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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故事凄美动人

2011-09-18 14:18:49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张陵

   

  孙向学的长篇小说《仙儿堂》讲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方一个乡村发生的故事,描写了一个乡村家族在历史的变迁中的兴衰,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乡村人物形象,读来非常惆怅凄美。这是一部思想厚重、文化含量高的优秀作品,是当代乡土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一个时期以来,当代作家有更多的冲动回望历史,试图在讲述中捕捉更多从历史命运深处传递出来的信息,给当代人以更深刻的提示。这种思想和情感的冲动很自然推动了这类题材的创作,比较集中出现了思考现当代的历史小说。《仙儿堂》就是这些小说中的一部。小说尽管讲述的是一个乡村故事,但作家没有刻意让故事远离当时的现实,使之变成“新乡土小说”,以寄托文人对乡土的个人想象和个人理想。小说更多的是自觉把乡土故事放到中国现当代伟大而悲壮的历史进程中去表现,让个人的命运发展中渗入更丰富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和意味。所以,在这个凄美的乡村故事里,家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产生出小说的思想和艺术力量。故事是从文家丢弃一个阴阳儿启动的,不过,这种家族道德宿命并不是家族改变命运的根本性原因。促使文家家族构架发生调整,产生矛盾冲突的根本性原因是大革命,是国内革命战争,是抗日战争,是人民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创造自己历史的伟大进程和力量。任何再兴旺的家族在这种强大的历史力量面前,都会显得渺小脆弱。小说中的主人公文庆福是无法认识这一点的,尽管他很有智慧,善于审时度势,但在残酷的现实中,只能以疯掉来为家族的解体画上一个句号。有评论家从这个家族的命运中认定这部小说具有乡村史诗的特质,是有道理的。所谓史诗,就必须让人看到或感受到历史的力量。缺失这种力量,就谈不上史诗。小说在表现家族命运时,有意突出了这种力量。因此,那些宿命感很强的故事,如文庆福与赵麻子矛盾,文庆福与儿媳翠花的关系,仙儿与革命者梁长洪的关系、文嘉武与姚自民的关系、赵麻子与仙儿的关系等,都会受制于一种更深沉的历史力量,从而摆脱了个人宿命。这样一个思想框架使小说除了真实地描写了当时乡村现实外,在主题上保证了小说历史观的正确性。当代作家保持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但对如何坚持正确历史观并不注重。事实上,许多作品已经放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作品中那种唯物史观,更倾向选择唯心史观和人性道德观来认识和表现历史以及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观的差异决定了作品思想艺术价值的差异。让我们很高兴的是,《仙儿堂》能够自觉继续新中国文学形成的思想传统,自觉吸收新中国积累下来的文学经验,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来把握和形成主题,展开对历史真实的描写。在当代文学创作历史观很混乱很茫然的今天,能具有这样清醒的历史观非常值得我们高度评价。

  小说的凄美来自作品塑造了一批乡村女性的形象。文仙儿是小说着力塑造的女主人公。她让人同情的遭遇揭示出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本质。一个美丽单纯的乡村女性在几十年的人生中经历了那么多血雨腥风,看着家族的一次次破败,看着亲人一个个悲惨离去,而她自己当了自梳女,被赵麻子强奸玩弄,双目失明,苦苦等待恋人。我们显然会注意到,这么多的苦难,并没有泯灭她善良的天性。她像一个在历尽磨难中升华的女神一样,爱着她的亲人和姐妹,爱着她的恋人。事实上,作家在选择这个人物时,并没有打算把她写成革命者,而是把她写成有精神意志的自梳女。小说同时塑造了女革命者的形象,如白梅、凤姐,但没有赋予仙儿革命者的气质和精神。她对现实的抗争是当一个自梳女,哪怕自梳女凤姐走上革命的道路时,她也没有改变。当然,她有几次与革命者同谋,帮助传递情报,但她最终还是一个自梳女。她只能在苦苦的等待中走完自己的苦难人生。

  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作为一部具有唯物史观意识的小说,仙儿为何最终没有成为反抗者,没有走上当时许许多多进步青年共同的革命之路。事实上,这也是小说思想高明之处。仙儿并不是一个守旧的女性,但却是受地域文化特别是当地自梳女文化影响很深的女性。她从小在城里读书,因为想回避打打杀杀的革命,才回到乡村过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当然,革命的时代粉碎了她那种乡村美梦。不过从她的性格逻辑出发,更容易成为一个坚定的自梳女,成为自梳女文化的传承者。她当然不是一个弱者。她主持了家族缫丝产业,在经济危机和战争年代苦苦支撑。她为了等自己的爱人,耗尽了青春和人生。应该说,她也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无私的女性、美丽的女性。她的那种凄美,充实了和提升了自梳女独有的文化品格,让自梳女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的时代,也能闪烁着人性精神的光芒。在这里,小说以尊重人物真实的态度,把握住了仙儿这个人物特有的内涵品质,写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自梳女。在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自梳女文仙儿的形象很有自己突出的文化内涵和特色。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仙儿堂》具有相当的创新意识。作品对人物个性的把握,与新中国文学精神一脉相承,都是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同时,作家对人物又有新的发现,试图写出一个新人物,塑造新性格。应该说,仙儿这个人物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小说对其他女性的描写,也非常到位。如革命者白梅、凤姐,如翠花、四姐、大太太、三太太以及偷油婆的描写,也是多彩多姿的乡村风俗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一部长篇小说的布局安排看,小说的人物关系还有许多空间可以加以开拓。如主人公仙儿与革命者梁长洪的关系似乎太简单。可以适当写入梁长洪在南洋的故事,让故事更曲折一些,让女主人公的性格更为突出一些,典型化的成分就会更高一些。再如姚自民这个人物还可以更多展开。他那种政治选择与人格品质之间的矛盾冲突应该可以更深入地挖掘,以增加乡村史诗的含量。小说中文庆福与儿媳翠花偷情的情节很生动,但也是败笔。并不是不能写扒灰,而是要讲究人物关系的合理性。对文庆福这样的个性来说,要走到偷情这一步,还需安排更合理的情节。

  (编辑: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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