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综合儒法两家所言，认为古来有“一存，两亡，三至，四忠，五事，六邪，七教，八道”。“ 一存”即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 “凝神一志，弘思远益，应权通变，用以图存”，这十六个字便是名家张作耀先生对“一存”的最佳解释。“两亡”便是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提出的“亡国” 与“亡天下”，改朝易服、更换国号、江山易主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后世顾颉刚先生将其引申为政权的更替与民族的兴 亡，至为精辟。“三至”便是孔子所说“至礼而不廉让，则天下大治；至赏而不浪费，则士人喜悦；至乐而无声息，则举国相和”。意思是以前英明的领导对全国的 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 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这样一来，光荣的美誉就因此而得以宏扬，这就叫“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四忠”即神忠、人忠、犬忠、狼忠。雅量高致、文武筹 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者为神忠，仗义疏财、让舍以民、急公好义者为人忠，为保一家一姓之天下而不惜伏地流血、助纣为虐、阻谏质纳者为犬忠，见风使舵，攀龙 附凤，首鼠两端，心志残忍，损人利己者，为狼忠。“五事”便是貌、言、视、听、思。

 

　　“六邪”即为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长短经》有言：“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 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 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 廷，如此者，谗臣也。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 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意为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俸禄，对本职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航，八面玲珑，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 怕负责任，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滥竽充数而已。只要是皇帝讲的，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是君王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 好头”。嘴上这么说，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摸主子的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所好，及时上贡，来满足主子的声色之乐，把主子巴结得浑身通泰。渐渐的，当君王的不把 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人了，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这种官员就叫做“谀臣”。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 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君王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官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 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 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朝堂之上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篡夺权力，造成自 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 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领导 人了解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辩；暗地里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国家元首，闹得国际上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这是 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七教”便是孔子所言“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上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 节，此之谓七教也”，意思是说执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点：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二是尊重年长的人，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爱；三是乐善 好施，臣民才会光明磊落；四是亲近贤人，全国人民才会选择有道德的人接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没有隐瞒；六是厌恶贪婪，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七是提倡谦 让，臣民才会有节操。至于“八道”，则是《尹文子》所载“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

 

　　昔南唐中主李璟治法不严，遂有冯延巳、冯延鲁、魏岑、陈觉、查文徽“五鬼”用事，以致朝纲败坏，民不聊生；伪皇帝朱温，待下严苛，亦不免兵 败三垂岗；孔明治蜀，十年不赦，蜀乃大治，梁武帝一年数赦，终至身败亡国，古之鉴也。可见，法律的制定应该如三国时期蜀汉的文臣张裔所说：“赏不遗远，罚 不阿近，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必罚明威，信赏尽能。”这就是说法律的制定不能偏于一端，对于上述所说“六邪”自然应该除恶务尽，但自古至今也有七种正臣， 堪称国之栋梁，但却因其世界观、方法论与普通臣子大相径庭，难免会破坏到细枝末节的条例，对于此，当途者难道不该给予特殊的体谅和栽培吗？《世要论》给我 们介绍了七种正臣： “一、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意思是说有些臣子不善言辞，说出来的话不好听，而当途者的却要注意，这个臣子虽然嘴笨，但他是个内 秀的人，有一肚子锦囊妙计。如果当途者只因他秃嘴笨舌，说话刺耳，就处处看不顺眼，冷落疏远他，他的才干就得不到发挥了。对这样的臣子，能不体察到他的心 直口讷，而不加以宽容吗？

 

　　“二、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意思是有的当途者而相貌憨厚土气，说话吭吭巴巴，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可是脑子好使 得很，聪慧敏锐，能发现、想到被别人忽略的问题。对这样的臣子，当途者的不应当为了他本质上淳朴、聪敏的优点而宽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吗？

 

　　“三、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意思是有的臣子是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臣子，当途者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四、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意思是有的臣子公正廉明，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发 生了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臣子，当途者应当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五、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意思是说有的臣子个性倔强，道德标准很高，要想让他委屈求全，违反他的人格标准 去迎合某一种意见，屈从某一种局势，他死也不干。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傻子。还有的臣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让他阿谀世俗做一件事，个 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件事将给社会带来祸患，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名，也不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往往被当作傻子。对于这些高风亮节，品格高尚的臣 子，当途者不是应当特别加以理解、重用吗？

 

　　“六、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意思是说有些臣子在基层工作，地位不高，没有名气，路子也窄，但是爱动脑 筋，有见地，能向君王提出很好的意见。虽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级反映情况，讨论国事。对于这种官员，当途者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吗？

 

　　“七、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意思是有的臣子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途者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一味偏执一端，不知变通，法律必然会变成奸诈狡黠之人的护身符或对忠臣良将自戕自害的工具。三国时期蜀汉的北伐便是明证。马谡为人深明大 义，辩词犀利，腹含韬略，既是外交之才，也是谋国之臣。魏国的大将孙礼、郭淮、张郃、司马懿都曾吃过他的亏，而诸葛亮却只因其街亭一败执意将其置于死地， 说：“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另一说，诸葛亮不得不杀马谡是为了要稳定荆州集团、益州集 团和东州集团的关系，调和三者之间的矛盾，亦即是说马谡必须成为三个利益集团互相攻讦的替罪羊。此种假说不无道理，但如此一来，诸葛亮的人品就很可疑了。 因此本文不采纳。）无怪乎习凿齿会说他：“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规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今蜀僻 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试问，哪朝哪代的名将、良臣打的败仗、犯的错误没有一箩 筐？况且“先主诫谡之不可临阵，岂不谓其非才也？亮受诫而不获奉承，明谡之难废也。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此举又何异于 “饲人于虎，不教而诛”？！

 

　　所以说乱世用重典，盛世减刑罚，清平纳《中论》。《中论》曰：“夫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自古及令，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 而不亡也。”历史的规律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 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 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 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辩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 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编辑：陈家坪）