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仁政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２０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进程在研究者眼中日益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形态特征、历史逻辑和文化品性。以往任何偏于一端地基于肯定或否定的价值立场作出的结论和判断，都难以持续葆有其事实和逻辑的合理性。因此，那些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始终被人们放在批判和否定的价值判断视野所叙说的文学思潮和文化现象，今天看来也远远不能如此这般地一言以蔽之了。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必须把这些“反面现象”或“负性背景”放在中国新文学序列中加以“正面”化地叙说和书写。因为“按一般的逻辑推论，构成历史负性背景的这些因素，因其不能直接支持和鼓励这种（‘正面’现象）产生或发生，甚至在条件上掣肘和限制这样的产生或发生，只能视为消极因素乃至消解因素。但历史的运作甚至生命的运动常常是各种因素复杂整合的结果，许多逻辑上看起来似乎并不足以支持甚至还有损于某种事物的消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并不‘逻辑’地刺激起该事物的发生机制，由负面诱发起它的正面运作”。（１）
这是《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２）一书作者朱寿桐教授曾经提出并详实论说的观点。今天摆在人们面前的这本“大部头”专著，恰似对于这一论说的有力佐证——它提醒人们关注中国新文学的“负性背景”。
新人文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研究者而言并非一个陌生的名词，但若放在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史序列或文学谱系中，确又难于给予其恰当的定位和理解。显然，这并非一个诉诸文学史本身即能索解的问题。它既非与文学史无关，也并非文学史的当然命题。本书的研究置之“现代文学史”来看似乎是一个边缘性的课题，但它清理的却是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系列“负性背景”——以对“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概念的辨析入手，既把白璧德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揭示得一清二楚，更通过他在中国的传人们诸多理论和实践的张扬，梳理出了一条西方新人文主义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及其对新文学史产生“负性”诱导的事实脉络。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新人文主义固然是一种非主流的现代西方文化思潮，它在中国的历史影迹鲜明地折射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激进与保守，道德至上的理性主义与政治功利主义和情感中心主义（即白璧德所谓“自然主义”）文学（文化）形态之间的博奕与对抗。无论是进化论和阶级论主导的主流文学运动，还是个人（个性）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引导的非主流文学或“负性”文化思潮，该著的揭示印证了２０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无处不在的西方影迹。而同时，这在在西方影迹中如影随形的却又是中国传统“负性”文化的幢幢魔影。正与负、新与旧的交织与错综，汇成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的大合唱。
面对这一日益呈现出复杂情状和意蕴繁复的文学和文化史现实，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摒弃传统政治化思维方式的简单化和平面化之后，必代之以从理论到方法的细致化和深入化。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化视角的介入有效地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态势，简单机械的政治史解释模式让位于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文化学立场和方法论。政治史视野中的现代文学史转换为思想史和文化史视野中的现代文学史。这对多数研究者来说，不仅意味着学术视野的开拓和思维方式的转型，尚意味着从理论到实践上更行之有效地将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全面贯通和相互勘正。从文学史研究范畴上讲，传统政治化立场上对象选择的单一性让位于新的学术视野下对象选择的宽泛性。于是，打破固有文学史格局，重新认知和清理种种“负性背景”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化史现象，昭示了新的文学史研究路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寿桐教授的新著《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一书成功地尝试并昭示了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路数。该著中作者最广泛地采用了文化史视野和思想史方法，文学的研究和思考置之其中显得深邃而富于理性意义。以“新人文主义”为标的，该著揭示的是一种深蕴于现代文学和思想文化史中有关知识分子“意念理性”的隐形生态。这种过去一直被人们视为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的特定文化（文学）生态，长期以来始终被置于中国新文学，特别是主流文学的对立面加以叙说。从五四时期开始，人们谈论新文化和新文学时，林纾、辜鸿铭、刘师培、梁漱溟这些人物，多被当做不容置疑的反面形象和“负性背景”加以斥责和否定，他们自身的文学理想和文化理念，及其生态特征，甚少受到恰当的理解和认真的关注。从“新人文主义”的角度理解一种属于“意念理性”的中国现代文化生态，著者敏锐地觉察到辜鸿铭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是白璧德式的“新人文主义者”，这在于他在固守传统文化理想的同时，更要求一种“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由此清楚的揭示出，“新人文主义”者其实是一个富于现实关怀的知识群体，他们借反对“自然主义”而强调理性主义，本质上是要求现代社会发展在唯物质论和自由放任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有时他们也以某种“激进”的面目示人，这在于处于现代主流文化地位的“唯物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常有的激进姿态带给他们一种反向的刺激。
置之现代社会中，“意念理性”是否确属一种有效的文化序列还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事实是，以白璧德为起点，从辜鸿铭到学衡派和梁实秋，再到林语堂等，更及于现代“新儒家”诸学人，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确乎代表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意念理性”及其生存理路。该著的揭示可谓让我们看到了体现在这一代一代，一群一群智慧学人身上的无诲选择和不二法门。而且，沿着这一历史性的梳理亦可省悟，以得自西方的现代知识理性和得自中国传统的人文道德理性相调和，“中西合璧”的现代人文主义确乎是一种真正的“新人文主义”。 [NextPage]
难能可贵的是，该著的论述在具体个案的阐释与解析中极为详实得当，深入透彻。在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阐释中，着重于新人文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概念形态和精神特质的差异，从而将其定位为一种独特的理性形态——“意念理性形态”：它不像传统人文主义只是笼统地强调“以人为本”，而是更深入地关注“人本”的品质和内涵，将其视为人之根本予以强调和追求。因此，“它不仅不强求实际的社会政治运作，而且也不奢望在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投入文化运作与思想号召，而是追求一种意念的申述并客观上产生影响，让人们获得足以参照与制衡的精神和意念。”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辜鸿铭自诩为“清流党”，鄙夷洋务运动反对维新变法，“通过呼吁国民更严格地信守儒家原则，来净化民族心灵和规范民族生活”，所表达的就是一种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同质的“富有书生意气的人文理想”。至于学衡派同人的文化理想，不仅更深刻地打上了白璧德的烙印，也更自觉地把继承和张扬儒家道统奉为使命。这种不合时宜性使之更富于意念理性色彩，更体现了白璧德主义的特质。
在美国，粗略地看，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共存的思想文化体系一是以杜威等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这是美国的主流政治哲学（胡适是其在中国的传人）；一是由斯宾加恩（Ｓｐｉｎｇａｒｎ）为代表的审美主义（克罗齐的信徒），这是美国文学艺术界的主流思潮。林语堂当初留学美国，先师从白璧德后改宗斯宾加恩，即有厌弃古典主义回归浪漫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与梁实秋的选择适正相反。因此，回国后，林语堂看到梁实秋编辑的《白璧德与新人文主义》一书出版，即翻译了斯宾加恩的《新的文评》出版，意在使自己的这两位美国业师来到东方的中国“再打一仗”。诸如此类的选择和放弃在２０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或许只有个人色彩，亦看不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何深刻影响，但放在知识分子“意念理性”的意义上观照二者的思想动机和理念脉络，正如该著的辨析和清理，在梁实秋和林语堂身上，体现的确乎是一致的白璧德式新人文主义的特质。
因此，在“意念理性”的意义上看待新人文主义的思想特质，凸显了一种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坚持与选择的另类体系、非主流系统，有利于将其放有一种有效的思想脉络和历史序列中加以清理和阐释。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于宏大的思想史框架和文化史脉络，透过该著的阐释和清理，细节的明晰与整体的模糊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有待新的研究来补足。而且，文学史与思想文化史的内在关系及互动把握，亦有更多值得探讨和开拓的理论阐释空间。
注释：
（１）（朱寿桐：《论中国新文学的负性背景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４）
（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５月版）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