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斯教授在将他开创的分析方法用于对有形制度，如企业、市场和法律的研究以后，就转向了对精神领域的思考。在他看来，这两个领域没有多大差别。在“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一文中，他把一种理论流派看成思想市场中的一种产品，它的功能不仅是向消费者提供效用，即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而且是作为竞争中的一种产品与其它产品共同构成市场中的竞争。在“经济学与相邻学科”一文中，他把经济学近似地看作企业，用决定企业边界的方法去探索学科间的边界。在 “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一文中，科斯教授又在探寻经济学与政府之间的边界（2010）。
最终，科斯教授把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加以对照。在他看来，在尊从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上，这两个市场不应有什么区别。只是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背景下，美国的思想市场比商品市场更少政府管制。科斯教授质疑，两种市场的这种不一致必定意味着其中有一个市场的状况是错的。或者是商品市场的管制是错的，或者是思想市场缺乏管制，或者有某种中间状态（2010）。我们揣测，科斯教授这种温和的质疑，实际上是在肯定思想市场的自由的前提下，对商品市场中的管制提出批评。但是如果按字面理解，我们还是要先证明，思想市场会不会失灵。
市场失灵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交易会带来负外部经济，使得社会成本大于个体成本。如一个企业生产时污染了周边环境。另一类是具有正外部经济的交易无法实现，使得实际的社会收益少于潜在的社会收益。如在没有专利法时，技术创新不足。
对于第二种情形，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创立政府。这种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保护产权。科斯在评论《国富论》时说，“当斯密说‘公正的法律’时，表明他看到了设立政府——即我们所说的产业制度的必要性，但是，他对除此之外的政府行为并不赞成。”（第105页）实际上，解决这类“动力不足”的市场失灵时，政府的作法不是管制，而是“促进”。产权制度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交易的有效制度。专利法不过是把物质领域的产权制度推广到了精神领域。
涉及政府管制的，是第一种情形。所谓“管制”是政府直接对市场交易进行干预。具体表现为对交易的数量和价格进行限制。这可做广义理解。限制数量，最严厉的可以是数量为零，即禁止某种产品的生产和交易，如毒品。限制价格，可以是直接管制价格，如对自然垄断领域的价格管制；可以是征税，如对污染制造者的所谓“庇古税”；可以是增加成本，如对污染处理的强制性要求。即使是这些市场失灵现象，科斯教授也认为不一定要施加政府管制。例如对于污染，科斯建议用污染权的交易替代“庇古税”。
那么，思想市场呢？
二．
要讨论思想市场是否会失灵，首先还是要知道，什么是思想市场，以及思想市场的功能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形式发生作用的。
思想市场是对商品市场的比拟。在其中，各种不同的思想，表现为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宗教教义，是思想市场中的不同的思想产品，可以被比拟为商品市场中的商品。学者，思想者，宗教创立者、传承者和传播者，等等，是思想产品的生产者或供给者。思想市场中的“消费者”，就是各种思想的接受者，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需要，选择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思想产品“消费”。
思想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交易。在某一个思想领域，是思想市场的一个细分市场，不同的思想在其中互相竞争，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在思想市场的自由交易和竞争中，“好的”思想产品被选择出来。所谓“好的思想产品”主要是能够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规范人们行为从而有利于人的长远利益的文化价值。总而言之，“消费”“好的”思想产品可以使人们改善自己的境况，增加自己的合法财富，提升自己的精神价值。因而，人们可以通过对利害的判断选择“好的思想产品”。因此可以说，自由的不受干预的思想市场具有选择出的好的思想产品的功能。
在思想市场中，还有另一种“交易”，这就是思想间的交流。这也许可以被理解为是思想的中间市场的交易。不同的思想者之间经过交流，包括辩论甚至争论，可以互相借鉴，也可以思考对方对自己的批评，从而进一步改进自己的理论，提升思想产品的质量。这样就可以在争夺最终消费者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如果说在思想的“最终产品”市场中，思想产品还借助于一些有形形式，如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及网络传媒，从而具有某种货币交易的形式，那么在这种中间产品的思想交易中，往往见不到货币，而是用观念交换观念。
关于思想市场能够提供最好的思想产品的看法，很早就植根于美国。这在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得到了体现。美国先贤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重要条件，如果言论遭到限制，思想就会枯萎。不少研究者指出，关于言论自由的理念，一个思想资源就是“思想市场论”。这种理论认为，“为了寻求真理，最好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的力量本身被人们接受。”（转引自邱小平，2005，第32页）不言而喻，这隐含着一个推理，即坏的思想产品会在思想市场中被淘汰。甚至在思想之间的交流中，坏的思想就会被削弱，因为“言论能驳斥言论，宣传能打破宣传”（转引自52页）；“当思想在市场上竞争时，充分和自由的讨论能揭露和孤立虚假。”（转引自第57页）。
反过来，一旦思想市场遭到破坏，产生和形成“正确的思想”的机制就遭到破坏，“正确的思想”也就很难出现；相反，不正确的思想却可能大行其道。而“正确的思想”是一个社会赖以发展和走向繁荣的基本条件。所以，维护言论自由，保证思想市场不被破坏，就成为一个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原则。而唯一能够破坏思想市场的主体，就是政府。这是广义的政府概念，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所以，要想保卫思想市场，就要限制政府。正如不少研究者所说，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侵犯言论自由的立法。这被科斯教授表述为，“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2010，第79页）这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宪政背景。
科斯教授有关思想市场的观念，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显然是受到了这种美国传统的影响。并且似乎，科斯教授并没有仔细了解美国思想市场形成的历史，没有看到自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来，美国人为捍卫言论自由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把自由的思想市场视为当然。他引用思想市场概念的目的，是把其作为商品市场的榜样。不过科斯教授还是敏锐地发现，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因为他们是思想市场中的生产者，“思想市场是知识分子从事经营的市场”（2010，第82页）。所以他们极力维护言论自由。这样讲也许很功利，但知识分子的领域确实是一个社会推行言论自由原则的首要领域。有了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就至少有了思想市场中的多样化的供给。
无论是西方现代的宪政民主社会，还是中国传统中的有儒家宪政框架的君主制，统治者，或者说政府，其实也是言论自由的受益者。只是在人民主权概念下的政治实体，更像一个有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的统治者，它惟恐不能发现最好的思想产品。在这里，所谓“最好”，是指这种思想产品能够向统治者提供有关自然和社会的正确描述，以及恰当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使之可以更有效地治理社会。
这种看法认为，统治者并不天然拥有和自然获得最好的思想产品，它必须在各种思想产品中保持中立，甚至在形成“正统”思想以后，那些远远偏离甚至反对正统的思想，也是使“正统”保持“正确”的重要条件。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939年~1975年）威廉？道格拉斯认为，“充分和自由地讨论甚至为美国所痛恨的思想，也是鼓励检验美国自己的偏见。”（转引自邱小平，2005，第57页）大法官（1939年~1962年）法兰克福特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前提“承认了正统，但同时又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如果不限制质疑正统的言论，就最有可能产生真理”（转引自第54页），即能保持正统的正确性。
言论自由对统治者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及时了解下层民众和少数族群的不满，甚至让这种不满得到发泄，以舒缓社会的紧张。这在缺少直接民间表达机制的传统中国更为重要。早在周朝，政府就设立“风官”职位，其职责是搜集民间讥讽朝政的诗歌，以为执政者发现执政的不足。在大多数成功的朝代，言路通畅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而“阻塞言路”则是大罪。这在美国更是如此。大法官道格拉斯指出，“让思想得到传播，能使本来可能具有破坏性质的压力得以宣泄”，而“压制受到轻视的少数，而不是让他们一吐胸臆，只能使自由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转引自第57页）
所以，当谈到管制思想市场时，思想市场的宪政基础性质，思想自由以至言论自由不应受到压制的优先性质，小心翼翼地保证思想市场不受政府干预的破坏，是一个基本前提。而对思想市场的管制，不管我们证明是否需要，都是次一级的问题。
三．
如果我们要讨论思想市场的管制，就要首先证明，思想市场会否失灵。我们用思想市场比照商品市场，看看思想市场是否会失灵。首先，思想市场似乎也存在“动力不足”的市场失灵。这表现为思想产品还不够丰富，尤其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思想产品供给不足。例如，詹姆斯？布坎南最终承认，利已的经济人没有动力写一部宪法。然而，解决这种市场失灵，不一定需要政府。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克服思想产品供给不足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首先是，有些人具有超越自身利益的倾向，如布坎南所说，写宪法的人要有“宪法公民身份伦理”（《宪法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8，第203页）。这种倾向可能是天生的，即所谓“生而知之”，但多数情况下是后天学习和修身所致。这样的人会形成一个文化精英群体，除了一些物质依托外，他们有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加强对物质利益的超越。如比较极端的，有宗教中的禁欲主义；比较温和的，则是儒家的“孔颜之乐”。可以说，具有宪政意义的儒家文化原则的供给，是孔子个人在儒家文化精英群体中实现的。
第二种方法是家庭。一些富裕的家庭为其子弟提供优裕的生活环境，使其可以不从事直接的经济活动也能过着体面生活，从而可以在精神领域探索。例如达尔文就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这不仅使他的教育没有维持生计的压力，而且可以提供他搭乘小猎犬号军舰的费用。正是这次航行考察，为他提供了形成进化论的重要经验基础。在中国，“家庭”的概念就更大一些。早在春秋战国时间，就有“家”“养士”的传统。如“战国四君子”，即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和魏国的信陵君无忌，各养士三千。当然这个“家”一般是指卿大夫的家，是一个家族概念；由于有国君封的采邑，所以也有一部分“国”的性质。
第三种方法是企业和市场。一些企业家为了开发新产品，支持一些发明家进行研究。如在瓦特穷困潦倒之际，一个企业家对他进行了资助，最后完成了蒸汽机的改进。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指出，只要市场足够大，新的发明是可以获得足够报偿的。不过，应该指出，这种思想产品具有较强的私人物品性质，企业家个人的支持可以获得直接的和较快的回报。
应该承认，即使具有私人物品性质，思想产品的供给仍然不足。这是因为思想产品具有可低成本模仿和复制的特点。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多少是自发生成又经政府加强的产权制度推广到精神领域，即创立专利法。历史证明，自从有了专利法后，技术发明突飞猛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爱迪生。
那些多少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思想产品，显然就更加供给不足。在这方面，政府也扮演着促进的作用。例如1714年，在英国商人和水手的请愿下，英国议会同意设立“经度奖金”，促进了精确定位经度的技术的发展，最终奖金由制造出精密钟表的约翰？哈里森及其他人获得。通过政府的奖金，英国获得了精确定位经度的知识。实际上，由政府出资支持具有公共性质的思想产品，很早就有较成熟的形式。如在中国，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设立了稷下学宫，这是一个官方设立的最高学府；唐代开始设立的翰林院，实际上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西方世界也在十七、八世纪先后创建了国家科学院；如英国皇家科学院，法国科学院等。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