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8日，曼哈顿一位苦苦挣扎的作家写信给多伦多的一位年轻女士，让她在即将出版的新一期《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寻找他的新作。他说，这个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读预科学校的孩子过圣诞假期”，他的编辑受这个故事的启发，让他围绕这个角色写一个完整的系列，但作为作者，他自己却有些迟疑。“反正我会试着再写几篇，”他写道，“如果我写不好，那我就会放弃。”
在信的末尾，他请她对“霍尔顿系列的第一篇故事”给出评价，他说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冲出麦迪逊的轻度反叛》(Slight Rebellion Off Madison)。落款处他只写了个杰里·S(Jerry S)。
这位作家便是J·D·塞林格(J. D. Salinger)。当时，22岁的他还没有写出《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也几乎不敢确定自己会在文学领域取得成功。2010年，当91岁高龄的塞林格在隐居中离世时，对于他的千百万读者而言，他依然是一个迷。除了发表的少量小说作品以外，关于自己，他让世界知道的很少。
但在他1941年至1943年期间写的一系列书信中，这位难以捉摸的作家生动了起来。自那之后的70年里，很少有人看到过这些信件。
摩根图书馆和博物馆(Morgan Library & Museum)购得了这些信件，并提供给了《纽约时报》。在这些信件中，年轻不安分的塞林格表现得和霍尔顿·考尔菲德(Holden Caulfield)一样顽皮、刻薄、充满激情。霍尔顿·考尔菲德是一个喜欢自我反省的年轻人，后来成了塞林格所创作的人物中，影响最深远的一个。
“他的职业生涯刚开始，但他的声音已经摆在那儿了，”摩根图书馆和博物馆策展人及文学和历史手稿部门负责人德克兰·基利(Declan Kiely)说。“在步入作家生涯的最初几年，这是一个很精彩的开篇。”
同时，在这些信中，塞林格表现出了神秘化自己、误导别人的天资。他的个人生活、写作成就和参加二战的行为本就令人难以捉摸，他的叙述却让它们更加复杂了。
“那是炫耀的好时候，”《塞林格传》(J. D. Salinger: A Life)的作者肯尼思·斯拉温斯基(Kenneth Slawenski)说。“那可能就是他当时所拥有的全部了。”
1941年夏，塞林格开始跟与他年龄相仿的多伦多女子玛乔丽·希尔德(Marjorie Sheard)通信。在那之前，希尔德一直在Esquire和Collier’s这样的刊物上阅读塞林格最早的短篇小说。
希尔德自己也有志成为作家。她向塞林格征求建议，塞林格则给她鼓励。塞林格在一封信日期是1941年9月4日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你有一些本能，会去避免写出受过教育、自以为是的姑娘笔下的废话。”他还向她推荐了一些可以投稿的较小的文学杂志。
“小杂志给稿费可是买不起凯迪拉克(Cadillac)的，”他写道，“但这也没什么关系，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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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塞林格总共给希尔德寄了九封信，这些信往往都很幽默，偶尔还有些轻浮。“你长什么样子？”他1941年10月9日写信问希尔德，还让她寄一张大幅照片给他。一个月后，他为自己放肆的要求向对方道歉：“我写信时有种情绪，是一种不好的情绪。”
然而，当希尔德还是在回信中附上了一张照片后，他在回信中写道：“鬼丫头，你真漂亮。”
现年95岁的希尔德将这些信放在了柜子里的鞋盒里。大约六年前，她搬到了疗养院，将信件交给了一个亲戚，这名亲戚将它们放在了梳妆台的抽屉里。
最近，由于希尔德的护理费有所上涨，她和家人决定将信卖给收集、陈列塞林格信件的摩根图书馆和博物馆，该博物馆拒绝透露购买信件花了多少钱。
希尔德的侄女莉莎·希尔德(Liza Sheard)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些信件有很高的情感价值，特别是因为她的姑妈从未出版过书，她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普通公寓里，做一名家庭主妇。
“就像是幻想，因为这根本不是她的生活，”莉莎·希尔德说。“一个年轻女人给一个大明星写信，还跟他像地位相同的人一样交谈。”
在最早的那些调皮的信件中，塞林格说他正在重读《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他表示，虽然这本书不如《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但却是“一部聪明得多的作品”。对于托尔斯泰(Tolstoy)，他开玩笑地写道，“我认为他将会非常成功。”
除了推荐自己的作品，他还建议希尔德阅读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和《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希尔德回信写道，菲茨杰拉德和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同样让我感到厌烦，他们让我感觉自己受到哄骗，去同情那些完全不值得同情、相当讨厌的人。”
但1942年初，塞林格书信的口吻发生了转变，颇具嘲讽意味，他要求希尔德不要提他尚未发表的霍尔顿·考尔菲德小说。他写道，“只有上帝和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知道那群莫名其妙的编辑正在对我可怜的手稿做些什么。”罗斯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创刊编辑。
事实上，塞林格当时已经知道，考虑到珍珠港刚刚受到的袭击，该杂志决定推迟出版《冲出麦迪逊的轻度反叛》，而且他知道自己很快也会卷入战争。该书直到1946年才得以出版。
后来，在从新泽西州蒙茅斯堡和乔治亚州班布里奇发出的快信中，塞林格曾拿自己的军旅生活开玩笑，落款是一些滑稽的假名，比如菲茨达德利(Fitzdudley)、沃姆斯利-巴西特(Wormsley-Bassett)、芙洛及本杰伊(Flo and Benjy)。
但塞林格当时主动吐露的关于自己的其他细节，即使称不上虚构，也都很含糊。“我本来要在休假时结婚，”他在1942年11月28日的一封信中写道，“但她想在她父亲位于好莱坞的住所办得妥妥当当。因此，我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重拾我的老打字机。”
塞林格的传记作者斯拉温斯基表示，他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在含蓄地表述，他与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之女，乌娜·奥尼尔(Oona O’Neill)的关系，或者是指其他错失的姻缘。
尽管塞林格和乌娜·奥尼尔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有过几次约会，但斯拉温斯基表示，她没有回报塞林格的感情，她与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结婚，伤了塞林格的心。
塞林格在其他地方提到过，他仍在努力为《纽约客》创作短篇小说系列，还提到了这一时期其他尚未发表，很可能已经丢失的作品，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他说，他“直抒胸臆”，写了名为《哈里·赫苏斯》(Harry Jesus)的小说。
“这本书绝对会撕裂这个国家的心脏，”塞林格写道，“并用一个新的，更宝贵的器官替代它。”
对于年轻的塞林格来说，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明显是一个非常离谱的梦想。他在夸下海口之后，又写道，“（这本书我很可能会一败涂地。）”
（编辑：野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