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二十年来，中国作家对故事的迷恋已经由文本的层面上升至价值、意义、标准甚至伦理的高度，写一个好看的故事成为很多作家的创作旨归。但故事于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真的重要到了如此的地步么？

　　当前中国文学真正缺少的是巴尔扎克式的“力量型”“全能型”作家，他的小说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生活做出了细腻的描摹、精准的概括和极富思想高度的超越。而当下的部分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把握，更遑论对更广阔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整体进行提炼、穿透和概括的能力。有些小说读过后会令人心生疑虑和困惑，不知道作家为什么要把一桩无聊的事件写得如此热闹，而读者又为什么要去读这样一个华丽但却虚妄的故事。对故事的过度依赖和过度消费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小说的类型化。类型化写作的操作模式通常是追求故事的好看、易懂，排除掉与主体故事情节无关的、不必要的心理描写和文学性叙述，采用线性的一贯到底的单纯结构模式，消弭掉语言与结构本身对阅读的间离和阻滞，耐心而细致地营构几组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快速进入故事，竭力营造一种轻松活泼、单纯通透的阅读感受。其特征就是小说剧本化、情节戏剧化、故事世俗化、思想平庸化。

　　将所谓的“好看故事”作为小说创作之圭臬，这样的写作伦理之下能诞生“伟大的小说”吗？我不否认在每年数千部的长篇小说中偶有优秀之作产生，但就整体而言却乏善可陈。囿于个人生活经验与狭隘的文学视野，如何能创作出为人类文学提供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方法的作品？

　　基于上述判断，我看好新世纪以来的中篇小说。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时代，中篇小说和它的作家队伍较少受到干扰或影响，一直保持在较高的艺术水准上。与长篇小说相比，中篇小说更重视在一个浓缩的故事空间中艺术地表达对于生活与人性本身的理解；其内蕴的生活含量，以及为了表达这一丰厚含量所要寻找到的独特言说方式，成就了它明显的文体优长。

　　回眸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路径，基本上都是先从短篇起始，然后是中篇，再后是长篇，为什么不是一个相反的过程？这就涉及文学语言、文体特征、生活积淀、创作心理等复杂的因素。新世纪以来，不少写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了，甚至一些没经过一定文学训练的作者也从长篇小说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何以如此，我以为商业化出版的诱惑与类型化写作的误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作者以为只要有一定的生活积累与经验，只要参照某一类型的模式就可以写长篇，而且马上就可以赚到钱。说更多的中国当代作家的长篇创作已经纯粹是为稻粱谋亦并非妄言，当然还有一部分作家把长篇创作视为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这样的认知并无大错，问题出在急于出长篇，急于通过长篇来奠定自己的文学地位。说到底，许多作家对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与自身驾驭长篇的能力还缺乏深刻的认知。

　　新世纪长篇小说似乎掉进了商业化的陷阱，有过度“类型化”之嫌，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一味的写实方法，一味地讲述好看故事。“好看”的语义有点模糊，但隐藏着的无疑还是读者与作家“共谋”的世俗化欲望。莫言获得诺奖当然是因为他对中国农村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描写，但更重要的我以为还是他的非凡的想象力与文学性感觉，他的诸多长篇小说充满了独创的诗性与宏大的史诗气象。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