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若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探问。但数年间她还是有一些机会与陈寅恪见面。有次，陈寅恪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又有一次，陈寅恪对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了我的毒。"二十年后，回首往事，黄萱这样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陈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陈寅恪这些话表明，"没有参加运动"的老人，对形势并不陌生，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与敏锐。
从一九六六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一九六七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
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迹近难寻。那么，支撑著这位早几年已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的文化大师，度过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一份当年中山大学编写的"形势报告"，有一股充满了极"左"语言的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在这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在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一年，中大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群众愤恨至极，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陈寅恪是唯一一人。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
校方痛斥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一句诗，出自"论再生缘"中陈寅恪感叹与陈端生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造反派"们只是凭直觉认为"兴亡遗恨"与新旧政权有关。中山大学前历史系教授何肇发二十多年后这样认为，幸亏当年"造反派"根本读不懂陈寅恪的诗，不然陈寅恪极有可能当场被打死。痛哉斯言。
另据知情者回忆，"文革"期间"造反派"曾令金应熙等人"注释"陈寅恪的诗作。故陈寅恪的"反动诗作"也成为陈寅恪的一条罪状。
"不甘心"的陈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残存了一千多个日子，直到耗尽了最后一缕不平之气。从一九五九年陈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开表达死"的意志开始，"死亡"的话题从此若隐若现地伴随著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顽强地活著。当无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来解脱生命所不能承受的屈辱与重压时，甚有条件自行了断此生的陈寅恪，却表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志。
陈寅恪的"不甘心"，绝非如"造反派"所认为的为了"蒋家王朝"。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的官方档案中，明确地记载着这两个"备战"风云甚浓烈的年头。陈寅恪对形势有如此判断，"他对国民党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陆表示怀疑"。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他（陈寅恪）表示高兴，认为我国有了核力量将会更加强大。"这些记载表示，陈寅恪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分析与评估，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
二
陈寅恪没有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
令陈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帮凶的一物－－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
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有两年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在这段岁月陈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残，想来其真相已永远不足为外人道矣。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梁夫人为这一野蛮行径添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陈寅恪的心脏病日趋严重。
折磨，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后进入高潮，陶铸被打倒，各路打著不同旗号的"造反派"纷纷上门逼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用"惨无人道"一词来形容，并不为过。一九六七年夏，唐筼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大概是在这个时候，陈寅恪写下一副"遗恨塞乾坤"的预挽爱妻的对联。联云：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对泣"的古典，比喻为夫妻共守穷困；"废残难豹隐"，道尽人生的无奈：天欲绝陈，先毁其目，后夺其足，即便命运如此，欲觅一避世隐居处了此残生也不可求。这副"预挽妻联"语气极之凄凉。
唐筼经年为病痛所困。在晚年，陈、唐两人一直认为唐筼将先陈寅恪而去，这也是陈寅恪向唐筼生前预撰挽联的一个内情。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之际，这对四十载相依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这段时期，陈寅恪向校方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二十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如"婴儿一般"失去旁人护理便无法生存的陈寅恪，在这一刻充盈著丈夫的怜惜之情。在陈寅恪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日子里，陈寅恪的"申请书"，无疑是用生命写就的。
此时，陈、唐两人相依相存的情势已变成唐筼一人独力撑承两个生命的重荷。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二女儿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一九六六年结婚迁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外，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恪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亲属中还有人贴大字报云"要坚决划清界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千万个家庭亲情的伤害，也在陈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
对于实际上已"死"过许多回的人来说，所有的伤害已变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三
死亡的气息终于逼近。
一九六九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十六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陈寅恪的死亡。"文革"结束后，陈寅恪获得"平反"，当时迫令陈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释为"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用来作指挥部"。一位对陈寅恪晚年甚为了解的朋友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陈寅恪不搬家，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报告－－《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份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百万知识分子在整整三年的浩劫中第一次有了片刻的喘息机会。十九天后，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给予知识分子以"出路"的这个中共中央文件，未能挽回陈寅恪的命运。
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中山大学在一份《坚决落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再教育"和"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对于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要注意加以区别。像陈寅恪，一贯利用学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应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把他们批得比狗屎还要臭。以后，给予一定的生活费，养起来作反面教员"。不能给陈寅恪"出路"的症结就在这里。其时陈寅恪已搬到西南区五十号的平房宿舍去了。陌生的环境，已不成样子的家，并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这一年已走到尽头。
在这最后的时刻，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校园大部份人（包括陈寅恪两个女儿）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革委会与"工宣队"等权力机构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文革"结束后，校方传出陈寅恪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这个说法，正是源自这段"革委会"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的时期。真相如何，恐怕永远都不可探究。因为直至陈寅恪死后，中山大学的有关材料依然用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语调，评价"比狗屎还要臭"的陈寅恪的所谓政治态度，死不悔改的陈寅恪，死后依然遭到诅咒。而民间的传说，则更接近人物的性格，据说陈寅恪临终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门查看，陈寅恪断断续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二是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时中国与前苏联在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一连串武装冲突，两国总理为此就边界地区领土问题举行为世界瞩目的外交谈判。陈寅恪为此事而表态，不知北京方面是否曾就此问题征询过陈氏的意见。而"行将就木"的历史学家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表明陈寅恪最终仍与共产党"划清了界线"－－这就是这个传说最传神的一笔，当年人们已这样理解陈寅恪。民间传说很生动，似乎也"很可信"！
比较肯定的情形是，在这生命最后的二百来天里，陈寅恪已瘦得不成样子，少数的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他也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
对自己的结局，有一点是陈寅恪预测落空的，那就是他先爱妻而去。正因为这样，在他去世后，令人很伤痛的一件事发生了。四十五天之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八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筼亦追随九泉下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筼死于心脏病、脑出血，但在这四十五天中，唐筼从容为自己安排后事。她嘱咐从四川赶来帮忙料理陈寅恪后事的大女儿流求，若她死后不必再从四川来广州了；并一再寄语三个女儿要好好团结。在这四十五天，唐筼连一些细微的事情也安排考虑到了。她曾对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唐筼去世后，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便解开了生与死的谜底。死，是轻而易举的。唐筼大半生靠药物维系著生命，只需停药数天，生命的苦痛与哀伤便永远结束。十八年前，"我敬姊志节"的唐筼曾满怀感伤之情写下《哭从姊琬玉夫人》的悼念诗，诗中两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并以敬怀的笔触写下这样两句："姊母殉夫死，姊亦传其烈"。十八年后，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显现。
七十一岁的唐筼，平静地了断了缠绕了七十一年的人生之凄苦，为陈寅恪而活著的唐筼，亦为陈寅恪而死。陈寅恪的人生，应该延续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
本文摘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