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先生去世后，众多学人都在表彰先生之学行，2012年4月22日《上海书评》中又见葛兆光先生文《怀想朱维铮先生》与李零先生文《维铮先生二三事》。李零先生在此文中说：“我们都看不惯1989年后风起云涌的保守主义：传统文化热和尊孔读经风，以及肉麻吹捧大师，有如大师转世、附体显灵的所谓学术史，被人视为欺师灭祖。”李先生概括的1989后之学界生态境况为我等涉世不深者所难以详考熟知，然所提及的朱先生对读经的态度倒也一目了然。已有人称誉朱先生是“最后的经学史家”（参见《东方早报》2012年3月18日B12版王家范文《悼念朱维铮先生》）。那么，经学史之研究与读经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经学与史学之间亦复如是。
借用朱维铮先生的话，经学就是中世纪的官方意识形态；形势一变，经学也跟着变，先生称此乃“学随术变”。葛兆光先生在回忆文章当中还引用了朱先生于1998年给他的一封信，其中有云：“仍然旧调重弹，以为中世纪中国‘学’和‘术’实二致。倘说有一以贯之的传统，只能说指‘学随术变’。”经书里面记载的多属于上古时代的历史；只不过那时候的读书人尚未有“进步”的观念，相信经书为圣人所制，所记录的上古时代最为美好，而圣人笔下总会有永不褪色的“微言大义”；那么史书中所记载的史实就几乎都在三代之后，其中多充斥着讹诈之举，记录者在身份上也不能与“圣人”相提并论。若说到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其所涉及者甚多，但这里仅用在古代中国出现过的一类阅读现象来加以说明。
时至今日，我们仍得依靠阅读来扩展认知。而在当下，个人的“阅读世界”总该是开放的，尽管时常会为种种无知感到遗憾，但也无可奈何，谁叫我们是人！我试图将“阅读世界”作粗疏的分类：一是“公开的阅读世界”，在此当中，其阅读对象不遭禁忌，且在不少属于在“知识权力”的呼唤下展开的阅读；一是“隐私的阅读世界”，其对象往往仅与纯粹的个人爱好、癖好相关联，而这些尚属犯忌，故只好自我消遣之。
王闿运（壬秋）是近代有名的经师，而他对于经书的兴致好像并不高（他应该乐于作一个文士），但为声名计之，也不能不潜心于经书，而我们在他的日记中才能看到他作为经师的些许矛盾、无奈。比如，他阅读比对其他经学著作而完成了《燕礼》的注解，但又自嘲道：“今又增一郑康成，乃锢蔽聪明也。”王闿运以诙谐享誉士林，则木呆注经的生涯，未必为其本愿。然在“知识权力”之下，“纵横家”王壬秋又如何能错过知识可能换来的好命运呢？王闿运讲解经书、鼓励人多读经书所涉及的阅读问题，便当在“公开的阅读世界”之内。当然，在阅读问题上，也有不为“知识权力”所感召的人和事：巴金先生回忆过少年时代阅读克鲁泡特金《告少年》节译本的情景，他尤为书后附录的一句话所打动——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巴老读《告少年》一事便发生于“隐私的阅读世界”之中。
在尊经的时代，经书在“公开的阅读世界”当中享有最高的荣誉——所以王闿运也无可奈何地过着经师生涯。而根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发行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书籍占有二百三十六册，史部有四百五十一册，子部有三百六十七册，集部有四百三十五册。事实上，经部书籍在全部丛书中的数量最少，而史部最多。另外，不是所有的经书都是该读的，一段时间内只有那几部经学注解著作被列入了“公开的阅读世界”，我们自然可以想到其数量之少、范围之狭。北宋的毕仲游就说：“举子止问得失，王安石在位，则经义欲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经义欲合司马光。”毕仲游抱怨天下举子过分功利，一心“应试”，对于考试的必读书目以外的书籍都不太留意，以至于他说：“风俗伤败，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
尽管史书数量相对庞大，但史书的地位却难以敌经书。虽然不少人强调，经史乃一切学问的根基，但仍有士人会公开地指出，仅仅研究历史并不能代表此人受到了足够的教育，在私人空间中对经学有过微词的王闿运就公开说过：“为学但当治经。读子、史者，失学之人也。”并且，在历史上还曾发生过“禁史”的事情，即史书曾经被强行驱赶出了“公开的阅读世界”。
北宋时候，王安石便仇视史学，他在为相之时，即有“禁史”之举。同时，他自己重新注解经书，成《三经新义》，以此作为科考的必读书。王安石为何仇史呢？大体言之，王安石对于“三代治世”有极高的信仰；汉唐固然强盛，但是与经书中所记载的“治世”相比，尚有极大的距离；汉唐史中充斥着多少不良之举，这些岂可为一心希贤的圣朝百姓所效法？因此，对于眼前的世界，若望大的整顿，必须以一个完美世界为参照，故当取法于经书的记载。与王安石意见相左的便有司马光。司马氏极为重视历史，其编纂《资治通鉴》一事，亦是要表明他与王安石的分歧。王安石对于史学的警惕，在他身后，依然有不可小视的影响。
黎靖德在《朱子语类》之中记录了南宋朱熹讲过的一则饶有趣味的故事。北宋徽宗时候，朝廷宣令禁史。“隐相”梁师成一心邀宠，曾颇得徽宗的信赖。一日，“圣驾将幸师成家”，梁师成急着叫其仆人整理书室。令梁师成大感意外的是，当家仆收拾停当之后，他却发现其将书籍按照经史类别鳞次栉比，他怒斥其奴：“把这般文字将出来做什么！”匆忙之中，梁师成亲自与其仆人将所有史书隐藏起来，仅在书室中陈列经书。那么，梁师成在其私人空间当中并未限制自己阅读史书，但在公开自己的阅读世界时，他依然要表明自己遵从了今上的教诲，只对伟大高尚的书籍发生兴趣，也仅对遥远的美好三代有炙热的向往。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