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悠扬
秘密1
“重新阅读，才知错过太多美好”
最先捕捉到这一热点的是豆瓣网友sunmoonzi。2009年3月25日，来自广州的sunmoonzi在豆瓣网上以“他们在内地出书了”为名列出书单，出一本增一条，一副望穿秋水的姿态。如今这份名单越来越长，截至发稿已经增至69本。
“他们在内地出书了”是个颇有意味的句子，其潜台词便是“听闻已久，无缘相见”。事实上，近来在内地出版的港台书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港台文化、思想史上的经典“老书”，但因种种原因过去未能引进，而不少出版人正是从看港版书、台版书开始，慢慢萌生了引进它们的初衷。
编辑出版“蔡澜谈日本”、“倪匡说三道四”系列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主任徐峙立就是其中一位。“最早我爱看香港天地图书的蔡澜美食书，很想把它引进来。”徐峙立告诉记者，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现代文学研究者陈子善的引荐，面对面接触到了蔡澜，才使得出版计划得以实现。再后来，又因为蔡澜和倪匡的私人关系，“顺藤摸瓜”找到了倪匡。从“粉丝”变成出版人，徐峙立认为，港台作家真正带给内地读者的是崭新的阅读体验。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港台作家总是不全面的。”她说，比如蔡澜，人们熟知的身份是美食家，可蔡澜谈日本风物、日本电影让读者见识到他的另一面；倪匡也是如此，去年9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的三本散文集，在他大名鼎鼎的科幻小说之外，勾勒出一个真性情的散文家形象。
和过去金庸、琼瑶、梁凤仪被引进内地的“符号化”定位不同，最近出现的港台书现象更着重于构建港台书写的全面性。去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台湾学人散文”系列一股脑儿推出颜元叔、黄碧端、龚鹏程、林文月等人的作品，主编周志文坦言，“一方面使得台湾的文学作品有机会让更多内地读者读到；另一方面，使得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彼此激荡、生生不息。”在他看来，内地读者对港台文学的陌生，多因它们既没被写入文学史、也没在大陆出版，重新阅读，我们才知错过太多美好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经过隔离之后所产生的不同，更需要通过书写去发现和比较。” [NextPage]
秘密2
“通过互相观看，弥补各自知识体系里的空白。”
许许在豆瓣网比较了去年出版的两本旅行札记，一是内地文化人苗炜的《让我去那花花世界》，一是香港学者马家辉的《死在这里也不错》。在她看来，前者“游记的皮囊里，生硬地塞了大段大段典故，好像百度词条”；而后者写的“就是旅人从异地归来，满载着他乡的见闻，说给乡亲听。”
给内地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这是港台书热销的第二个秘密。广西师大出版社文学馆主编曹凌志分析说，港台作家的语言与内地文人有很大差别，这一点梁文道是个样板。他身处香港文化前沿，对西方文化现象熟悉，以这样的视角来剖析内地文化事件，不管是立足点还是见解，都让人耳目一新，这也许是梁文道以“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风靡内地的主要原因。
再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刚刚推出的台湾作家唐诺的《文字的故事》，广西师大刚刚出版的台北奇人舒国治的《理想的下午：关于旅行也关于晃荡》，再加上张大春去年在内地出版的《认得几个字》，“内地还没有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舒国治作品的责编、广西师大出版社青年艺文馆主编杨静武认为，正因内地作家原创的短缺，出版人自然将目光投向港台资源。
“这些港台作家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我们的一部分，又是‘他者’。通过互相观看，弥补各自知识体系里的空白。”曹凌志举例说，比如秦风老照片系列，出自台北人秦风十几年的个人收藏，涉及民国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在港台和内地出版，情形就大为迥异。“香港人口太少，消费量有限，台湾娱乐化程度更高，秦风搜集的老照片很难受到关注，这就逼迫这一批港台作者只能到内地来出书。这些书在内地出版都能引起极大关注，似乎读者一下子对历史认识的原点发生了变化。”像“秦风老照片”这样的书，可以说在内地找到了真正的读者。
秘密3
“中产文类”兴起，港台书暗合潮流
“引进港台书，时机很重要。”杨静武分析说，眼下就是港台书在内地出版的最好时机，早三年也不会形成这样的热潮。朱天文是个最好的例子。早在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引进出版了朱天文的两部散文集《炎夏之都》、《花忆前身》和一部电影剧本集《悲情城市》，却像石沉大海，没有引起读者关注。而山东画报2006年出版的《最好的时光》与之前的《悲情城市》如出一辙，却连年加印，热销至今。
究其原因，是当前内地的社会发展阶段，为港台作家的“落地”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最好的时光》责编韩猛分析说，当前内地的文化环境和台湾上世纪80年代比较接近，“中产文类”日益兴起，一个既不是很粗俗、又不是很精英的阅读群体逐渐发展起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朱天文进入了内地读者的视野：“她写一些时尚的故事，而且长得不错，穿得很有风格，又有侯孝贤的‘八卦’——所有这些可供文化市场操作的因素，无疑暗合了目前中国社会中产文化的需求。她符合现在的潮流。”
与朱天文有类似效应的，还有短短两年急速积聚人气、粉丝无数的欧阳应霁与李欣频。这两位都是“跨界人士”，所著之书横跨设计、广告、创意、心灵、旅行等多个领域，人们只好用一个新词汇来定义他们——创意生活家。由于具有浓厚的港台文艺风格，也带着消费文化的特色，小资气息强烈，而国内目前不仅缺少优秀的创意生活类原创书，更缺少港台作者那种中西兼容、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NextPage]
然而，在引进作家的受欢迎程度上，仍然显示出内地读者在接受上的差异。比如台湾小说家张大春，在作家余华眼中，这是一位“很能挣钱的作家，不是赔钱的作家，他在台湾的书一卖就是几十万册。”目前张大春在内地只出版了三部书，吊诡的是，他的扛鼎之作《小说稗类》反响平平，更受欢迎的“非小说”《认得几个字》也不过卖了两三万册。杨静武告诉记者，表面看这是一个读者阅读口味的问题，往深一点说，是处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可能还来不及关注更个人化的写作。”因此，出版社在引进张大春时十分谨慎，先用散文来培育市场，而他最优秀的小说作品恐怕要一再“押后”了。
秘密4
踏流行文化“东风”，培养潜在读者
和港台严肃文学不同，另一支港台作家是踏着歌曲、戏剧、电影在内地流行的“东风”，走进了读者的视野。
港台流行文化最早影响内地的是流行音乐，港台词作者方文山、黄俊郎的散文作品、《海角七号》词作者严云农的《我要的幸福》等都被引进出版。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香港词人林夕，林夕的歌词写尽了男女之间的情爱，但是他的文章却多是时政与社会评论。其新作《我所爱的香港》关注了全球视野下的香港、转变中的香港；并观察记录了香港的性格与文化，民生与政情，缺失与坚守，当下与过去，乃至香港与内地、与西方的关联。
与之类似的还有香港戏剧导演林奕华，伴随《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等话剧的内地巡演，他的《等待香港》系列“三部曲”也在去年出版；香港鬼马导演彭浩翔去年也出了第一部简体版小说《破事儿》；张嫱的《宝岛眷村》一书甚至与赖声川的话剧《宝岛一村》同步推出。
在北上内地前先培养一批潜在消费者，这是港台书热销的第四个秘密。“比如内地许多‘80后’、‘70后’，可以说是听着林夕的歌长大的，后来才知道他还写点东西，很自然就想看他的书。”杨静武说，梁文道的《常识》之所以3个月就卖出了10万册，正是因为他在《南方周末》上写时评多年，已经培养了不少潜在读者。
相比而言，马家辉的内地出书经历，或许更能看出一位港台作家的心路历程。在出版《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之前，马家辉的所有书均是先有港版再有内地版。曾经他比梁文道的“本土意识”更强，但从去年七八月开始，他改变战略，直接在内地出版了两部影评集《明暗》和《日月》。对于“北上”内地发展的理由，有一次他在《明报》专栏撰文写道：“去年，梁文道在‘笔阵’栏内写过《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表示把工作重心转移北上，理由之一是，已经没有太多东西可为香港贡献。我曾以此数落他一番，没料到，两年后，我亦愈来愈‘梁文道化’了，香港和内地的一推一拉，确令我们有了不太一样的取舍抉择。”这“一推一拉”，正是港台作家大举北上的深层心理根源。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