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当代中文诗的杰作？如何找到它们？这个提问令人晕眩。仅就中文诗人而言，从数量上，就听说今天中国有二百万写诗人口，二百万人，每天在“生产”多少作品？选择杰作，首先在数量上就是一个天文学。更困难的是质量，所谓杰作，该放进什么价值系统中去判断？最方便的捷径，当然还是藏在“中文”这个掩体后面，依托着三千年绵延不断的诗歌传统，把自己和世界隔开，关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自我欣赏。但问题是，经历了二十世纪政治的、文化的，甚至语言的重重分裂之后，还有一个纯粹的中文语境吗？没有，却虚幻地谈论它，是浅薄的一厢情愿、或更庸俗的商业化？但不走这个捷径，则意味着必须在全方位上接受“他者”的检验：背后是中文古典诗歌杰作的“他者”，面前是古今世界文学精品的“他者”，谁能做到全方位的不可替代？这问题是提给诗歌的，更是提给人的。一个“主动的他者”，核心之点在“思想”一词上。全球化语境中，我们能否找到——创造一种更深也更新的标准，来判断作品？去建立那个理想中“诗意的全球化”？
我以为，诗歌的国际交流，必须立足于不同本地的深度。根决定着枝叶的生长。当代／中文／诗，三个词包含着三重提问。一、“传统与现代”：如何理解过去三千年里中文古典诗歌的持续转型，又如何在当代增强那转型的能量？二、“中文与外文”：全球化的现实，带来了更大的市场，还是更深的困境？如何从更彻底的“不可能”出发，揭示中文包含的精神启示和质量？三、“人学与文学”：如何拒绝任何借口的简单化，坚持持续地赋予形式，用诗作的创造性呈现思想的深度？这三重提问，其实是每个中文诗人自我追问的三个层次。但，它对我们应该不陌生。两千三百年前，中文诗史上留下名字的第一个诗人屈原，就以他的长诗《天问》，给后代竖起一个高标。一首问“天”的长诗，从宇宙起源，经自然万物、神话历史、政治现实，到诗人自我……近二百个问题，却无一句答案。正确地说，整首诗的能量，正在于以问题“加深”问题。这位中文里的但丁，遗留给我们一个专业提问者的姿态。那问题中的问题是：“你有更深刻提问的能力吗？”这个声音，像一个精神血脉，流淌到今天，依然鲜活。
我曾用“眺望自己出海”这行诗句，概括中国二十世纪至今的历史，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和所有中国诗人的命运。一个意象：诗人站在海岸边的峭崖上，眺望自己乘船出海。这既基于我自己亲历的国际漂流，更在给出一种思维方式：所有外在的追寻，其实都在完成一个内心旅程。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勾勒出了中文诗人精神困境的轮廓。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物质和文化冲击下，清皇朝崩溃，但“新文化运动”追求现代化的狂热，却表现为对自身传统极端虚无的态度。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冷战的“国际”意识形态语汇，混淆了民族主义和专制传统的内涵，缔造和传播着思想的空白。“文革”结束后，贯穿八十年代的现实和文化反思，是当代中文诗的真正起源。那个思想激荡的十年，至今仍然令诗人们充满“乡愁”。回顾起来，那并非因为曾产生过多少精深的观点、丰满的作品，相反，那时大多数广为传颂之作，大多经不起重读，就是说远未成熟。曾经激动我们的，其实是一种特定时代里人生、思想、创作间深刻的生死同步。一个文学史上罕见的、生命即是诗歌的命运时刻。追问“文革”“谁之罪”的能量，促成对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心理乃至自我潜意识的层层反思。那像一种思想“语法”，既是回顾中国，更在打开解读世界的方式。最美丽的交流，仍然是“知音”那个词：我们得在自己内部，“听懂”别人。这里，“思”与“听”融融为一。我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本身就是一首史诗，其深刻的思想意义，还远没有被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充分认识到。那怎么办？是归咎于九十年代以后泛滥世界的“利益主义”，且自己也加入它分一杯羹？还是不放弃我们的“出海”，继续像屈原和但丁那样漂泊，汲取痛苦反思的能量，哪怕这在今天仅仅是个人行为？答案当然是后者。但别误解，这并不沮丧。二十一世纪的思想特征，正是个人的孑然独立。我们不再能依托民族、文化乃至“东西方”等等群体模式。每个人都得全方位筛选世界资源，来建构“自我”这座精神之塔。所谓“国际对话”，像一阵清风，只能吹拂在这一座座个性之塔间。对于折磨国人够久的体、用话题，我给出的定义是：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我这条小船沿着它航行。同样的思维，也引领着穿行于世界文化汪洋大海的每条航船。我们用诗歌的旗语遥相呼应。这本《诗意的环球对话》，就是我们的航迹。
二
我的第一次有意识的跨国诗人对话，机缘于和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二○○三年在约旦阿曼国际诗歌节上的相遇。从到达阿曼开始，我就期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去询问我一系列对中东现实、文学的疑问。对这渴望，阿多尼斯恍如天赐，给了我最充分的满足。他的阿拉伯现代诗创始者身份、他汲取世界灵感而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大量作品、他决然独立的思考态度和思想深度、他为坚持这份独立忍耐的世界性漂流，以及最根本也最美丽的，他对阿拉伯文化诚挚的爱，使我敬佩，更给我启迪。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对话，已经发展成一种系列，一个独特的国际文化现象。两个远隔万里、如此不同的语言文化，仅通过诗中隐含的“人之处境”那条幽径，竟互相理解得如此充分！“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这句话的美感，在中文和阿拉伯文的诗歌之间，敞开得晶亮透明。我们的共识，奠基于诗对政治简单化、商业庸俗化的先天拒绝（而非被拒绝）。我们对反专制、对巴以冲突的明确态度，是做人的起点，而非诗歌的目的。诗歌的“激情”，必须和群体的“情绪”区分开来，因为诗歌“激情”始终质疑自身，而“情绪”则经常流于色彩变换的口号，刺激听觉却失之浅陋。中国和阿拉伯的思想者，都必须双向“独立”：对内，在自己文化的复杂转型中，既理解其难度又把握其能量，拒绝任何形式的肤浅偏激，却始终坚持冷静的自觉。对外，不追随异国情调和居高临下的简单化，保持对全方位现实的批判性，面对世界性思想危机，发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独立思想者的声音。我的感动，也同样来自交流的方式：两个诗人，完全保持着“第一手”状态，无须经由任何“第三者”，就直接达成了完美的交流。好像擦净了一扇总蒙着西方媒体油污的窗户，我们一下子看清了彼此，且发现有兄弟般的相像！归根结底，我们的理解，来自中国和阿拉伯古老文化这首“原诗”。我们的诗作，显现出这“原诗”可见的部分。对话，则在探测使冰山浮动的大海。它们继续诗歌的提问。其能量，远大于提供答案。可以说，对困境的独特应对，使每个人成为一个文化个案。对话就像一场个案们的互相验收。中国近三十年迅疾、多向的演变，阿拉伯世界最近一举重绘政治地图，都令预言者们愧悔无地，诗人们却拈花微笑，因为诗歌的触角，早已探测到了变化的潜流。诗歌写出过“毁灭”，但它的写，又恰在“再生”。诗是一座“向下修建的塔”，人不得不生长，去成为它的塔基。
我的书，都是一个个“思想——艺术项目”。它们不停地打开新的思想深度，激发出无法重复的形式创造，直到蓦然回首中，突然发现“出海”驶出的航程。这本对话集，恰是我独特生活方式的产物。一个中国诗人，住在北伦敦，每个月若干次，跳进地铁直奔希思罗机场，“伦敦”几乎等于“疲个地理”（我开玩笑翻译的“Piccadilly”）那条地铁线，它把我带向机场，一个地球上的形而上，四通八达也一动不动。我的蒙古血统，或许在这儿找到了当代草原。大群陌生人（像羊群？），擦肩而过时，一丝微笑，凝在空气中，缓缓消逝。二十一世纪，人这样“存在”，可以说“丰富”，更得说“单调”。那种浮泛的相遇，和压根儿不见面，有什么区别？各种“文学节”，也无非一个个机场。繁忙而固化的“程序”是：到达，朗诵，收费，走人。文学是种“生意”，而生意是活着的“意义”。好危险啊！我们可能享受了掌声，却不知不觉浪费了一生！我得说，二○○三年和阿多尼斯的对话，给我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我为什么不抓住这不期而“遭遇”的机会，去寻找太空中两颗思想星球的碰撞，击碎固化的外壳，用我内部的中国中文之思，去逼近其他星球的什么“思”？我的“国际对话项目”就此开始。一个新地方，一种独特的吸引力，都在暗示可能性。是的，总是特定的对话者、特定的主题，让一篇对话自然而然地生成。但再仔细看，这里有什么“自然而然”吗？抑或全然仰仗一种自觉？每个提问，必先摆进我脑海里很久，才可能摆上桌面，让对话者听到，录音机录下，最终写成文字。通过这文字，那些我们对话的场景，才跳出时间的逝水，停留在我手掌中。无论阿多尼斯面前那一杯阿拉伯咖啡浓浓的香气，还是积雪的白桦树林中米库舍维奇小木屋里伏特加的热度，又或者和阿莱士首次在迪拜“帆船宾馆”、继而在成都白夜酒吧的倾谈，都隐现在字里行间，成了“思想”的有机部分。“思想”，是这本书中唯一一个地址。
三
这本书不大，对话们既单独成篇，又隐然有某种贯穿。其中，首先是“始作俑者”阿多尼斯。我们约旦对话后，阿多尼斯的诗作被大量译介，译林出版社出版《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时，老诗人专门从巴黎打来电话，请我为诗选作序，于是，《什么是诗歌精神？》嫣然诞生，它归纳了我们上次美丽的即兴演奏，又大大推进了对话的深度。几年来，通过阿多尼斯和我的精神联系，阿拉伯、中国这两个令西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化，像打开了宝盒，挣脱笼统的“东、西方”群体划分，而呈现出传统深处个性创造力的基因，使它们现代转型的地平线清晰可见。我们的第三次笔谈，题为《诗歌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这次发表，我把它改为更切题的《再谈“主动的他者”》。“他者”一词，自萨义德“发明”以来，曾风行世界，但那究竟是什么意思？谁是“他者”？该怎样改变被别人“他者化”的命运（无论那意味着虚假的高抬或更糟的“优待种族歧视”——为无须一视同仁的他者们降低标准）？对此，我们强调的是：做一个主动的他者。任何文化、包括自己的文化都是他者，都必须面临“自我”的重新筛选和组合。就是说，没有固定化的所谓“传统”，有的只是“一个人的传统”，随着自觉不停深化。当西方依然自居主流，我们的文化困境反而成了优势，因为西方想象的全球多重文化参照，对我们正是切实的知识结构。加上反思语言的难度，结论很清楚：我们的提问，只能自己来回答。这是超强能量的绝处逢生。“主动的他者”，倚靠不上其他，除了痛苦深刻的自我反思。
在柏林，二○○六年，我和著名的南非诗人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遇于“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颁奖仪式，那导致了对话《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这个题目，把诗歌在我们人生、思想中的位置，概括得精美到位。这篇对话聚焦在“诗歌的深度”上。我们谈诗歌的诗意，也谈报道文学的“现实的诗意”。相对世界的自私和玩世不恭，甚至把大多数文学变为无聊的装饰，诗歌，凭借其先天对政治简单化和商业化的拒绝（而非被拒绝），坚守着人的真诚和文学的超越。这个“母语”，让不同文化的诗人们彼此理解，更互相亲近！“唯一的母语”，也是我做艺术总监的伦敦私人国际艺术系列的名称。近十年来，中、英之间的诗歌交流，堪称最深刻最丰富多彩。中英诗人互译、中英之间首次诗歌节，即将由著名的“血斧”（Bloodaxe Books）出版社出版的《玉梯》当代中文诗选，一步步推进“深度交流”。我、唐晓渡、英国诗人赫伯特（William N.Herbert）、帕蒂（Pascale Petit）在黄山脚下的四人谈，愉快地回顾了整个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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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蘑菇放进锅里》，是我和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弗拉迪米尔·米库舍维奇的对话。莫斯科国际诗歌节期间，我乘小火车来到他在郊外的家，白雪覆盖的白桦树林中，一座真正的俄罗斯小木屋。诗人的家，狭小温暖，有伏特加，更有普希金。弗拉迪米尔虽然与叶甫图什科同属一代诗人，却始终恪守诗歌形式的原则，因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叶氏作为社会诗人大红大紫，弗拉迪米尔却默默无闻。时过境迁，叶氏早已无人提起，今天莫斯科却有了“米库舍维奇诗派”，而且正是以他对形式的严格要求为宗旨。同出于对中东欧这“另一个欧洲”的兴趣，我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施泰格尔的对话，有个出奇的角度：“方言写作。”其灵感，来自我应邀参加的斯洛文尼亚“薇拉尼查”国际文学节，我发现，超过二十种中欧语言，都具备两种能力：第一深深扎根于自身；第二充分向周围文化敞开。二者缺一，这语种立即灭亡。但，今天的地球村里，这难道不是一切语言的命运？我还发现，斯洛文尼亚只有二百万人口，却有数种方言能用自己的文字书写，反观中国十几亿人口，却只有普通话一种文字。这也太“普通”了点！深刻的问题是，我们已忘了，只要写，文字就把我们从自己的根上切下，而纳入一个官方的、悬空的“存在”。两千多年了，“中国文化”，覆盖了“地方文化”，更遑论“个人文化”。我们喋喋不休“自觉”，却无视如此赫然的一个黑洞！这个对话，是中文的大象向斯洛文尼亚“老鼠”学习，要挤压汉字，重新“发明”方言书写。我的诗《方言写作》、杨小斌的沪语诗，就是这种小规模“极端写作”，无论它们多幼稚，一个钦定的文化方向被扭转了。
对话集的最后两篇，回到亚洲和中国。与日本诗人高桥睦郎的对话，稍带诡谲地让我大开眼界：我们以为的“近”，恰恰很远！靠跳跳蹦蹦认出日语中夹带的汉字，我曾想象日语很像中文，殊不知对话让我知道，中、日语言不仅不像，某种意义上，简直南辕北辙！比喻地说，中文是一只炒锅，无论什么原料，不炒成中国菜绝不可口。但“炒”了，这条单行道也回不去了。你把“电脑”再翻成英语，看哪个“老外”能猜出那在说什么东西？与此不同，日语是一个大沙拉盘，汉字、日本本土语音、照抄照搬的欧美词汇，直接堆放，青菜、土豆、番茄、火腿，那新鲜的拼贴正是口感！中日语言一封闭一开放，各有千秋，可对话的主题“传统与现代”，却同样深深折磨中日诗人。高桥先生精熟中文古典诗歌传统，他倾慕我们的“深”；我则艳羡日语的“开”，殊途同归的，是“更新传统”的创造性。这条归途，让香港诗人叶辉能和我直接讨论《大海停止之处》。终于回到中文了，我们能如此畅快地谈汉字、谈形式、谈无人称句式隐含的死亡主题，谈非时态动词里渗透的时空观念……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我踏出国门后，和叶辉在香港相识，其间人生、诗歌多少变故！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仍是我们对思想的热爱，以及心无旁骛，一行行、一首首“写出”生命之深刻精雅那股劲儿。写，是比一切漂泊更深邃的漂泊。它让诗成为古往今来人生的“词根”，并清楚告诉你：学吧。加缪说得好：“旅行是一门伟大的学问，领你返回你自身。”
四
如果这里只是随机地找几个外国诗人，做几场漫游式的谈话，那我也无非一个文化观光客而已。但，别忘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寻找当代杰作》。这把本书的立意，定在一个核心问题上：什么是裁判当代杰作的标准？这问题的难度在于：第一，我们已没有了古代诗人的幸运：用单一传统的足球规则，立判文学球技的高下。第二，当外国文化和自己的文化都是“他者”，什么是这个“他者”混淆的世界上，做出判断的理论地基？在今天，我不敢自称是个“古典的”中国人，就像阿多尼斯也不能称自己是“传统的”阿拉伯人，不敢不能，而以为还能套用“中国的”或其他“什么的”传统，结论只有一个：丧失了自觉。
要建立自觉，我愿意提出“深度”一词。我相信，即使在复杂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它仍然能作为一个标准，去判断何为当代杰作，同时淘汰劣作。细想起来，中文古诗能作为一种“极端写作”，历久不衰地证明其杰出，并非仅仅因为简单的“古老”，而是它思想、艺术上的“深刻”。一种人学和文学的双重精彩。杜甫的“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千二百年后，仍在“写尽”今天人们的流亡感受。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不“载道”而成为“道”时，唯美与人生同义，一读就点破了当代（世界）诗的粗陋。“深度”，给出了一个方程式，令文学跨时空地“可比”。这个坐标系中，越多文化传统加入参照，越能看清一件作品是否思虑更深，表述更精。于是，曾遭受过文化洗劫、被不情愿地“逼进”文化杂交处境的作家有福了。我们有可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去比较与综合。作品被删去诞生地后，仅凭其提出问题、提炼思想和艺术完成（超越）的能力，在经受考察。能否幸存，决定了它的意义。后现代一度诋毁“深度”，但时间标签经不起磨损，没有多久，“后现代”说辞被忘记了，而古往今来文学的精深，照样感动我们。
我以为，“深度”应当体现在三个层次上：
一、自身文化内的深度：没有抽象的“国际”，“国际”只能建立在不同“本地”之间。文学的根，仍是和自己现实、语言的关系。例如，当代中文诗的“观念性”、“实验性”，归结为一，就是建立和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联系”。一部佳作，必须是极端地探索自我和写作的可能。每个文化都一样，是个人创造力不停激活传统，否则那只是一个冗长的“过去”。
二、跨文化交流的深度：极端的原创，挑战极端的翻译，它们构成了跨文化的真正交流。“思想—艺术项目”，正得穿过自身这条隧道，去接近和理解其他文化。在今天，产生于一个文化背景的思想，也必须对其他文化有效。“全球化”使我们共处一个“大现实”，也只能合建一个“大传统”。谁说中文动词的非时态性，只为中国诗人剥掉了时间幻象？“共时”处境，是人类思想的必要层次。黑暗不分国籍，它的名字是命运。
三、诗意的全球化——“个人美学反抗”的深度：全球化使每个人的无出路如此明确。当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宗教的群体都不足以依托，文学才独自承担起我们的“个人美学反抗”。深刻的孤寂是超强的能量和超越的前提，我们通过读懂它而互相认可，直到所有独立思想者连接到一起。这个同心圆中，我们认出了荷马、屈原、奥维德、杜甫、但丁、曹雪芹、策兰。他们就是我们的深度。
二○一○年，我参加慕尼黑国际文学节。文学节的主题，恰恰就是“当代杰作”，但整个讨论，终结于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发现，欧洲作家睿智如艾柯（Umberto Eco）者，也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是啊，他们为什么要思考它？当他们还把欧洲等同于“天下”（就像中国人曾这样想过两千多年一样），这问题对他们没有意义。但麻烦就在这儿了。故步自封，以商业性成功偷换“杰作”的概念，正在腐蚀欧美（和以那为模特的）文学，这解释了当代文学质量的薄弱。二十世纪盛行的形式游戏，令大量“文学”沦为空话世界的无聊装饰。这是一个反向的警醒。仅仅“新”不够，必须由“深”而“新”（内容的独特要求形式不得不独特），从“为什么写”追问到“怎么写”，才能防止文学堕落为贫瘠的大题材、小形式，给各种“政治正确”的简单化留下机会。用意识形态衡量中文文学，用民族、宗教冲突衡量阿拉伯文学，与用市场成功衡量欧美文学一样，都与杰作无关。当我研读一篇作品，最渴望的，是找到诗意内涵和形式创造间，有种“必要性”。在诗歌上，中文古诗璀璨的“形式主义传统”，对我仍极为重要。一首七律铸成的小宇宙，推动我们从“时间的痛苦”挖掘进“没有时间的痛苦”，这不正是这个冷战后、“九一一”后更血腥的世界的“时态”？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是自己文化的“内”（亲历者）和“外”（反思者），又在对话中，发展出不同文化间更高级的“内”和“内”：深入对话者的世界，也成为它的“内在者”、评判者。“当代杰作”正该是这个大网络筛选的结果。
在一本小小对话集的序言里，谈论“寻找当代杰作”，是不是扯远了、谈大了？希望不是。毕竟，中文诗，刚刚起步三十年，我们和自己传统、世界其他文学间的“深刻联系”才开始建立。对杰作的眺望，更基于一种对劣作的反感。“眺望自己出海”，是我人生和诗歌的原型意象。我希望，它也能构成一切内心之旅者的原型。于是，这场诗意的环球对话，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它能否最终变否定劣作为肯定杰作？但愿如此，慢慢来吧。毕竟，“寻找”一词已表明，我们的旅程，仍延伸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诗意的环球对话》，杨炼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编辑：野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