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总想攀高枝拿莫言说事，但实在因为太巧了，不得不说，不得不攀。
莫言获诺奖演讲《讲故事的人》讲了许多故事，妈妈的故事，姑姑的故事，单干户“蓝脸”的故事，同学没哭的故事和自己告状的故事……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是他爷爷给他讲的。为逃避一场暴风雨，外出打工的八个泥瓦匠躲进一座破庙。雷声一阵紧似一阵在庙外炸响，火球一个接一个在门外滚动，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其中一个人开口说：我们八人中，必有一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谁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没人出去，那么就朝门口扔草帽，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谁就必须出去接受惩罚。大家照做了。结果，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刮出门去。于是大家把不愿意出去的他扔出了庙门。而就在那一瞬间，破庙轰然倒塌。不用说，庙里的七个人死了，活下来的只有那个被扔出庙的人。
读完莫言爷爷给莫言讲的这个故事，我倏然记起我的爷爷给我讲的故事。一条船在湖里航行当中，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船剧烈地上下颠簸左右摇晃，眼看就要沉没。众人惊慌失措之际，但见湖心出现一把壶、一只手、一个盅：壶、手、盅。于是船老大高声喊道：船上有叫胡守忠的吗？有人应道我叫胡守忠。船老大指着湖心的壶、手、盅说，天意如此，莫怪我等无情。说罢让大家把胡守忠扔下水去。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大浪打上船来，船整个翻了。不用说，除了胡守忠，船上其他人全部葬身湖底。
显然，除了人物和舞台，两个故事的情节和主题如出一辙，就好像两位爷爷一起商量过似的。莫言听他爷爷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时候大约刚上初一。初一的我也听明白了：满船人里边，只有胡守忠一个好人，其他人全是坏蛋——天要惩罚的肯定是坏蛋。所以自己要当好人，不当坏蛋，并且要跟坏蛋作斗争！
此后不到一年，“文革”风暴刮来了。又过两年，我初中“毕业”回乡了，作为回乡知青在务农过程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第一堂课就是参加生产队贫下中农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大会。长长的大筒屋子，南北两铺大炕，贫下中农盘腿坐在炕上，爷爷对着一个大电灯泡站在地中央，胸前挂一块木板，上面用毛笔字歪歪扭扭写着“打倒地主还乡团团长林忠显”，名字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政治队长宣布批斗大会开始，贫协主任开第一炮。有人按爷爷的头，叫他低头认罪。爷爷不肯低，按一下，挺一下。挺一下，按一下。这么着，住在我家后院一位县一中高中毕业生忽然举起拳头高呼打倒我爷爷，大家跟着喊。我躲在大人背后，没举拳，也没喊。大家一连喊了三四遍。最后喊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由得，我想起爷爷讲的那个故事：大家要把一个人扔下水了，船要翻了不成？
爷爷当然不是“地主还乡团团长”，后来不了了之，除了被勒令去公社所在地的小镇扫了一冬天雪，倒也没受更多的惩罚。但这件事对自尊心极强的爷爷造成了不一般的伤害。据我所知，爷爷至死都没饶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批斗过他并且欺负他的孙子——甚至不让他的孙子吹笛子——的贫协主任，一个是带头喊打倒他的后院那个高中生。“前后院住着，平时一口一个林大爷，怎么就忽然喊打倒我了呢？喊得出口吗？小子忒不像话！”这意味着，1993年去世的爷爷至死都没能理解“文革”。不妨说，爷爷至死都未能将他对我讲的“壶·手·盅”（胡守忠）的故事同“文革”联系起来。至少，这对“文革”是幸运的。
话说回来，莫言的爷爷和我的爷爷对作为孙子的他和我讲这个故事倒也罢了，其用意也不难明白。可莫言为什么要在瑞典学院那么庄严郑重的场合重讲这个故事呢？就个人而言，无论如何他都不是被扔出去的人——尽管得奖后“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相反，他是被选中穿上燕尾服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故事都是隐喻。那么，莫言借此隐喻什么呢？人性的弱点？多数人的暴政或集体无意识？天理昭昭、天意的公正？抑或以公正、公众的名义排除异己的结果？有一点可以断定，莫言作为讲故事和会讲故事的人，在那样的场合是不会随便讲故事的。
顺便说一句，我的爷爷给我讲的这个故事，此前我从未讲过。
（作者系知名翻译家）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