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范今

　　20世纪80年代的中前期，随着整个国家命运的改变，我国在思想、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领域都出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批新锐的中青年学者自然也成了这一局面中的亮点。那时大家所做的，主要是重评的工作，即在过去被褒或被贬的作家、流派乃至理论主张的另一面去寻找被认为是更逼近对象的本真意义和价值。对象是大家久已熟悉的，但意义却是崭新的。这看似散点式的研究更新，里面事实上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期待，那就是以“五四”时期的文化和文学价值观，或者说至少是以它为价值建构起点的即时性理解，所完成的对政治化的学术研究模式和学术格局的解构与替代。一时间，因历史的曲曲折折而暌违已久的“五四”，似乎又重新被大家找回，而在新时期如何重续和发扬这一历史的文化精神传统，也就成了一代学人为之激动和思考的基本问题。想想那个时候，一篇硕士或博士的学位论文就可以名噪天下，因为它们所带给大家的，无一不是迥异于过去那种政治化研究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学术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当时所起的作用，无异于破冰期在坚冰上引爆的一枚枚炸弹。
　　
　　那时候，处在边缘区的我自然也因此而无比激动，这样的文章我几乎是每篇必读。这些新锐的学者大都是我的同辈人，有的比我年长些，有的则比我还要年轻很多。我深深地为这一代人作为新时期引领学术潮流的新一代学术主体的崛起与成长而振奋而骄傲，更为由其开拓的崭新的学术局面所鼓舞。但惭愧的是，那时我并没有写出什么像样子的文章来，相反地，多方叩问和思考的习惯却使我陷入了更多更深的困惑。当时，困扰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才能算是回复到或者说把握住了对象及其意义存在的本真性；一是为什么近百年内在文化、文学乃至学术观念的历史发展中会数次发生自我否定性的反复回旋的现象？

　　我知道，要弄明白这些问题需要花费时日，而且，也不是仅凭对单一个学科历史的了解所能解决的。但是，一旦有问题纠缠住你，不弄个明白，你自己也不会放过自己。于是，我也就不再急着去参与眼前的学术发言，而是把心沉静下来，开始了自觉未免有几分旷远之感的学术之旅。似乎是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一切都得重新做起，虽然过去也有了不少本专业和相关学科的学术积累，但到此时，忽然觉得它们都靠不住了。现在人们时兴说“知识考古”、“田野调查”，其实如果不是拘泥于它们特定的学术性规范，而是更为宽泛地理解为对研究对象的发现性开掘、相对全面的资料搜集辨析，以及与其所进行的直接的对话与解读，那它们就是对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研究共同的要求。如果没有为解决上述问题所经历的长达五六年的类似的学术实践，那我就既不会产生这一认识，也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90年代初，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对象世界的完整修复与再现，我把它视之为“去蔽”的工作。在历史发展中，任何一个过往时段的事物，都会因地理、历史和人文的种种缘故而发生一种遮蔽，过往的作家和作品也会如此，其中有正常的原因也有非正常的原因。就文学历史的发展而言，有些遮蔽是正常的，它是由接受流传过程中择优汰劣的客观法则所决定的，经由后人所辑，即使叫做《全唐诗》、《全宋文》者也未必就能包容了当时的全部。而有些情况则是不正常甚至是很不正常的，譬如时间虽然过去还不久，或者说正因为其不久，但因择取者方面政治的或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偏见，而采取的非个人性的排他行为。特别是当这种择取者实际为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的持有者时，由其偏取偏解所形成的遮蔽则更为严重。历史上是如此，20世纪也是如此。从当时研究者和学生们所能阅读的出版物来看，当代时期对现代时期的遮蔽，相对于对近代或对当代自身的遮蔽更见严重。许多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既不见有任何方式的再版重印，也不见于我们所习见的文学史的记述，致使像张爱玲、徐、无名氏、梅娘等现在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那时连许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也不知为谁。即使是知道有这些人在，也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所知道的不过仅仅是被偏见所强加给他们的恶谥而已。想想多少年来我们的研究乃至大学的文学教育，理论的政治化不说，就是研究对象也被一张大幕严重遮蔽，所展示给人们的只是对象世界的一部分，甚至还对其作了修剪处理，以这样的前提提供给大家，其后果如何岂不可想而知。

　　看起来不过是资料的收集和筛选工作，可是做起来却比预想的要艰难得多。有些过去私下看过的，要一一找出来重新审定；有些只是知道作家作品名目的，要千方百计地去搜求；而有些连名目也不知道的，就要从翻检旧时的报章杂志中寻觅线索，再按图索骥地各方寻找，当时参与我这一工作的有五六人，断断续续地为此用去了五六年的时间。这期间，北到东北三省，南到福建广东，大家奔波于各地，足迹所至遍及大半个中国，有的资料还是托朋友从境外觅来，可谓辛苦备尝。可是一旦帷幕揭开，大家也就惊喜地发现，原来现代文学竟是如此丰富的存在，尤其是40年代，过去一直觉得乏善可陈，没想到它竟然也是一个色彩斑斓、意味深永的富矿，因此激动之情自然也难以言表。其间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观念的调整问题。问题很显然，如果仍然执守政治的或者是启蒙的理念，那么那些重新发掘出来的各具异彩的文学成果会依然难入我们的法眼，所谓“去蔽”最终也仍然是“排他”。所以也就是在这一过程里，我意识到了观念调整的必要性并对自己的观念作了必要的调整。这一几近于崭新的文学现实使我认识到，现代文学是一个多维性的结构，各方面的意义也都或者说只能发生于结构之中，任何简单化绝对化的价值评议都会使你远离对象。这项工作最后的成果应该既是被遮蔽作品的系列展示，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展现，唯其如此，才能保证这一工作原初目的有效实现。90年代之初作为其最后成果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终于出版了，虽然仍然带有种种遗憾。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特定的社会气氛恐怕这书将难以面世，而不得不于匆促之间将其付梓，如果时间再从容一点，那肯定会做得更好一些。可尽管如此，，这套书出版后，还是受到了好评和欢迎，每为海内外学界的朋友们所提及。

　　与此同时，我所做的另一件事，是对中国历史现代转型的具体过程，尤其是对其制导性变革行为变易特征的考察与思考。这是我寄希望于“揭秘”的一种努力。我一直坚信文学与历史相关发生的原则。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充分地表现在它独有的那种审美创造的过程与方式，其成果蕴涵的兼具历时性、共时性特质的丰富的精神情感内容，以及它对历史的独特感受和独特的参与方式上，但这些都不足以动摇我们对这一原则的认同。显见的事实是，如果没有中国历史的现代巨变，怎么会有现代文学思潮的波迭浪涌；如果不是历史对文学的现实功利性要求所引发的文学的种种反应，又怎么会有文坛中层出不穷的复杂纠葛？再进一步说，文学现代品格的生成与发展，包括那些以审美现代性对峙与制衡历史现代性的文学主张与实践，其实无一例外地都是这段历史活动所制造的结果。由此可见，这个道理应该是不难理解的。而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要探究一段文学历史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像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充满冲突和变革的时期，是不能单从文学自身的考察来进行的。倘若以为只从文学自身考察才算是维护了文学和文学史的独立性，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作为对以往那种以政治取代文学、以政治史取代文学史的倾向的反拨，产生一种疏离性的心理，甚至标榜一种完全脱离历史的文学史研究，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另一种倾向在学理和事实上的站不住脚，也应该早一点明白才好。 [NextPage]

　　基于这一认识，我对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过程作了一番考察，对其中经济、政治、文化等重要构成因素的起伏变化、关联方式和制动作用都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探究与揣摩，用现在时尚的话说，就是做了一点“交叉学科”的研究。当然，比起研究历史包括研究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的专家来，我所做的仅为皮毛，自然是自愧不如；但因为我是带着一种多学科交叉聚焦的特殊目的来进行考察探索的，自觉倒是便于发现为人们所可能忽略的一些问题，而自有所得。结果我发现，在中国历史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重要历史变革因素即历史基元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性的结构特征。按道理来说，历史的整体性转型变化，是需要由这三个方面的变革来共同支撑和完成的。在其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会有不协调的现象发生，甚至是不可避免，但一般来说只能是表现于新与旧之间，即其中一项的变革与其原来的旧物以及与其他两项的旧物之间的矛盾中。然而，在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变革中，这三项历史基元的变革虽然在客观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互动作用，但在历史行动者的主观认识和价值取向上却是将彼此设置于对抗之中的。常见的模式是此项变革的出台必是以对此前彼项变革的否定为前提，即以之作为自己深悟历史要义并秉有充分合理性的基本依据。比如戊戌变法者对洋务运动的否定，梁启超倡导启蒙时对戊戌变政的反思，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时对政治革命的反拨，以及“革命文学”对“文学革命”的取代和阶级政治革命对新文化运动价值立场的转换等，都可以明显见出这一特点。即使在其后，把政治与经济与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也是时有发生，对此，人们至今也还是记忆犹新的。

　　这种情况的发生说来也并不费解。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并不是由其身自足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列强步步紧逼国势危如累卵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动发生的。但也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势，在有识之士中所激发出来的倒是越发峻急的强国之志和更为强烈的历史功利之心。他们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对历史的更新、国家的雄强或者说历史现代性实现的总体要求作出全面统筹的综合考虑，历史给定的条件只能是对变革突破口的选择与转换。这样，对某一历史基元变革的意义锁定和单向度选择，也就成了实现历史突破或者说“革命”的基本方式，而当这种排他性的单向度选择在实践中必然地要走向与全面变革历史的原初目的严重背离时，具有另一新的觉悟的历史行动者便又势在必然地以对它的否定为前提，用一种新的选择对其进行置换。对于这种选择与转换行进的方式，我也深感遗憾，因为它在推动历史前行时又对历史造成了伤害，但我却并不能同意有的学者以假设为前提来对历史进行评判的做法，因为那样做，实际上是以西方即他者历史发展的模式或者是以个人一厢情愿的构想，取代了历史研究应从对象出发的基本要求，忽略甚至是抹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所以，在与《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同时出版的论文集《悖论与选择》中，我在指出这一历史结构的悖论性特征时，同时还提出了历史发展的“自然法则”的问题，目的是标示出对历史选择必然性的尊重。一个具有科学态度的学者，应该充分重视历史发展的个性，并有责任对已然性历史现象作出实事求是的剖析研究。应该看到就这一段历史而言，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是前所未有的新范型、新内容和新的功能机制，这对我们这一代学人来说虽然是一种新的学术难题，但也未必不是一种新的学术机遇。

　　悖论性的结构，必然形成独特的功能机制。倘若能把这个东西把握住，则无异于执住了牛耳，许多复杂的现象都将不难解释。依我的理解，这是一种悖论性转换和补偿性调适发展的功能机制，历史转型的总体趋势和需求在三个基元之间的悖论性转换和补偿性调适中得以实现，而文学观念发展中左冲右突的种种现象的发生和回旋式运转的基本轨迹，也正是在这一功能机制的掣动中衍生为现实的。虽然因为文学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理解和表现规律，不会完全服膺于历史的现实性功利要求，但在林林总总的文坛现象中，即使是看起来最远离历史中心内容的文学主张，事实上也是在这种极具张力的功能性结构中应运而生的一种制衡性的补偿因素，只不过是更增加了广义性历史构成的复杂性而已。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面对这样一个多维性制衡发展的结构性现实，应如何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为解决这一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对不同价值范畴（或价值层面）进行辨析研究的主张，并结合对某些个案的意义辨析进行了尝试。我认为即使在某种文化、文学的强势话语主导文坛时，共时性出现的不同主张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同价值范畴的差异，有的比如表现为历史功利主义倾向的更多地是在历史价值范畴内彰显出它的意义，而有的比如反历史功利主义倾向的则更多地是在学理性价值范畴或艺术审美的层面上，表现出了前者所欠缺的合理性，对它们应该作出审慎的辨析。文学史研究不同于文学批评，它应该对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发展变化的内在历史机制、文坛变动的原因及新的审美特征生成的价值一一作出阐释。当然，搞文学批评的人也最好具有一定的史识，否则，就像从森林中拔起一棵树放在你的面前，你所做的也只能就此树论此树而已。

　　自《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和《悖论与选择》出版后，我就开始着手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结撰工作了。其实此前所做的资料收集即对象修复的工作，以及相应的观念重构，都是为这一想法所作的准备，自觉准备已经相当充分了，但是真到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却发现原来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比如，在观念建构上，就对两个相关的关键性问题还不是十分自觉，也没有取得明晰的认识。一个是对“五四”启蒙文化观的反思问题。虽然这之前特别强调过调整文化眼光的必要，而且事实上那已经是对“五四”文化观念所作的质疑与反思，但毕竟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挑明了来说，更没有作出更具实质性的评说。要知道，那个时候“五四”启蒙的文化立场仍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主导性的选择，以质疑性立场触及这个问题是多少有些不识相的。但以我的考察和思考所得出的认识，又确实不能违心地去附庸学界的人们所追趋的那种中心话语。起初我还是只管按自己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按自己的理解去结撰文学史，不想多什么嘴，但后来想想，有不同的想法还是应该讲出来，不对的话供大家批评也好，所以终于写出了总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走出历史的峡谷》，一篇是《超越五四文化模式》，一起发表在《文学世界》1995年第2期上，后又为《新华文摘》全文转发。在关于“五四”文化模式的那篇文章中，我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和以西为今以中为古的文化认知模式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批评，并明确指出了在今天应该超越这一模式认识问题的必要性。而关于走出历史峡谷的那篇文章，针对的则是观念上的另一个问题。当时学界仍然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走不出为历史新拘囿的对启蒙与救亡两种立场的背反性选择，这篇文章就是有感于此才写的。我认为要推动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完成对文学史的重构，必须跳脱出历史的拘牵，这样，才有可能达至一个新的学术视野，上述目的才能实现。 [NextPage]

　　在文学史的重构上，也有些问题。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其所赖以建构的核心概念即基本范畴该如何确定。过去，要么是以政治革命的历史立场和价值观念为本，要么则取其反，以文化启蒙的历史立场和价值观念做立足点，而这两种倾向在治史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局限性已越来越清楚地为大家所认识，如何辨析出一个更具超越性也更具包容性的立史的依据，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重写文学史”已成为学界极为关注也极具吸引力的宏大课题，但经历了十年仍无令人满意的成果出现，其根本原因我以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突破。一直到９０年代中后期，才陆续出现了几种颇具新意的文学史著，大家各有特色地走出了新路。在这个问题上，我所努力的结果是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文学的现代转型，我认为这个概念比较契合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发展的历史实际，它既能更为准确地复现这一转型的完整过程，也能合理地拓展开这一过程中复杂多变的空间结构，用它来作为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立足点，应该是比较合适而且是有效的。在实际的文学史重构中，我感觉正是因为明确了这一轴心，才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新建构起来的史学理念和历史对象的梳理整合也才能够取得互为参证、契合无间的效果。

　　当然，具体的文学史结撰并没有那么简单，无论在时间的长度还是空间的结构上，对许多关节点要作出有说服力的论析，那是需要下很大功夫的。仅仅是为了拿出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提纲，整整就用去了三年多的时间。这个近三万字的提纲，对这部文学史的核心性概念和基本的史学理念，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起点和发展过程的分期，每个时期的结构性特点及评价取向，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与说明。为了尽早成为引玉之砖，而且我也深知仅靠自己一人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完成，于是就邀请了一些朋友一起来做，全书得以于１９９７年春完稿，并于当年秋季出版。这部文学史面世后虽然引起了关注，好评也不少，不过说实话，在我是兴奋与遗憾各居一半的。由于参撰者所做的是填空式书写的工作，而各人的见解与学术准备又终不能一致，所以有些章节之间就难免显得水平不一，对全书观念架构的贴近凸显也未必处处得力，这是我始终引以为憾的。但是，不管如何，为我所倾注心力的一种新的理解、新的建构终于成了人们能够面对的东西，哪怕仅仅是一种启发，于我愿也就足矣。与这部文学史同时出版的，还有论文集《走出历史的峡谷》，其中收入的除文学史的《导论》之外，还有这一时期所写的若干篇文章，既有对文学史个案的重新解读，也有对文坛现实的关注和观念剖析，由它们也都可以看出我在那一时期的所思所想。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又写过一些文章，也是长则很长，短则很短，只要觉得有点意思的，也都收在了这个集子之中。在这几年里，虽然写下的文字不多，但却又感觉颇有些收获，不妨也在此作个交待。

　　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研究，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出版似乎应该是告了一个段落，但在实际上却又始终放它不下，有诸多问题萦绕心中，不由得你不再去想它。而事实上也的确是在一些基本问题甚至是某些关键性细节上，或者是认识更明晰更深刻了，或者是又萌生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比起前一段来有了发展或者可以说是超越。但在这一时期使我感到最受触动也最让我振奋的，还是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发现和思考。如果从两个问题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与中国现代启蒙文化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看，实则是对这种文化观念尤其是“五四”启蒙文化观的又一种或者说另一层面的反思。

　　一个是在启蒙文化观规约下人文文化的历史处境及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人们都知道，所谓“文化”，其实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对它进行分类，事实上存在着多种多样既必要又不同的依据和方式，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界分就是其中一种具有特别意义内涵的类分角度。由此所确认的两种指称，实则是两个既相通又不相同的类概念，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不妥，等同起来就更不妥。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二者也是不相同的，彼此不能互为替代。一般说来，以对人类凭借自身的理性和创造力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包括社会）见长的科学精神，对于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说自然是须臾不可稍离的，不然的话人类将永远走不出原始蒙昧的境地。而决非理性精神所能完全涵盖，乃是以包蕴着人之生命智慧与情感在内的人文性内涵和指向为其特征的人文文化，则因其能够有效地抑制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要发生的生命、人性及其生存环境的异化倾向（其中也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可能造成的异化），同样为历史的发展永远地需要。人类社会一如万物的发展，在其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每每会有所得也必有所失，而且纵观中外历史，每当历史发生转型变革的时期，首先受到轻慢甚至是破除扬弃的就是人文文化方面的东西。因为人文文化的发展不会像科学认识那样快捷地更新，也不会像生产关系那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否定，在“变”与“不变”的问题上，它常常被当作历史前行的障碍物而予以否定。可愈是在这种时候，它作为对历史不可或缺的作用愈是应该为人们所认识，因为在这时，它会以一种质疑性的因素介入历史，起着制衡其发展的重要作用。可是在中国现代启蒙、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偏重于强调甚至被绝对起来的是“古 ／ 今、中 ／ 外”的历史功利性文化意识，而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类分和价值内涵的差异，基本上都不在其思考的范围之内。当时并举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实质上无不统一在科学精神即科学认识之内，并不是对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根本性差异的标示。那时表现为科学主义倾向的对科学万能的宣传，实际上是把人文文化至少是其质疑科学万能和线性进步历史观的那一大部分，被设置在了被绝对否定的对立面上。这从20年代初“科玄论战”中胡适、陈独秀等人所持的态度，即可明显见出。这样的倾向，对健全发展历史意识和文化建设固然无益，对作为人文文化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其负面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NextPage]

　　文学现代转型的目标就是其“现代性”的实现。历来人们谈论“现代性”问题，更多地都是着眼于历史现代性的要求，当然也会涉及文化乃至文学艺术问题，不过多数走的也是与历史进步作意义同构性律定的思路。殊不知只要涉及这类对象，问题便会立时变得复杂起来。就文学而言，固然有表现为历史功利主义倾向的创作，其创作主体追求的就是与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构，说它们具有与历史现代性相一致的“现代性”内涵，也并非说不过去。但据我的理解，“现代性”本来就是属于历史范畴中的一个概念，其实并没有多少必要非要拿它来做文学意义内涵和品位高下的判断标准。当然，文学也有个历时性发展的特征性呈现问题，但就是具备了最为“现代”的意义或表现方面的特征，也未必就是现代最好的作品。如果非要拿“现代性”来说事，那也应该更多地关注一下它们在“审美现代性”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如何。“审美现代性”作为一个另具特指意义的概念，其独特的内涵理解与要求，实则大不同于“历史现代性”的基本规范，它并不专注于对历史“现代性”发展的认同或追趋，而是着眼于“现代”之审美创造所应达到的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艺术的理想水准。由前面对人文文化的新的认识可知，“审美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之间既有其深在的相通性，但却又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指称，它们之间还经常表现为一种互动性的对峙关系。比如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学，它们那种由质疑现代都市文明的立场所创造出来的美好的人性氛围和艺术境界，难道不是现代时期“审美现代性”或一种创造的极好说明吗？

　　另一个问题是文化与文学视域中“祛魅”与“返魅”的问题。现代启蒙文化观标榜的是理性，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更把这一认识推向了极端，凡是理性认识所不能把握的东西一概都在否定和扫荡之列。对此，我们可以视之为“祛魅”的努力。这种做法在破除迷信、推进科学精神方面确实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但作为一把双刃剑，同时也发生了否定非理性文化的合理性和审美创造之想象特征的负面效果。这对文学创作相对独立的丰富发展自然是极为不利的。作为对这一倾向的矫正，文学乃至文化方面都又出现了一个“返魅”的过程。从文化方面来看，有积极的成效，也有消极的后果，情况比较复杂。积极方面的成效，是在价值确认中扩大了文化的包容量，尤其是为人文文化的合理性存在开拓出了一定的空间。但消极性的后果也很显然，在“五四”高倡“破坏偶像”数十年后，政治和文化学术领域中的造“神”活动仍时有发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文学方面的积极作用则更大一些，正是在“返魅”的过程中，新文学在表现内容的独特性、丰富性和艺术魅力的展示方面的追求才变成了现实。倘若从这一角度回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卷，其中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和深刻启示，也当在不少。

　　要说的话已基本说过，近20年来的情况大抵是如此。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是自己走过来的路，有几分珍惜，也有几分遗憾。其实感慨最深的，还不是学术建树如何，而是自己的治学状态和感受，给这多年来的生活所灌注的意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自选集》出版后，希望能听各方面的批评，以冀将来能对自己有所提升。

    （实习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