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摩罗

     最近一年多时间，我一直在读一批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有刘震云、张炜、余华、苏童等人的绝大多数作品，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作家的部分小说。

    我读这些多半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和朋友们委托的任务。去年年底，当我将最后一件任务《逃遁与陷落——苏童论》寄给朋友的时候，我感到一阵轻松，便立时借来几本外国小说，以便换换口味，喘口闷气。在借来的这些外国作品中，我读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是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在这篇小说中，人心与人心间、人心与自然间那种温馨的亲合、神秘的感应，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主人公对于果园、对于苹果树、对于大海的那种迷恋，对于果园里纯朴的村姑曼吉的怦然心动，对于海滨旅馆里典雅淑女斯妲拉的倾慕与追随，曼吉对阿瑟斯特的温柔而又火热的倾诉，斯妲拉对于男主人公的含蓄而又灵慧的引诱，等等等等，无不充满了对于生活的诗性感悟，对于人性的丰富体验和理解。这部小说的故事和结构都十分单纯，可是作品本身是颇为丰富的。我不能不承认，类似这部小说的作品，的确可以让读者的心灵得到诗性的滋润，变得丰富而细腻，灵慧而馨香。

    换换口味的愿望果然实现了，喘口闷气的目的却无法达到。因为我一边读这部作品，一边老把它与我所熟悉的中国作品对比。这种对比实在太鲜明了，以至让我越对比越感到情抑气伤。

    情抑气伤的原因在于，那些中国作品是那么冷酷、严峻、荒寒，叫人越读越感到心灵发冷、发硬、发麻、发木，久而久之，你简直不知道温馨是什么，灵慧是什么，简直不知道文学可以带给你慰藉、带给你滋润。为了与《苹果树》的内容相类似，我特意罗列若干关于男女私情的处理，来观察一下中国文学的冷硬与荒寒。

    在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中。袁绍不惜血流成河，从曹操手里抢来了他所心爱的沈姓小寡妇。后因曹操好一阵穷追猛打，袁绍兵败而逃。沈姓小寡妇拼力爬上袁绍的逃船，袁绍却让其侍卫一脚将小寡妇踹下。曹操逮住小寡妇后，一点也不念认旧情，严酷地将其处死。在这两个热血男儿心中，人性温柔的一面、怜爱悲悯的一面、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一面，都已经死灭得无踪无影。读者所能感到的，只是两颗嗜血的心灵，两颗冷硬的心灵。也是在这篇小说中，当大饥荒渐渐向人们逼近时，掌握权力的孬舅将情人从食堂炊事员的岗位上撤下来，再也不想对她有所照顾和保护。还公然宣布：以前要睡她，所以让她当炊事员，现在都饿成这样，不再有力气睡她了，干吗还要照顾她呢。这份赤裸裸的绝情绝义，更是冷硬到顶点。刘震云的小说在整体上都是这么干硬这么萧索，一点水气一点柔婉一点润泽也没有，叫人越读心里越发紧发怵。

     苏童的小说倒是到处都水气弥漫，但这水气中并无柔婉润泽，而是给人以潮湿的、糜烂的、黏乎乎的感觉。《南方的堕落》中李昌与落难女子红菱私通导致了红菱怀孕，他为了逃避责任，竟然在夜深人静时将红菱扔进了臭水河里。《樱桃》中的白樱桃在整个住院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来看她，也没有一个人给她写一封信表示关切，连她的男朋友也不寄来一句问候，她在这样的荒寒之中干死枯死。《门》中的毛头女人也因为得不到异性的关怀与亲昵而上吊自杀。在《园艺》、《已婚男人》、《离婚指南》等等小说中，一对一对的男女都在猜忌、冷漠、遗弃、背叛中相互纽结、相互纠缠、相互伤害，不但落个两败俱伤，还常常闹得天崩地裂。

    方方《风景》中的七哥，从小受尽了凌辱与伤害，谁也不曾把他当人看。他是在真正干硬冷漠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他面对婚姻问题时，他毫不犹豫地背弃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同事，而选择了一位有较好家庭背景的残疾女性。他已经不相信或曰不看重诸如青春、女色、情感、情欲、自尊等等最基本的人性需求，而只看重地位、权力、金钱这样的非人性的事物。他内心的干涸与枯萎已临极顶。

    这种冷硬干枯、寒风凛冽的气质，不独表现在男女私情上，也表现在其他几乎一切领域。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和《秋天的思索》是那样沉重压抑、那样寒气逼人。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充满了掠夺与欺骗。《现实一种》则是血淋淋的兄弟残杀，《一九八六年》是更加血淋淋的自戕和整个世界对这自戕者的冷漠和遗弃。这些文学人物好像都给抛到了既无水分、也无阳光，既无人烟、也无鸟兽花草的荒漠之中，他们在这样的荒漠中无望地期待、无望地挣扎。可是，这个荒漠是如此广大无边，他们无从寻找任何资源来滋润自己、营养自己，无从寻找任何途径来培育自己、发展自己。四面都是干冽，四面都是萧索。最后他们自己既不期待也不挣扎，他们和他们的心灵都成了这无边荒漠的一部分。 [NextPage]

    这样的气质决不是某几位作家某几部作品所独有的气质。在我的印象中，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气质，而且，这种气质在越是优秀的作家身上表现得越是显著。这一事实不仅令人惊讶，而且令人悲哀。应该说，这些优秀作家都在漫长而又艰难的努力中找到了一点什么，他们形成这样一种冷硬荒寒的文学气质乃是得自于生活的暗示。生活所给予这一批或曰这一代优秀作家的刺激与暗示竟然如此相同，以致于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故事中如此忠实地凸现出这样共同的诗学特征。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生活的冷硬导致了一代作家文学气质的冷硬，是心灵的荒寒导致了一代作家文学气质的荒寒。

    若要考索文学源流，中国文学的冷硬与荒寒并非始于当代。

    本世纪上半叶的优秀作家早就对此作过透彻的体会与表现。在萧红《生死场》中，那个生病卧床的月英向村人控诉说，她的丈夫舍不得她终年用一床棉絮垫背，乃搬了一堆砖头放在床上作为她临终前的陪伴。无论她如何痛苦嚷叫，男人只是不理，“宛如一个人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在成业与金枝热恋时，他婶婶对男女私情表示了最大的失望，并深有痛感地说：“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这砖头之冷和人心之硬，不仅弥漫于《生死场》，而且贯穿了本世纪的文学史。一句“彼此不相关联”，揭示了人性的孤独与荒谬。在鲁迅小说中，阿Q观看杀头的那份麻木，魏连役死后挂在嘴角的那丝抹不去的冷笑，都叫人寒彻心骨。祥林嫂和孔乙己所遇到的荒寒更是彻底。一位画家说，祥林嫂的结局不是冻饿致死，而是自杀致死，是她对这个荒寒世界绝望，对那个地狱世界尚抱一丝希望时主动选择死亡。这真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论断。我一直坚定地认为，鲁迅小说的主要诗学特征就是荒寒。鲁迅是一个对于中国生活和中国人生有着大感觉、大领悟的人。他的荒寒感严严紧紧地笼罩着一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优秀作家的灵魂与感觉。不少当代作家在哲学思想和文学趣味上与鲁迅可谓相距遥遥，很少受鲁迅的规范与制约。可在内在的诗学特征上，竟然不知不觉就走进了鲁迅的框限之中，因为他们面对着共同的中国生活和中国人生。

    以刘震云为代表的冷硬和以鲁迅为代表的荒寒就是我从本世纪中国文学中所感悟到的主要诗学特征。也许我的审美趣味早就被这样的风格与气质所同化，所以我总是不失时机地对鲁迅和刘震云的创作表示理解、认同和尊敬。但是，我也不乏不满与悲哀。我在沉溺于冷硬与荒寒的同时，渐渐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已经在整体上失去了正面表达人性的要求与灵魂的愿望的能力。他们只是干枯，只是萎缩，只是冷硬，只是荒寒。天长日久，作家的心灵也变得冷硬而荒寒。那些知名度最高的作家，几乎都是在冷硬与荒寒上一个超过一个的作家，而且他们确实是冷硬得深刻、荒寒得有力度有份量。

    在我看来，这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悲哀。无论这冷硬与荒寒在艺术理论上是如何真实合理，无论有多少理由为创造这荒寒与冷硬的作家们辩护，我还是不得不说，冷硬与荒寒并非文学最根本的奥义所在，至少，不是文学的全部奥义。你可以说存在就是虚妄，人生就是荒谬，你可以说做一个中国人就不得不承担许多中国式的屈辱与痛苦，但文学的本意不在对这一切进行描述和反映，而恰恰在于对这一切非人因素的抵制与抗议。文学就是要在虚妄中创造真实，在荒谬中创造意义，在黑暗中创造光明，在寒冷中创造温暖，对人性的创伤和扭曲进行疗救和抚慰。

    对人类无可摆脱的厄运和绝望作最诚挚最全面最彻底的情感担当。一个作家可能拥有屈辱的人生，也可能拥有平常甚至体面的人生，无论怎样，他都必须为全世界的屈辱和厄运担当情感痛苦。你所描述的生存状态可能确实黑暗丑陋，毫无得救的希望，但是最伟大的文学和最伟大的作家永远都必须以最大的爱最大的热情为正在沉沦的世界作无济于事的祈祷和祝愿。在当今世界，文学可以说是人类奄奄一息的灵魂。什么都可以沉沦，但文学决不应沉沦。谁都可以在末日的黄昏放弃灵魂的向往，但作家永远不应该放弃。

    我的这些想法，正是来自那些公认的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的暗示，来自我阅读那些作品的经验和体会。我们撇开温馨柔婉的《苹果树》不说，去看看与此类型迥异的所谓情感淡化，零度叙事的作品，就可以知道文学的这种特性乃是西方文学的基本传统。在《变形记》、《局外人》、《第二十二条军规》、《百年孤独》等等作品的焦虑与无奈之后，隐隐约约地闪现的正是对人类苦难的广大的同情和悲悯。这些作品所展现的生存状态也堪称冷硬与荒寒，可在文本的背后，分明氤氲着来自创作主体灵魂内部的柔润与温馨。正是创作主体所贡献出的这份伟大情感，将他笔下所描述的冷硬与荒寒温柔地包裹了起来，才使得读者既可以直面人生的荒谬与痛苦，又不至于被这荒谬与痛苦所伤害。我们不会被《变形记》的环境所同化，倒是禁不住要为格里高利的厄运与痛苦泪水潸然。

    但大多数中国小说所写的悲剧，所展示的冷硬与荒寒都达不到这种效果。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比如鲁迅、萧红、刘震云等，你很难从其他作家的作品背后感受到那种大痛苦、大热情、大悲悯。在读张爱玲和苏童等作家时，我常常为他们作品中鄙俗丑陋麻木的东西感到不舒服。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鄙俗，赤裸裸的丑陋，赤裸裸的绝望和死灭，你见不到作家的灵魂在这肮脏的表象上方痛苦地回荡，见不到作家的脸庞在冷漠和文本深处悲哀地哭泣。这样的作家和文学，显然是有缺陷的作家、有缺陷的文学，而且，这种缺陷乃是一种根本的缺陷。

    这种缺陷标示着作家主体性的丧失和灵魂的萎缩，如果作家的文化创造力在人类的困境中耗尽，如果作家的情感在冷硬而又荒寒的生活体验中变得麻木不仁，如果作家的心灵随着腐烂的末世一起腐烂，那么，文学还有多少存在的可能？人类还有多少得救的希望？  

    （编辑：李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