常常已然挫败。

　　诗不存在于交流之中。诗歌没有需要传递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表达，是一项仅仅从自身获取权威的声明。

　　让我们来听听兰波说什么：

　　啊！一只翅膀扇动着柳树花粉！

　　芦苇丛的玫瑰，早就被吃光了！

　　谁在说话？哪一个世界在这里被命名？是什么得出了这个突兀的词条又把它放在令人惊呼的那一部分? 这些言词中没有什么是可以交流的；没有事先明确的东西。芦苇丛长着玫瑰，或从语言中升起一只诗意的翅膀驱散柳树花粉，在这些想法周围并不存在着能与它溶为一体的观念。

　　一首诗所宣告的独特性不进入任何可能存在的利润计算。

　　诗的行动不可能是普遍的，它也无法成为公众的欢宴。诗歌把自身表现为语言之物，毫无例外的，作为一个事件被经历。马拉美谈及诗歌时说“人为的，存在着，它全然独立地发生。”诗歌的这一“全然独立”构成了语言内部的一场独裁起义。这就是为什么诗歌既不表达也不进入一般的流通。诗歌是叠合在其自身内部之上的一种纯粹。诗歌毫无焦虑等待着我们。它是一种闭合的显现。我们朴素的凝视展开它如同一把扇子。有一首诗这么说：

　　学习，通过一句巧妙的谎言

　　保护你掌中我脆弱的翅膀。

　　总是一个“巧妙的谎言”把我们和诗歌的相遇绑在一起。一旦我们同它遭遇，把它展开，我们就装作它原本就为我们而生。就这样，由我们紧握在手里的翅膀保护着，我们重新获得了对词语与生俱来的清白的信任感。

　　闭合又矜持，现代诗歌中栖息着一种至关重要的沉默。这纯粹沉默打断了环境中的杂音。诗歌在语言表面注入沉默。而此后，从这里开始，它开始向一种前所未有的肯定移动。这沉默是一种行动。就这一点来说，诗歌谈论的正是维特根斯坦所说沉默的对立面。诗歌说：“这件事无法在属于多数人的语言里被谈论；我发明沉默以便于表达它。我把这言谈从世界中隔离出来。而当它再被谈论时，那总是和它的第一次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诗歌，在它恰如其分的语言里，要求对于沉默的运作。我们能谈论这首诗：

　　没有那旧的檀香木

　　也没有旧的弥撒书，她平衡

　　在那羽毛乐器之上

　　沉默音乐家。

　　沉默音乐：一个矜持又再度叠合的词，诗歌是马拉美所说的“克制的行动”。他已经把诗和语言的另一用途对立起来了，那种用途如今支配了我们：交流和现实的语言，混乱的图像语言；一种属于媒体领域的中介语言；马拉美把它描述为“世界报告文学”的语言。

　　是的，诗歌首先是从世界报道中被扣除的语言片断。诗歌是一个终止点。它使语言停留在自身之内。反对令人生厌的“无所不见”和“无所不言”—— 就是说，炫耀、放送和评论一切——诗歌守护着语言的正当性。或者说是雅克·拉康所说的“恰当的言说”（well-saying）的伦理。

　　就这一点说，诗歌是语言朝向自身的优美；它是对语言资源的美妙轻触。然而，正如马拉美所评论的，无论从哪方面看，对于优美，我们这个时代是陌生人。在这里我引用他的话：“他们的举止少见优美，喷泻而出，在吵闹的寻欢作乐中，那正是人类理解力匮乏的巨大扩张”。

　　因此，我们可以说诗歌就是语言本身在它孤独的呈现中，作为噪音——它篡夺了理解力的地位——的一个例外。

　　那么，我们如何谈论诗歌思考什么？诗歌是它自己的沉默音乐家。它是语言的优美守护者。可是，对于思想它担有何种使命？诗歌的思想存在吗，一个诗歌-思想？

　　我说的是“思想”而不是“知识”。为什么？

　　“知识”这个词必须留给同客体——知识的客体——相关的东西。当真实以客体的形式进入经验时就产生了知识。

　　然而——这一点至关重要——诗歌并不针对、预示或描述一个客体。诗歌和客观性没有关系。想一想下面的诗句：

　　仿佛在船桅低矮的那端

　　和轻型帆船一起俯冲而下

　　总在嬉闹时孤注一掷

　　一只鸟新鲜地宣告

　　纵然船舵从无变化

　　永远单调地悲声号啕

　　一个无用的、深埋的

　　夜晚，绝望和珍宝

　　在它的歌声中反射在

　　孤绝的瓦斯科的微笑中

　　这些诗句描述的，当然不是瓦斯科·达·伽马发现新领土的客观性。而那报信者，那渴望的鸟，扮演的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可以分享其经验的一个客体。

　　诗歌不包括奇闻，也不包括有指示性的客体。由始至终，它宣告它自己的世界。

　　诗歌不仅不包含客体，而且它行动的主要的目的恰恰在于拒绝客体；在于创造它，从而使思想和客体不再有关联。诗歌想要思想，通过革除每个假定客体，宣布那里存在的是什么。这是作为一种思想经验的诗歌经验的本质：进入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肯定，它无须通过对客体的理解展示自己。

　　通常说来，诗歌通过两种背道而驰的行动获得这个结果，我分别称之为“减法”和“传播”。

　　减法围绕对已撤离客体的直接考虑来组织一首诗：诗歌是否定机器，它在客体刚刚消失的那一点上，说出存在或观念。

　　马拉美的逻辑是减法的。在客观现实（落山的太阳）消失的那一点上，诗歌提出马拉美所说的“纯粹概念”。这是对对象进行纯粹的、去客体化的以及去魅（disenchanted）的思考。一种现在从客体的任何给定性中“隔离”出来的思想。这一观念的表征物通常是星星和星座，它们定居在“虚空而优渥的表面之上”，“冷然于遗忘和荒芜”。

　　诗歌行动的目的在于从一场客观的动乱，来自于太阳的确定性（“荣耀、血雾、金子、泡沫的煽动者！”），到什么也不能给与我们的题词，因为它是非人而纯粹的，“一与六的光芒”，同时，它具有数学符号的痕迹， “一个星座计算着其总数还在生成的连续的星体震动”。

　　这就是诗歌的减法行动，迫使客体接受对它的缺席神判。

　　传播，就这部分来说，目的在于在无穷无尽的隐喻流通中使对象溶解。那就是说一旦被谈论，客体就迁往意义内部的其它地方；通过成为不是它本身的别的东西，它使自身去客观化。客体失去它的客观性，并不是由于缺乏，而是由于过度：和其它的客体过分的对等。

　　现在，诗歌在纯粹多样性中失去了客体。

　　兰波在散播中获胜。他看见了“非常清晰的一座清真寺而不是工厂”。生命本身，和客体一样，是它者和多样的；比如说，“这位先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一个天使”。而且这一家子是“一群狗”。

　　最重要的是，诗歌欲望是在不同现象之间的某种迁移。诗歌寻求的，远远不是建立（fonder）客观性，而是逐字逐句地分解（fondre）它。

　　却在散漫的云消融的地方分解了

　　——哎呀，被新奇的东西宠爱！

　　在湿漉漉的紫罗兰中送了命

　　是谁的黎明装满了这些森林？

　　就这样，在对减法的诗意欲望和对散播的诗意渴求中，客体被捉住又被抛弃。

　　正如马拉美将会说：

　　我的饥饿，这里没有果实能将它填满

　　在它们博学的匮乏中寻求等同的滋味。

　　无论如何，被减去的果实安抚了饥饿感，在这里，是没有对象的主体的一种表达。

　　而兰波，在《渴感喜剧》的结尾，将把这一渴感传播到整个自然界：

　　草地上颤动的鸽群

　　猎物，奔跑中看见黑夜，

　　那些水兽，那被困的动物，

　　末日的蝴蝶！……都渴了。

　　在这里，兰波把渴感变成了所有主体以及所有客体的散播。

　　这首诗把一个问题引入语言的领域：没有对象的经验是什么？对于什么也不能保证它的存在权利甚或存在可能性的一个世界，构成它的那个绝对肯定是什么？

　　在对当下彻底地去客体化之后，诗歌的思想才开始。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这么说，诗歌远远不是一种知识形式，而是思想的典范瞬间，这一思想是从维系着知识能力的万物中撤退和减除而获得的。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诗歌总是使哲学惊慌。

　　你们都熟悉由柏拉图开创的反对绘画和诗歌的行动。然而，假若我们紧随《理想国》第十书的论点，我们会发见一种主观的混乱，把诗人排斥在理想国外这一激烈举动中有某种棘手之处。

　　很明显，柏拉图在抑制诗意诱惑的愿望和回归诗歌的持续吸引力之间摇摆不定。

　　和诗歌对峙的危险似乎是巨大的。柏拉图毫不犹豫写道“我们对城市的安排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我想，就诗歌这件事来说”。多么令人惊骇的声明啊！政治的命运和诗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诗歌和一种几乎没有限制的权力是一致的。

　　进一步说，一切符号指向这种吸引。柏拉图承认，只有“通过力”，βια，人才可能把自身从诗歌中分离。他承认诗歌的辩护者们可以“赞同它，而不需要诗的韵律”。因此他把散文称为诗的拯救者。

　　这些摇摆维护了这一声明的正当性，就是说，对于哲学，诗歌是一种“症候”的明确对等物。

　　和所有症候一样，这一症候拒绝妥协。就在这里，我们接触到柏拉图原文的秘密。可以这样认为，作为哲学的奠基人，柏拉图捏造了哲学家和诗人的冲突。然而，这并非是他所说的。相反，他再现了一个更古老、更久远的冲突：‘哲学和诗歌的争吵由来已久’。

　　这一冲突的悠久性指的是什么？常见的回应认为，哲学渴望真理；而诗歌是一种模仿，一种摹本，它疏远真理。然而我认为这个观念没什么说服力。因为真正的诗歌不是模仿。诗歌的思想不是一种拟态。

　　模仿——对拟态幻想的和内在的特性——这一论断，在我看来不是最有成果的途径。在兰波神秘的断言中我们会觉察到怎样的模仿呢：

　　哦，季节，哦，城堡！

　　怎样的灵魂清白无辜？

　　这首诗不受模仿规则的支配。诗歌从对象中分离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说，无模仿的命名最终胜出。马拉美走得如此之远，甚至说在诗歌内部，是自然没有模仿诗歌的能力。正是这样，自问风和水是否携带着他感官记忆的牧神，以放弃这一搜寻而告终，他说风和水的力量次于他独一无二的长笛：

　　凉爽的清晨如欲抗拒，即被暑气窒息，

　　哪有什么潺潺水声？唯有我的芦笛

　　把和弦洒向树丛；那仅有的风

　　迅疾地从双管芦笛往外吹送，

　　在它化作一场旱雨洒遍笛音之前，

　　沿着连皱纹也不动弹的地平线，

　　这股看得见的、人工的灵感之气，

　　这仅有的风，静静地重回天庭而去。

　　（飞白　译）

　　这首诗绝不是模仿之作，而是在现实中无法与诗歌相匹配的种种客体的展开。

　　实际上，柏拉图的主要论点是认为，诗歌毁坏了推理论证。

　　在哲学上和诗歌对立的并非直接哲学自身，而是dianoia，联系和论辩的推论式思考；数学是这一思考的范例。

　　柏拉图指出人们发现“尺度，数字，重力”是对抗诗歌的药物。在这一冲突的背景之下，我们找到了语言的两极：目标在于无客体存在的诗歌和制造理念组合的数学。

　　柏拉图从正门请进了几何学家，以便于诗人从奴仆的入口离开那栋房子。

　　破坏了哲学，使诗歌转变成哲学症候的，不是幻想和模仿。准确地说，是这个事实，即诗歌实际上可能是不具有知识的思想，甚至是这样：一种完全无法估算的思想。

　　Dianoia是一种越界的思想；它是想象中可能之物的的交汇处。

　　诗歌不越界。作为完全肯定的，它使自身停留在“所是”（what is）的门槛上，取消或驱散了拖累它的对象物。

　　然而，这一运动，当它成为一切“所是”的至高原则时，不也同样是柏拉图哲学的运动吗？

　　通过改写知识和知识客体，柏拉图保证了思想对存在的把握。理念是对客体经验的理解说明；是作为总体的客观经验。因为如我们所知，存在着头发、马和泥的理念，正如存在着运动、静止和正义的理念。

　　但是，在客体的一切理念之外，在观念的客观性之外，存在着善或同一；根据柏拉图的表述，它在物质之外，在观念中的“存在”之外。

　　这“同一”和这“善”难道没有从可理解的客观性中被减去吗？而即使它们能被思考，我们就可能了解它们了吗？进一步来说，为了谈论它们，运用太阳的隐喻，运用返回人间的死者的神话，简言之，运用诗歌的资源，难道不是必要的吗？概括地来说，就超越存在的给定性——它发生在同客体经验一致时——而言，dianoia是不充分的。对于诗歌进行重大的去客观性运作——减法和散播——是必要的。一旦面对存在本身，论证的交汇处就塌陷了。

　　接着的事实也许就是正因为诗歌的运作同哲学的运作相对抗，诗歌才使哲学惊慌；哲学家往往是诗人充满妒意的对手。换句话说：诗歌是不偏离自身行动的思想，因此没有必要同时是思想之思想。接着，在思考思想的愿望中哲学确立了自身。但总是不能确认，思想in actu，就是说可感的思想，是不是比思想之思想更真实。

　　柏拉图引起的古老争议一方面反对直接走向存在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对夺取或者说浪费了思考自身的必要时间的思想。这一对抗性清楚表现了那个症候，痛苦的分离，暴力和诱惑。

　　然而诗歌对于哲学并不比哲学对诗歌更温和。对于dianoia，它并不亲切：“你们，数学家，灭亡”，马拉美粗暴地说。对于哲学本身，它也并不亲切：“哲学家们，”兰波说，“你们属于你们的西方”。

　　冲突是哲学和诗歌关系的真实本质。让我们不要祈祷这一冲突的终结。因为这一终结将不可改变地意味着哲学放弃论证或者诗歌再现客体。

　　现在，放弃数学推理模式对于哲学而言是毁灭性的，那将使它变成一首失败的诗。而回归客观性对诗歌来说也是致命的，那会带来说教诗歌，迷失在哲学里的诗。

　　不错，哲学和诗歌的关系必须保持，正如柏拉图所说，一场强有力的争吵。

　　那么就让我们努力吧，隔离地，分裂地，毫不妥协地。让我们为冲突中的火花而奋斗，我们哲学家，往往在准确清晰的数学范式和（表明）独特性与存在的诗歌范式之间被撕裂。那么就让我们努力，但是认清共同的任务，也就是去思考无法被思考之物，说出不可能说出的。或者，接受马拉美的命令，我相信对于哲学和诗歌来说那是共同的：“那里——无论到底哪里——拒绝不可说的，它在说谎。”

　　译者：佚名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