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进进

当下文学创作的样态是什么样子？文学的未来呢？抑或说大众对当下文学的不满，是伪问题，还是它百病缠身，气息奄奄？凡是善良的喜欢文学的人，看到它日益的消费化、欲望化，无不哀婉，却又无奈，毕竟世界性的大众文化潮流正在吞噬一切，畅销书排行榜就是一明证……

    带着种种疑虑，翻看了谢有顺今年在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印象中的谢有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常能道别人所未道，是为数不多的评论家中能谈具体创作，不罔发“理论嘘气”者之一。

    只是人都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之中，又有谁能担保他没有沾染“世风”？即便他沾染了，与他“著名的青年评论家”的头衔能有什么污损么？

    的确这本书无关他“开疆”，也无关他“守成”。

    那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是一本浸淫着谢有顺温润之心的大书。

    谢有顺心目中的好文学，首先要有俗世之肉。源于俗世生活的俗事俗情是构建文学精神圣塔的根基，谢有顺立基于此来表达他对文学创造的看法。

    生命哲学、生命美学把世界、美的本质等“元”问题和生命粘连起来理解，以消弭人与物的对立，从而实现减缓了人类生存焦虑的目的。以之辐射到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确打开了一扇窗，驱除了些许人们心灵的障蔽。然而问题也因之而产生，即过分精神化地对待周遭的世界，是否最终抽掉物质的载体，堕入精神的嘘气当中，沦为彻底的凌空高蹈？谢有顺痛切地指出了当下小说写作的这一弊风，倡导郑重的写作态度，重视小说的物质外壳建设。何谓小说的物质外壳？就是小说所传达的人心和灵魂层面，必须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物质外壳来盛装。小说的物质外壳由生活的经验、细节和材料来建构。具体讲来，也就是作家要有一颗世俗的心；写人记事要合情合理；要尊重人情物理的常识等。

    小说的本质是世俗的，作家要以一颗体察生活的俗心，浸泡于生活之中，方能蘸满生活的五味酱汁。即便是像《红楼梦》这样比较务虚的小说，作家也正是仰仗一颗俗心的体察，把大观园在时间上几乎停滞的日常生活断面呈现了出来，建构起《红楼梦》的物质基础，也由此承托起曹雪芹的精神大境界。张爱玲瞄在家长里短，在俗气的柴米油盐中见出世界的细微。散文与诗歌呢，若没有俗心的参与，随时随地取材，根本没法“其意自见”地流露精神内涵。写人记事的合情理并非和虚构相矛盾。文学作品离不开想象，一定程度的虚构是允许的，关键是虚构也要遵循现实的法则。谢有顺对此也有精到的论述。譬如《西游记》、《变形记》这些作品，表相上看是幻界的叙述，可幻想界的事理也都是合于人间世的。比如金庸的小说也是这方面的典范，尽管它有虚构，可是再怎么虚构，尊重生活和经验的常识，也是依赖一种内在的逻辑把细节聚拢在一起的。凌空蹈虚式样的写作，从某种程度来说更为容易，毕竟不会犯常识性错误。可是由此构成的写作，往往无法进入严肃文学创造的行列。反之，那些坐实在人事常识里的文学作品，表达的是平常心，创造的张力或许大一些。遵从生活的常识要求作家做生活的专家，其对生活的表达，不能仅仅停留于生活中乖张的部分，要放眼于生活常识的表达。因为生活的常识才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文学创造物质外壳的奠基仅仅是一部分，在此之上的精神灵魂飞升亦是作家需要着力考虑的问题，谢有顺所强调的文学创作的物质性不是沉湎于生活的庸俗散乱，不是形而下，而是抵达灵魂的前奏。[NextPage]
    谢有顺推崇的好文学，尤其重视灵魂之在。好的文学，必定得在现实关怀之外，上升到追问存在的高度。

    文学是灵魂的叙事，可精神有不同的维度，灵魂也有质量的大小。中国小说一直秉承抒写关于国家、社会，民族、历史的母题，超越性的不多。所以《红楼梦》及鲁迅的《野草》就显得弥足珍贵。新时期伊始，关注现实人伦的写作仍然是主流，这在“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及其“反思文学”上面体现得非常清楚，即便是表层看来它们挣脱了原先政治总体话语的支配。而从话语方式反观这一变化，则发现它们在反抗意识形态独断专行的总体话语的时候，凭依的思想仍然是先验的，人物仍旧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所以得出的结论和当时的社会总体话语仍旧是一致的。就这一层面而言，关于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追问很容易和现实达成和解，缺乏坚定的绝决的追问勇气。事实上，现世层面问题的解决，并不代表人类生存境遇难题的消散；人类穷尽了生活的全相。而是要沉潜下去，沿着那条狭小的精神路径一直走下去，走到心灵的深渊，把一切伪装的生存饰物都揭开，看看人心究竟要些什么，人们的精神究竟在哪里才能居住下来。唯有这样的文学，才是寻找灵魂的文学，才是值得为之垂泪的文学。由此，谢有顺呼告中国作家有必要强化自己在精神追问上的力度，去探问人之存在，“人的存在之谜不在于他现在是什么，而在于他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对人所了解的，不过是人身上潜在要素的一小部分。描述人类现在是什么，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我们无法设想人类能够成为什么。”

    已经有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现实性；未知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可能性。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要表达存在的现实状况，更要竭力探求存在的可能性。中国文学要改变的状况是:过于屈服于存在的现实，把已有的现实存在，看作是合理的，不可更改的，以致在存在的可能性上，几乎不作任何想象。若不改变，那么这一精神上的屈服性，会成为中国文学进一步深化自己的大限。

“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是谢有顺在纪念巴金的文章中对巴金反思“文革”反省自己精神世界的肯定；其实，它何尝不是谢有顺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警醒认识和批判价值之所在的标杆性认定呢？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