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新福 侯飞
一、小说的核心主题与研究视角纵论
从提交的论文看，学者们研究的文本基本上是２０世纪世界英语小说。杨金才就《当代英国小说的核心主题与研究视角》为题，指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日渐式微，科学技术和电子科技深入社会生活，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走向多元化，英国小说出现多种样式和题材并存的创作局面。当代英国小说的严肃精英性质逐渐被通俗流行所替代，纯文学走向了边缘。小说既是人性和哲学的共同探索领域，又是文化和美学的多元共存领地，小说从此徘徊在文学与文本之间、严肃与娱乐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英国小说创作紧紧与变化、新颖联系在一起，经历了一个艺术实验商业化的过程。作家对过去所采取的态度也因受到市场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出现一种追求“向后”（retro）的文学消费要求。在其影响下，历史成了某种消费品，可以像某一商品的款式一样被复制，再生产。当代英国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代英国的历史现实和文化病症。作家们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来回折腾，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拟写。了解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是理解整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英国小说（文化）的基础。在从理论层面关注小说的虚构作用，尤其是现实生活如何依靠各种虚构方式得以展示的各种形式中，海登·怀特的历史观和元历史小说理论受到格外器重。尽管学界争论不少，但其论述直接引发了对英国后现代历史的思考。文化多样性也是当代英国小说的重要表征。当代英国小说无论是主题还是形式都具有多元性特征，而且复杂难辨。如果细细加以区分，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的核心主题：一、跨世纪焦虑；二、世纪末身份的渲染与刻画；三、历史题材拟写；四、地理空间叙事。杨金才还指出我们应该关注当下文学理论发展动向，从全球化和本土视角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英国小说进行系统的阐释，揭示文本创作、民族文化塑形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英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价值，进而把握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观念，客观审视当代英国小说的发展轨迹与嬗变趋势。纵观２０世纪世界英语文学，无论国别、体裁的创作都更加倾向于对理想主义的认同，深化对精神世界的探求，更加关注多元文化的汇流。
陆建德以“２０世纪英语文学与帝国”为主题，对２０世纪文学进行了纵览，对Ｅ．Ｍ．福斯特、康拉德、吉普林、库切、奈保尔和拉什迪等后殖民作家的作品中表现的帝国主义倾向进行梳理和反思，详细分析了这些后殖民作家的帝国主义倾向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具体表现。陆建德指出，美国式多元文化在英国的出现是对英国文化的强烈认同，英国文学中帝国主义趋向的出现说明英国文学势头有增无减。２０世纪的历史巨变是２０世纪文学思潮更迭的不衰动力。王岚以《他者的形象——约翰·弥尔顿〈失乐园〉中东方主义创作探究》为题，借助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理论框架，对史诗中描绘出的野蛮邪恶的东方形象进行分析，指出强势西方对弱势东方主宰、重构和话语压迫的传统东方学倾向并非是诗人创作的潜在动机，揭示这一东方“他者”的形象背后所隐含的诗人对于“君权神授”的猛烈抨击、对保皇党人的无尽讽刺和对复辟王朝黑暗邪恶的无情鞭挞。在《实不为也，非不能也——理查德·赖特及其文学创作中的现代主义特征》一文中，谭惠娟从论述理查德·赖特的文学贡献与思想局限着手，进一步探讨赖特为什么要放弃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而选择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通过对赖特的早期短篇代表作《大小子离家》、中期代表长篇《土生子》和《黑小子》的文本剖析，试图揭示理查德·赖特文学创作中的现代主义特征，旨在对理查德·赖特的文学创作技巧、创作动机和文学思想做出更为客观公正的评判。王腊宝在《符号学和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言中，回顾了澳大利亚本土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所经过的艰难历程。王腊宝认为，从符号学来研究文学作品对２０世纪英语文学的发展大有裨益。毛刚的《消释在能指舞蹈中的“我思”主体——论托马斯·品钦〈第４９号拍品〉中的主体性与意指结构》一文借助拉康的“三界说”来揭示“我思”主体的问题，然后通过意指结构的分析呈现了主体所遭遇的过度符码化的符号荒原，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论证获取超验意义的虚妄性。在颠覆了超验所指的暴政后，主人公或有可能逃离其以往生活的禁闭之塔。２０世纪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在这样的文学视野下，文学关照涉及多个层面，文学创作更多地关注人的内心情感和心理探索；透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管窥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内心当中的焦虑和无助，而此时对于客观世界的描绘自然就笔墨甚少；人的意识、身份与生存的意义走向了文学创作聚焦的核心地带。
二、生态文学批评的多角度研究
２０世纪世界英语文学从文本到理论都给予了生态极大的关注。陈世丹以《论冯内古特对后现代人类的社会生态关怀》为题，阐述了当代英语小说家冯内古特在小说创作中从人道主义社会生态关怀出发，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无情解构，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受利润驱使，自私地使用、疯狂地开发和破坏环境与文化的社会现象。李正栓在《邓恩诗中圆形意象的生态和谐隐喻》中运用生态批评理论挖掘邓恩诗中圆形意象的生态和谐隐喻。圆形意象是邓恩诗中奇思妙喻的一大亮点。圆形以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形式出现在邓恩的多首诗歌中。细读邓恩诗歌的文本便不难发现，其诗歌中阐释的圆形意象所代表的内涵不仅与生态整体思想不谋而合，也与生态和谐理念相一致。而从哲学层面来看，更是克服了“二元论”这种反生态思想，转向了“一体论”、“一元论”。更可贵的是，邓恩诗歌圆形意象的生态隐喻还与中国古代道家文化、阴阳和谐理念和“天人合一”思想有相通之处。王卫新的《向上的瀑布——戈尔丁〈教堂尖塔〉的生态语言》以及张祥亭的《良好的“托管”，诗意的人生——生态神学视野下的亚历山德拉》对经典作家的生态意识和自然思想进行了详细阐述。把以环境保护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生态批评延伸到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以及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精神领域，促进了生态文学批评不断向前发展，并且与国际学术界在同一领域的研究不谋而合、相得益彰。从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来看，最初的关注荒野体验的自然写作正逐步转为对于以城市为背景的环境文学的关注，最初的深层生态批评聚焦的生物系统的完整性正逐步转向人类与自然安康的人文主义生态批评，最初由代表社会精英价值观的生态保护主义思想已过渡到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环境正义性（environmental justice）理念。
三、重回创伤叙事，聚焦伦理道德关照
创伤小说既是一种表现创伤性负担的方式，也是努力释放这种重负或者说对这一个事件进行掌握和控制的方式。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越南战争的悲怆、冷战引发的核威胁和多起局部范围内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给人类留下了深深的疮疤和精神重创；同时机器化时代背景下，物质和机器所充斥的世界，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恶化使人类遭到各种污染的折磨，身体和心灵备受摧残，甚至导致人尤其是青少年的行为失控，人格亦发生障碍。２０世纪特殊的时代背景留给人类精神苦痛的同时也成就了众多主题鲜明、意义深刻的创伤小说。李桂荣在《创伤理论视角中〈毕尔德的罗马女人〉》一文中论证了叙事与创伤的关系。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毕尔德的罗马女人》是一部经典创伤叙事作品。整部作品由“闪回症状”和“暴露疗法”编织而成，生动地探寻了人之生、死、爱的意义。钱激扬的《〈４．４８精神崩溃〉中的希望之光》一文从“创伤”理论角度出发，通过分析萨拉·凯恩式的创伤治愈手法和表述方式，指出作家在剧中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希冀，以及对治愈自我和治愈世界的渴望。英国现当代作家帕特·巴克在其后期创作的《越界》（BorderCrossing2001）和《双重视角》（Double Vision2003）这两部小说里刻画了两个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少年杀人犯，详细描写了这两个少年罪犯在杀人后所受的严重心灵创伤以及他们艰难的精神康复历程。刘胡敏的《走出阴影，重获新生──解读帕特·巴克后期小说对“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描写》指出不幸的家庭可能导致孩子患上“边缘性人格障碍”，揭示了现代社会青少年的心理疾病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并且呼吁全社会给予少年罪犯关爱和生存空间。作家通过灵活转换的叙述聚焦、多元开放的叙述结构以及特色鲜明的人物对话形成了集见证、评论和想象性建构为一体的独特的创伤叙事。学界对于叙事策略近年来给予了很大关注。孙艳萍在《〈象牙门〉的创作主题和叙事手法看德拉布尔的道德情节》中通过分析研究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光辉灿烂”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说《象牙门》的创作主题和叙事手法，指出德拉布尔把后现代主义成为知识分子主流思潮这一现象作为创作的主题，同时适当而巧妙地融入后现代的主要哲学观点，在创作手法上则以现实主义结合后现代的文学技巧，从而使她的作品既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又具强烈的时代气息。朴玉的发言《从＜鬼退场＞看菲利普·罗斯近期创作主题》以罗斯近作《鬼退场》为例并结合其它作品，深入探究其创作中的衰老、疾病、死亡等主题及其文化意蕴。
宋艳芳的《学院派小说中学者形象的伦理内涵》一文以伦理批评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当代英国学院派小说中的学者形象塑造跟学院派作家本人千丝万缕的关系，探讨其中所反映的伦理问题和道德主题。黄成林通过《道德与审美：〈洛丽塔〉的困境》一文指出，将《洛丽塔》看作一本淫秽的不道德的小说是一种误读。在《洛丽塔》的艺术世界中，艺术是不可用道德来衡量的，艺术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何卫华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身体和伦理共同体》一文认为身体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被诋毁、排斥和压制的历史，而这一进程随着工业文明的繁荣而达到顶峰。劳伦斯感受到了这一对身体的压制，因此，以文字的方式反抗压制。帮助身体从中突围，成为劳伦斯终生的事业。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这种努力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得以表达。劳伦斯描绘了一片葱茏的小树林，它构成了一个前现代的伦理共同体。傲视外部丑恶的工业文明。这一自足的空间中，人们遵循着一种迥异于主流价值体系的伦理价值观，身体和欲望自由地呼吸，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人也因此而获得新生。在伦理上，这一空间以一种隐喻的方式与外部世界形成了最根本性的对抗，这也是劳伦斯对压抑身体的工业文明及其所代表的工具理性进行的最激烈批判。
在研讨会上，离散文学也是一个热点议题，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庞伟奇《从康拉德的创作历程看离散文学发展的文化逻辑》一文指出，纵观康拉德创作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从个人到家国再到整个人类，不但视野在不断扩展，精神境界在不断提升，而且也向着人性的、哲学的深度挖掘潜进，而这也正昭示了２０世纪离散文学发展的文化逻辑。离散文学的目标绝非是散居于世界的某个角落，而是跨越时空、国界，抵达世界读者之心。离散创作犹如旅行，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回归，作者凭借创作在精神上抵达了故国。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