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以绘画名垂千古，其实他作为机械工程师的才华远远胜过他在美术上的完美。他最早设计出了减少摩擦的滚柱轴承、万向节、皮带传动、扁节链、伞齿轮、螺旋齿轮、飞轮、连续运动车床等；他甚至还设计了直升飞机、降落伞、潜水艇和坦克等。他在1496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明天一早我就制造皮带传送带，并开始试运行。每次运行能够生产400枚缝衣针，一小时运行100次就能够生产40000枚缝衣针，12小时就能够生产480000枚。如果按照1000根卖5个金币的话，那么400万枚就可以卖2000个金币。一天的工资是1000里拉；如果每个月工作20天，那么一年就可以挣到6万达克特。
达芬奇的这段话足可以证明，一个成功的机器怎样成为一个可怕的经济倍增器。1825年，英国废除了禁止机器出口的法令；依靠生产机器的机器，英国开始走向世界工厂。德国通过“普鲁士道路”完成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俾斯麦以“铁血政策”完成了国家统一，从而使德国工业革命实现了奇迹般的大跨越。
1846年废除谷物条例，标志着英国工业界已经取得支配地位。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自由贸易”原则；1849年，英国废除航海条例，自由贸易取代重商主义成为大英帝国新的“意识形态咒语”，世界由此进入自由贸易时代。
对很多西方思想家来说，自由贸易是一种文明力量，正是自由贸易将西方文明的甘露撒向全世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鲍林有句名言：耶稣基督就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就是耶稣基督。
对人类历史来说，200年弹指一挥，但它常常带来沧海桑田的巨变。作为一个传统的世界纺织大国，印度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一受害者。“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马克思）。17世纪的英国还是印度纺织品的净进口国，到19世纪中期，曾经向英国出口棉纺织品的印度已经变成了兰开夏郡工厂的棉花原材料供应者，英国反过来将棉纺织品出口到印度，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果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的去工业化。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
1851年，英国人口2100万，纺织工人就达210万。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英国工业资本异军突起，成为世界经济的旗舰。法国、美国和德国紧随其后，西欧为世界经济装上了发动机。1790年的法国只有900架珍妮纺机，15年后就发展到12500架，拿破仑的第一帝国一时独步欧陆，直到1815年在滑铁卢被英国制服。到1830年，英国实际垄断了世界钢铁、蒸汽机及纺织机的工业生产，并用武力将自己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建立起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
从哥伦布时代开始，直到瓦特时代，全球化走过了一个筚路蓝缕的历史过程，工业革命将生产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大工业的出现使商品交换迅速扩大，当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时，就形成一个世界市场。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这种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剧烈碰撞形成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
二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8世纪称为“革命的年代”，将19世纪称之为“帝国的年代”。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市场垄断化、政治寡头化；帝国政府的目的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公民的自由；少数富人剥削多数穷人。
进入19世纪以后，先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而大英帝国则是19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
大英帝国的建立，既是殖民化的过程，也是全球化的过程。在《帝国》一书中，弗格森把由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概括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文化、政体、资本市场和战争的全球化；或者说，武力、经济和文化是大英帝国建立并维持的三大支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与大英帝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对帝国臣民并没有多少关爱，自然也没有太多的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经济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欧文与写作《道德情操论》的亚当?斯密一样，始终将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归咎于人的贪婪与道德败坏，另一方面他也如同后来的马克思一样，认为私有制乃罪恶之源。“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唯利是图的资本家都是“衣冠禽兽”，“在现存的制度下，财富变成了奴役大众的根源和人人角逐的对象”，工人成了“工资制的奴隶”，“国家的财富和民族的威力天天在增长，而民众的贫困、屈辱和痛苦也日益深重”。
马克思如同资本主义的病理专家，他在巨著《资本论》中强烈抨击“原始聚积资本的秘密”来自“征服、奴役、抢劫和谋杀，简单的说，就是以武力获得”。
事实上，少数人的富有与多数人的贫困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发明。思想家贝洛克将这种通过集体主义手段的“奴隶国家”比作一台平稳运行的“机器”，完全没有“人类和有机体的复杂性”。他在《奴隶国家》中写道：
在工业体系出现之前，资本主义就已经在英国出现了。……在一连串重大发现之前，英国这个工业制度的发源地就已经被置于一种富人的寡头政治掌控之下了。……大众群体将在法律强制措施下，为少数群体的利益进行劳作，而给予他们的回报便是，他们将享受到旧资本主义无法提供的安全保障。
三
如果抛开道德因素，那么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只是一种现代的经济生活方式。在棉花革命之前，圈地运动产生的英国毛纺工业孕育了近代工业。当时仍然是家庭手工业时期，织工身兼工匠和老板，一架祖传的破旧织机就是作坊。“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纱织布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父亲织布，还把纱卖掉。他们虽然是不太富裕的农民，但至少还不是无产者。”随着“布业家”包买商人的出现，从事生产的织工成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商业资本家转变成为工业资本家，这样，工厂时代开始了。在去道德化的重商主义鼓舞下，资本的原始积累充满血腥的味道，成为名副其实的“罪恶之花”。“穷人像苍蝇一样繁殖着，很快就到了工厂所需要的成熟年龄——十岁或者十二岁，在纺纱厂和矿井里开始了他们的劳动，然后廉价地死去。”
由于蒸汽机和纺织机器的广泛使用，纱厂工作不仅很容易学会，而且只需要很少的体力，于是工场主大批雇用妇女，尤其是儿童。
1788年，英国142个纱厂使用童工共计25000人，女工31000人，男工只有26000人。六七岁的儿童即被投进工厂，工厂主喜欢儿童最主要的原因是儿童的软弱和温顺，而成年人往往不愿意易屈从。同时，童工的工钱非常低，不及成年人的1/3。兰开夏的最初一批工厂基本全是儿童；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工厂里同时有1000多个儿童。这些可怜儿童中的大多数是孤儿院的贫穷儿童。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童工的工作也要夜以继日地连续进行。他们轮班休息，以至于床铺从未冷过。这种情况下，工伤事故成为家常便饭。过长的工作使儿童特别疲劳，稍微反应迟钝，不是手指被皮带轧断，就是四肢被齿轮碾碎。
“机器排挤工人，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从而迫使工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家强加于他们的法律。这样，机器就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机器本来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手段，但在此时，却成了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最可靠手段”（马克思）。18世纪中后期，由妇女和儿童构成的纺纱工的工资只有每天4到6便士，不及短工工资的1/3。“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资本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工人的收入降到了最低点。“在大多数行业中，人们从早晨6点起工作到晚上6点为止，但成衣工人的工作日要多两小时。在冬季，他们要在烛光下工作几个小时。连续地坐那么多的时间，几乎屈腰伏在工作台上，在烛光下如此长期俯首于针织工作，因此，他们的精力耗尽了，他们健康和视力不久也衰弱了……”当时的许多织工的工资几乎难以维持最低生活费用，没有住房没有家具没有照明，甚至连晚上睡觉时铺在身下保暖的干草都没有。
面对“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淌着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嘲讽道：“国家财富与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进城务工的失地农民占到英国农民的1/3以上；成千上万不幸的流浪者身无分文，只能病饿而死。马尔萨斯们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而懒惰是一种罪恶，因此贫穷就是犯罪。英国政府颁布《济贫法》，禁止失地农民流浪，任何流浪者都将被警察逮捕后送往工场进行强制劳动。1843年，英国有200万名技术工人沦为济贫法的囚犯。乞丐安置方案被称做“恐怖之家”：乞丐将在那里被迫每天劳动14个小时，饮食仅够果腹。工业城市的街道狭窄，路面没铺设，到处是污泥、排泄物、恶心的臭味，肮脏的环境让传染病迅速散布。劳工、机械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17岁，而乡村地区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8岁；出生在曼彻斯特的儿童有一半以上活不到5岁。
在“饥饿的40年代”，英国经济大幅下跌，棉纺业陷入困境，资本家破产，失业率一度高达18.6%。正是在这种悲惨背景下，恩格斯和马克思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的工资还会继续下降。1848年，这一思想构成了《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四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关于普罗克鲁斯特的传说，这个凶恶的强盗有一只大铁床；每次他捉到俘虏，总要将其绑在铁床上；如果这个俘虏的身体比铁床长，就要被剁掉超出的部分，比如双脚和双腿；如果这个俘虏比铁床短，就要被活活的拉伸到与铁床一般长。对工人来说，工厂就是普罗克鲁斯特的大铁床。工厂主完全把工人们改变成为血肉机器，这种机器要同那些木制和铁制的机器在行动上保持一致，在动作上一样准确，在功能上精确配合。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流浪者的农民，在古怪恐怖的法律下，面对鞭打、烙印和酷刑，不得不习惯于工厂制度的纪律。”
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厂，传统的自由放任被极其严格的规则所代替：工人进厂、出厂和饮食都按钟表的安排有条不紊地进行。每个人在工厂都有严格的位置限定和任务指标，工头通过监视、罚款或解雇，甚至更残酷的强制措施管理工人。虽然在一些手工场也有这种纪律，但只有到了机器时代才使之普遍化。
在18世纪的英国大工业家中，阿克赖特无疑是一个榜样；在工厂制度方面，许多是他的独特发明。这个理发匠出身的老板冷酷而又勤奋，他唯一的仁慈之处是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为12小时；而在他以后的工厂里，平均工作时间都在14小时以上。
早在西方世界进入机器时代之前，军团体制就已经将人转化为一种杀戮机器，马其顿方阵使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进入机器时代以后，西方世界终于彻底地军团化，会计、律师、军人和官僚们都将按部就班争分夺秒视为最重要的美德。
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大机器打破了工人技能所搭建的劳动过程壁垒，机器代替了传统的技术和人工。大量生产的工厂体制消灭了传统的家庭作坊，工业如同军事，工厂如同营房。无情的机械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征服工人，保证工厂车间里的纪律。家庭手工业者沦为机器的俘虏和奴隶，他们的技术被剥夺。因为一个真正的工人是不需要技巧的，他需要的只是对机器的绝对服从。资本家只需要占有机器，即可获得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而工人则成为机器手臂的延伸，成为资本家控制的劳动过程中的奴隶。工业革命彻底颠覆了人类传统的劳动模式，劳动者被赶出他们的家庭和村庄，被编入工厂，然后在机器的统治下成为国家财富的源泉。
欧文在《论工业体系的影响》一书中不无忧虑地批评道：
工业体系的影响业已遍及大英帝国全境，导致人民群众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仍在快速进行中，不久以后，农民那种相对快乐淳朴的性格将会荡然无存。……雇工与雇主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撕成碎片，只剩下一种考量，即一方能从另一方得到什么直接利益。雇主把雇工仅仅看作牟利的工具，而雇工则养成了一种粗野凶暴的性格。
工业时代的人类无异是从西西弗斯惩罚开始的。任何人一进入机器化的工厂，就如同进入了兵营或监狱。在唯利润的资本家眼中，你只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人。他付给你工资，你就必须干活；如同他购买机器，机器必须运转一样。
五
机器的出现创造了资本家，也创造国家这个更为巨大的机器。机器使人类踏上一条永远没有归途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资本和权力面前，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和奴仆。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使人类的智力越来越遭到压制，人的劳动越来越枯燥和无趣。机器越来越像人，而人却越来越像机器。机器从事着复杂的工作，而人的工作却越来越机械和单调。这种精神上的奴役使劳动成为一种西西弗斯的惩罚。
在古希腊神话中，格林多之王西西弗斯因为触怒了天神，被惩罚将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当石头好不容易推到山顶时，石头又从山的另一边滚落下去；西西弗斯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向山上推石头，推上去，然后滚下去，再推上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尽头。
1844 年欧洲将工厂（factory）定义为“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人们借助于由水力、蒸气力或任何其他机械动力发动的机器来工作；把棉花、羊毛、鬃、丝、亚麻、大麻、黄麻或麻屑等进行准备、制造、加工或改变为某种形状。”机器的使用是区别现代机器工厂和传统手工工场的主要标志。机器奠定了资本主义崛起的基础。复杂的机器代替了比较简单的工具之后，大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本。由于促使生产大大加速，机器便使流动资本进一步增大。因此，机器使没有资本的工人更加不能经营工业，因而造成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工厂的出现，构成一个单一专制的权力社会，管理一个工厂实际上就是行使统治权，资本家如同一个暴君或者一个明君。在索霍工厂，博尔顿将他的工人们训练得非常整齐划一，以致当齿轮和铁锤的声音不一致时，他马上命令停工检修。有人将博尔顿称作“一个在自己队伍中间的铁将军”。另一名“将军”——陶器制造商韦奇伍德则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工人们的反抗，然后按在自己的计划实行了严格精确的分工。
机器时代的成功者大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他们重视机器更胜过尊重人，他们支配别人就像使用一件工具或者机器。这类人都是反社会的精英，具有冷血、野蛮、顽强、自私等特点，他们既缺乏智力和道德、也丧失了想象力和同情心，但唯有一点，他们都是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诺德强调道：“当我说英国最大的祸害是贫富对立时，我想说的是，这种祸害不仅是指外部条件上的贫富对立，而且也指（或者说更多是指）情感上的对立。”新保守主义思想家骚塞积极支持欧文的行动，他严肃地指出，工业革命最大的弊端是穷人的处境，“这种处境使我们不断面临奴隶战争的恐惧，如果不及早改善，迟早会爆发战争”；“大资本家变成了池塘里的狗鱼一样，吞噬掉那些弱鱼小虾。确定无疑的是，一部分人的贫困随着另一部分人财富的增幅而随之恶化”；工厂“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诞生着身体和道德上的邪恶，两者之间成正比”。
六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历史总有它的规律。
1848年之后，英国进入繁荣的“维多利亚时期”。工人的工资大幅增长，生活水准逐步提高。随着英国经济发展，工人们自发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以保障工人群体的福利，而不必依靠国家来救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这种愿望落空了，共产主义在英国彻底成为一个孤魂野鬼般的“幽灵”。1858年，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承认，“英国的无产阶级确是愈加资产阶级化了”。工人生活安定之后，特别是获得政治权利（公民选举权）以后，对暴力运动随即失去了兴趣，从而使《宣言》里所说的革命无以发生。
如何将工业大众作为选民、公民和参与者引入社区，从而避免社会动荡和引发革命？美国思想家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指出：“事实证明西方的反应是非常成功的：不仅避免了革命，还在很大程度上同化吸收了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在极权统治者阻止了任何自由改革的国家，重组社会问题本身才成为一种政治挑战，一般都以暴力冲突而告终。19世纪中叶，像马克思这样眼光敏锐的观察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克服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唯一方式是革命。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是这样问题可以和平地演变为新政、伟大社会和福利国家。”
历史就是无数个成功或失败的试验。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最宏伟的试验。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提供了另一个走出革命困境的文本。
2000多年前，中国智者墨子就提出“尚贤”精神，“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法国革命的口号就是建立一个“职位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社会，而这样的多元开放型社会早已在英国落地扎根。法国步英国后尘，很快也摆脱了自由与贫困之间的困扰。“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才不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成为政治词汇的一部分”（威克利《词语古今》）。
从英国的《大宪章》到法国的《人权宣言》，法律成为一个理性社会的根本，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写道：
18世纪末的《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宣布了他的时代的到来。
七
这一历史细节告诉人们：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经济就是政治。从此以后，“拼经济”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思想，而政治和战争实际也是经济的延伸。
回首这段往事，马克思显然没有意识到，机器时代已经将人贬落凡尘，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劳动沦为一种普通的商品。资本家购买的是一个人的劳动，而不是这个人本身；对资本家来说，机器远比人更重要。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是缺乏道德观念和良知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又是完全一致的，如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马克思仅以一个较短的时间，通过对曼彻斯特的棉纺产业现状分析，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和悲观的革命预言，他忽略了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的力量。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个伦理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他从人类的天性利己主义推断出市场的道德性和有效性：利己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人类的行为；自私自利的自由导致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1799年，资本家欧文在他的新拉纳克纱厂进行了一些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社会实验，并取得了成功。他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0小时，禁止不满12岁的童工劳动，提高工人工资。欧文发现，他的新拉纳克纱厂2500名工人每天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如果在仅仅50年前，就需要60万名劳动者才能生产出来。欧文的质疑是，如果2500名工人与50年前那60万名工人生活水平相同，或者提高不多，那么生产力提高所产生的巨大社会财富有何价值？资本家不仅应懂得创造利润，也应懂得分享财富。
1824年，欧文用15万美元买下美国印第安纳州州的30000英亩土地，建设了一个共产主义色彩的“和谐新村”。在《新和谐公社组织法》中，他设想了一个财产公有、平等、自由的新王国，这里的一切都实行按需供应的配给制，教育和医疗都实习免费。最终，因为无法从制度层面解决私有制与人的道德问题，欧文和他的和谐公社一起破产。
在100多年后，这种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思想终于在几乎所有的欧美民主国家得到实现，提倡人权、保护和扶持弱者、维护国际道义，所有公民都享有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教育医疗等免费福利。从这里或许可以说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
对于马克思来说，和西方资产阶级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选民”一样，西方无产阶级是人类的“选民”。“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每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马克思理论中，工人与资本家是完全对立的，贫穷的工人因为不充足的工资而造成不充足的购买力，他不能以自己的工资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最终将导致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结果导致工厂倒闭、失业、购买力继续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萧条。失业的无产阶级在绝望中被迫进行革命，以取消财产权的共产主义取代贫富不均的资本主义。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