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中早已有许多犹太声音，波托克则是首位描写真正犹太经验的作家。谦虚地说，他是真正的美国先锋，开拓了英语文学之前从未涉足的疆域。
哈依姆·波托克（Chaim Potok）与几乎所有在英语文学上占据一席之地的美国犹太作家相距四腕尺。不像主流作家描写犹太教信仰只是为了贬低之，波托克呈现的犹太生活方式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如何在文化大熔炉中艰难存活下来。当菲利普·罗斯在《愤怒》（Indignation）中描写的犹太屠夫店肮脏、古怪而过时陈旧，波托克则将犹太食物视为文化纽带。当诺曼·梅勒在非犹太人的军队里服役打仗，波托克《我是泥土》（I am the Clay）中的主人公则是一位在朝鲜村民中找到了共同信仰的犹太牧师。当阿瑟·米勒无法在《推销员之死》中明示威利·洛曼的种族，波托克则致力于描述美国的犹太人街区。
索尔·贝娄在一部犹太作品选集的引言中概括犹太文学的特征是“欢笑与颤栗如此奇异地纠缠不清，以至于很难定义两者的关系”。波托克的写作穷尽了作为犹太人的经历，没有愧疚，亦无须隐喻。大多数人视犹太教为美国生活的偶然事件，而波托克将这种酷烈坚韧的文化带到了纽约的心脏地带，与此同时，他通过让那些鬈发男子和戴头巾的女子在美国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重新定义了文化融合的内涵。
那四腕尺，是犹太人的度量衡，大约相当于两米，代表了波托克与融合主义者的区别度。他独立于美国作家的阶等序列之外，他甚至搬出了繁华热闹的纽约，去费城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他的处女作《特选子民》（The Chosen）占据了1967年的畅销榜，于是被贴上了“中庸小说家”的标签，该书续集《承诺》（The Promise）的再度成功又再度确认了那“平庸”的标签。
然而，哪怕文学评论的诋毁者也无法否认，波托克小说的读者既非犹太人也不是住在布鲁克林上流褐色砂石大房子里的哈西德派，他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私人祈祷室里（shtiebel，一种社区性质的私人祈祷区域，比犹太教堂小得多，也更随意。一般设在私人居所或是工作场所，为祈祷者服务。——编按）。波托克的头两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在信仰集体里得到的安慰以及学术自由无法抗拒的诱惑之间的分裂。尽管主题是两代人之间冲突的当代回响，但故事背景是内化的，离不开希伯来犹太教的关怀。
波托克在第三部小说《我的名字是阿舍·列夫》（My Name is Asher Lev）中找到了更宽广的主题。阿舍·列夫出现在了最开头：“你在报纸和杂志上会读到阿舍·列夫，你在茶余饭后会讨论阿舍·列夫，那位画了《布鲁克林受难图》的臭名昭著的传奇列夫。”这位叙述者不仅因创造伪神而违背了摩西的第二诫，还嘲笑了基督教中的核心偶像，还藐视了第五诫——“尊敬你的父母”——将自己的父母放上了十字架。这位违规者阿舍·列夫是哈西德派，很容易被当成鲁巴维奇领袖曼纳汉姆·门德勒·斯奇尔松（Menachem Mendel Schneerson，犹太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教宗——编按）。他是家中独子，在圣经里画画。大拉比为他找了一个老师，挖掘他的潜力。但当这孩子为了追求表达的自由而把父母画到十字架上，大拉比告诉他，没有一个社群能够容忍此等自由。
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天才的需求。大拉比知道上帝的恩赐并非平均分配，而且并非每个天才都能被安全驾驭。但他的惜才和怜悯没有将阿舍·列夫从潜意识的叛逆中拯救出来，发泄成了后者的终极求助对象。正是这种自我和超我的冲突，以卓越对抗平庸，一人对抗整体，使得《我的名字是阿舍·列夫》成为一部重要的小说，使得哈依姆·波托克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原创性的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多源于个人经历，因此有必要简述他的生平。他出生于1929年2月17日，当时名叫赫尔曼·哈罗德·波托克，希伯来名为哈依姆和兹维。他的父母来自波兰，叫他哈依姆-赫许。他父亲开了个文具店，依附于哈西德派中的克奥提科夫（Chortkov）家族；他母亲是维兹尼茨（Vizhnitz）朝代开创者的后裔。尽管二人对宗教礼仪一丝不苟，但他父亲不蓄须，他母亲不戴头巾，这在传统教派中算是引人注目的现代宣言。据说他父亲能够背诵塔木德经。
波托克十岁左右学会了画画。“小儿麻痹症是城市人真正恐惧的事情，”他的妻子阿德娜回忆，“在家长看来，任何能把孩子引开街道的都是好事。一些人走进校园主动给孩子们上课，每人收五分钱。”波托克的天分没有得到欣赏。“他的弟弟不是很高兴，因为他们同住的房间里充满了松节油的臭味儿。”他的父亲说：“马上就是你的十三岁成年礼了，是时候放弃这些愚蠢的爱好了。”
在塔木德经学院高中，波托克读了伊夫林·沃的《旧地重游》和詹姆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发现了以创作小说来逃避现实的潜力。他在犹太正教的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继续研读英语文学，受到了保守运动中非原教旨主义文本的吸引，但仍旧被犹太神学院任命为拉比。他应征入伍后，作为军队牧师来到朝鲜。“他不想坐在办公桌后面，而想去前线”，他妻子说，“他什么也不吃，因为没有适合犹太教徒的食物。于是指挥官把他叫到面前说：‘小子，如果你不吃东西，就会得什么我们都没见过的怪病然后被装进盒子里送回老家去。’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吃非犹太食物的时期。”
复员回家后，波托克在美国各地的犹太学校教书，1964年成为保守犹太期刊的总编辑，很快成为美国犹太出版协会的编辑。他在一本讲伦理学的早期小册子上写道：“神学根源于一种心理的痛苦——当一个人笃信一种特定的宗教模式，而此模式的根本假设受到了新知识和经验资料的挑战。”这一陈述是很私人化的而非哲学表述，却形成了他的小说冲突的基础。
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时任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总编，也是波托克的唯一出版人。他记得《特选子民》的打印稿在被其他出版社拒绝后辗转到自己手中时纸页已经卷了角。“你马上知道这书稿并不是初次寄出。”戈特利布说，然后他把文稿交给了一位向来直截了当的助理。“她读了一个周末，回来时态度很暧昧。她不知道怎么下断语。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当晚开始读，完全被迷住了，但也碰到了问题。我觉得他在三百页时已经完成了一部小说，却继续开始写另一部。于是我对经纪人说：如果他同意把这分成两本书，我就出版。那后一部分就成了续集《承诺》。”
波托克第三部小说中的细节描写给戈特利布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我看来，他似乎完全理解画家在干什么。”1958年同波托克结婚的阿德娜，有一天带着孩子回家时看到丈夫趴在床上，到处铺着帆布和油画。她说：“他脑海深处一直有那个问题，如果我当时没有放弃画画会怎样？”推动《我的名字是阿舍·列夫》的引擎正是波托克被压制的附属技能。他的挫折感在1990年的续集《阿舍·列夫的天赋》中再度回归，只是弱化了。[NextPage]
他的几部早期小说在出版时间上都有无心插柳之处。《特选子民》于1967年4月的第三个星期问世，当时埃及人关闭蒂朗海峡，驱逐联合国维和部队，威胁以色列，挑起了六日战争。《承诺》于1969年9月问世，与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相映成趣。《我的名字是阿舍·列夫》出版于1972年4月，正值第一位女性被任命为美国革新派拉比。
每一次波托克出小说，都有一处世界变了天：一个犹太国家成为军事强国，一本犹太小说写到手淫，犹太领袖团队第一次接受了女性。波托克的写作根源于一种不可改变的价值体系，并不重视当下事件。尽管他在以色列住了四年，热衷于信仰的讨论，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大屠杀很少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作为一位小说家，他有勇气无视当下的瑕疵，栖居于一种半田园诗的超凡脱俗的过往。
他从来不是伟大的文章家，过度使用副词和情节策略。他笔下的人物说话柔声细语，男孩叙述者不断地重复《施玛篇》，这是父母哄他睡觉时常读的篇目。他的故事由事件推动，次要人物敷衍马虎。“像所有他那一代的作家一样，”戈特利布说，“他受了海明威的影响。”然而，撇开凝炼不说，波托克是个强大的故事家，像古老的水手一样总能捉住读者的想象力，直到悬疑解决才让你松一口气。
阿舍·列夫是那种孩子气的普通人，看似松散的以波托克为原型，但越是深挖丰富的信息，越能看出相似性。有两种说法涉及他的身份，一次说以色列艺术家巴鲁克·纳骧（Baruch Nachshon）“是阿舍·列夫的灵感来源”，另一次更引人注目，写到了侦探“刘亚契”（ Lew Archer）系列的作者罗斯·麦克唐纳德（Ross Macdonald），而波托克本应通过朋友沃伦·泽文（Warren Zevon）介绍认识他。这两处泄密点都被从根源处驳斥了。阿德娜·波托克说她丈夫在阿舍·列夫小说出版一年后才真正见了纳骧；而同为麦克唐纳德出版人的戈特利布则说不知道这二人有何来往。如果这些陈词都是障眼法，那么也正凸显了阿舍·列夫这一人物的性格。
我在这小说初版时就已读过，作为一位正统犹太教背景的读者，我很惊讶于其中少有多愁善感，而叙述者又十分热心于其他文化。我当年还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作家，读《阿舍·列夫》的感觉好像在读解放小说《哭泣的大地》或是《第二性》，从教条主义中逃脱开去。三十年后，我在我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姓名之歌》中描写了一幕学习《塔木德经》的场景，暗暗感谢波托克为探索这种私密的环境提供了虚构的合法性——并非扮演文化导游，而是对一种生气勃勃的智性文明的纪念，这种文明为现代英语文学的节奏和韵律作出了多重贡献，只是尚未得到英语大师们的承认。经典中早已有许多犹太声音，波托克则是首位描写真正犹太经验的作家。他共写过八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一部犹太史，一部俄国犹太家庭实录，以及一部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的传记。
哈依姆·波托克于2002年7月23日在费城死于脑癌，享年七十三岁。谦虚地说，他是一位真正的美国先锋，开拓了英语文学之前从未涉足的疆域。
“阿舍·列夫，”大拉比柔声说，“你跨过了界限。我已没法帮你。你现在孤身一人了，我只能祝福你。”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